“舜葬九疑”是他作出的千古定论
□ 洋中鱼
·打卡时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元封五年冬(公元前106年)
·打卡地点：九嶷山
１要想全面了解司马迁，真不容易。
隔着两千多年的岁月，如同隔着两千多级上山台阶。无论我们怎么仰望，看到的只是他的模糊背影。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附近的龙门山下的某个村庄。
他儿时的知识和记忆几乎都是父亲司马谈给的。父亲告诉他：司马这个姓，得益于祖先的官职。后来，他把父亲的话写进了《太史公自序》里：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其实，司马迁出生的时候，司马谈还未做官，在家乡以务农为生。为考上太史令这个官职，司马谈努力学习，让儿子司马迁也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所以，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能诵读《左传》《春秋》《国语》等古代史籍，成了当地的神童。
司马谈当上太史令的这一年，年仅十岁的司马迁随父亲来到了长安。从此，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长安人才云集，给司马迁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司马迁曾经向当时有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孔安国和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勤奋刻苦的司马迁，在良师的指导下，学识越来越广博，如鹤立鸡群，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神奇而神秘的大自然，蕴藏着无限玄机，往往会带给有缘者许多启迪。
汉武帝元朔三年暨公元前126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迁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背着行囊，怀着继承祖辈史官事业的志向，开始访游名山名川，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各方面的历史材料。
对于这段记忆，他在《太史公自序》是这样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也就是在出游的第二年（元朔四年）暨公元前125年，他打卡永州。
２尽管司马迁的足印早就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但根据他在《太史公自序》里的记载，我们还是能大致还原他当年的行踪路线的。
他这次从京师长安出发,往东南到达南阳郡，然后横过中原大地，抵达江淮地区。他登上会稽山，站在探访深幽的“禹穴”，然后来到九江郡，攀登庐山。又抵达九嶷山，寻迹湘西沅江，再到淮阴、淮泗口，以及孔子故里曲阜、邹县、彭城、睢阳等地，然后经大梁、函谷关，回到了长安。
他一路走，一路打听，一路记录。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故事，如同沙滩上的一枚枚贝壳，被他小心翼翼地拾起、清洗，然后装入自己的口袋，变成自己今后创作的财富。
在路上，他迎来了新年。雪融花开，春色依然。
司马迁行走在路上，风景在路上，积累在路上。
还记得，他那次从洞庭君山到零陵蘋岛沿途听说了许多关于舜帝南巡和二妃寻夫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像一块块闪光的碎金，吸引着司马迁好奇的目光，牵引着他坚定的足迹。
在零陵郡下辖的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境内，有一座九嶷山,也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司马迁沿着潇水溯流而上，从营道县转陆路，穿越无数山川，终于抵达了他向往已久的九嶷山。
哦，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斑竹了，远远看去，像点点泪痕洒在竹竿上。难道这真是当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的血泪化成的吗？
司马迁登上九嶷山，在满山的竹林中慢慢走着，用手抚摸着一根根斑竹，想起二妃寻夫的美丽神话传说，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于山巅环顾，发现九峰相似，密布如棋盘。而周边的群山，犹如朝廷文武百官和天下万民，都在朝九嶷山跪拜。这是多么神奇的自然景观啊！
难道舜真的葬在这里？难道娥皇和女英真的到过这里？
司马迁一边走访，一边记录，一边到现场考证辨认。
这玉琯岩前的舜帝陵庙，就是人们祭祀虞舜的最好见证！
随着象封有庳，叔均留驻九嶷，夔、龙日夜守护，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等传说故事的相继涌现，司马迁心中的虞舜行踪逐渐明晰，他仿佛看见了虞舜在此行走的背影，闻到了虞舜在此的轻微喘息。因此他在后来的《史记》里作出如下结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３青山逶迤，江河滚滚。两年行旅，晃眼而过。
回到长安之后，司马迁并没有立即找到工作，接下来的六、七年，他都是在协助父亲撰写《太史公书》。期间，还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春秋》等知识。
元狩五年暨公元前119年，二十八岁的司马迁通过考试后，被朝廷授予郎中，正式走上仕途。郎中的主要职责是看守宫门。官位虽然卑微，但能经常接近皇上，便令许多人刮目相看。
如是过了六年，到元鼎四年暨公元前113年，父亲司马谈由太史令兼任大行礼官，负责朝廷重大礼仪活动。
也就在这一年，汉武帝开始巡游郡县。作为皇帝身边的郎中，司马迁首次随汉武帝出巡，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兼大行礼官，也在其中。父子同时跟在皇帝身边，那份荣耀，让司马迁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再次到雍去行祭祀，司马迁再次随行。
汉武帝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人，对于身边的官员和奴仆，他大大小小都会有一些印象。司马迁多次跟随出游，他留给汉武帝的印象是：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学识丰富、修养良好、问答巧妙，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元鼎六年暨公元前111年正月，由于边境形势需要，汉武帝将司马迁由郎中提升为郎中将，并派他出使巴蜀以南，代表西汉政府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各少数民族。
司马迁到了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辱使命，如期完成任务。
等他赶回去像汉武帝汇报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他本想去长安汇报的，得知汉武帝正在去泰山的路上，于是往东追来。
他追到洛阳，却得知父亲因突发疾病留在了那里，这让司马迁大吃一惊，决定先去看望父亲，再去泰山向汉武帝汇报西南之行的工作。
父子相见，泪水涟涟。司马谈估计自己在世不多，便叮嘱儿子：“我死后，你必定为太史；做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看见儿子点头答应，司马谈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微笑了一下,便撒手人寰。
把父亲埋葬之后，司马迁的心情渐渐趋于平静，想起自己的使命，不敢多耽搁，于是匆匆赶往泰山，去见汉武帝。
４元封三年暨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从此，司马迁履行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开始论著历史这一伟大的工程。
汉代京都有一个机关叫石室金匮，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那里藏有许多古籍文献，司马迁久旱逢甘霖，长时间钻入其中，如痴如醉地品读，几乎忘了一切身外之事。
从繁杂的竹简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很不容易。由于竹简部分损坏或串竹简的牛皮绳断了,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重新归类、整理、登记。但是，司马迁乐此不疲，在过程中忘了昼夜，忘了周边，忘了同僚，忘了自己。
那些年，他以石室金匮为家，终日与竹简为友，以竹简为枕、为案，以至于脑海里满是竹简，满是竹简上的列列文字。
万籁俱静时，司马迁仍在伏案阅读；东方欲晓时，司马迁仍在伏案疾书。
多少个日日夜夜啊，连星月都熟悉了他愈加瘦削的背影；多少个日日夜夜啊，连江河都熟悉了他那双眼睛渐渐近视的双眼；多少个日日夜夜啊，连虫鸟都惊讶他那深夜干咳的声音……
可这并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他还得陪同汉武帝出去巡游、祭祀。作为太史令，这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像现今旅游公司的业务经理，频频外出巡游祭祀达到十次之多。
期间的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司马迁扈从南巡。途中，汉武帝忽然想起封禅泰山之后，不应忘了九嶷山，于是派司马迁就近南下, 过长江，入洞庭，到九嶷山祭舜。
水，还是那条水；山，还是那座山。司马迁再次来到九嶷山，已经时隔近二十年。
昔日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已经人到中年。昔日的单身汉，如今已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官至丞相的陕西华阴人杨敞）。
故地重游，司马迁感慨良多。想起虞舜的美德和爱情，想起大汉的江山社稷，想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起自己业已故去的父亲，以及自己小小的家庭，他心里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京城长安，汉武帝又交给了他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牵头修改历法。
就在制定新历的同时，时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加速了自己的《史记》著述。
因为他一直没有忘记父亲司马谈临死前的话。修史写记，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这在当时属于超职权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历史的使命鞭策着他，父亲的遗命督促着他，宏伟的理想激励着他，大汉的现状召唤着他。
司马迁别无选择，只好日夜奋笔疾书，挥毫洒墨，以满腔热情和严谨态度，著述《史记》。
直到有一天，大祸降临，司马迁不得不中止写作，由此陷入痛苦的深渊。
５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飞来横祸，也是致命的灾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天，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陵只带了五千步兵出发，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双方兵力相距悬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李陵依然率部奋勇作战，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经过八昼夜的战斗，他们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因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十分恼怒，在朝会上大发脾气：这个李陵真是没有骨气，战死了我们还当他是英雄，现在投降简直连狗熊都不如！
汉武帝一边发脾气，一边征求百官的意见。大臣们对此事心知肚明，无奈贰师将军李广利是皇帝宠妃的哥哥，哪个敢得罪？因此，唯唯诺诺，不敢出声。
汉武帝就把目光投向太史令司马迁，询问他的看法。
司马迁平时虽然跟李陵的交往不多，两人志趣也不相投，但凭着平日的印象，他就坦陈：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奇士，领着五千壮士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苦战多日，周旋上千里地，将士死伤累累却毫无惧色，这样的气节应该值得表扬！
司马迁的意思是，这分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失职，怎么能怪李陵呢？
汉武帝一听，心中大怒：你司马迁算是哪根葱？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居然跟我唱对台戏？不给点颜色给你瞧瞧，你就不知道大汉皇帝的威信在哪里！
于是一招手，便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突遭此难，司马迁无处申冤，而且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罪，要么宫刑。
司马迁为了那些尚未完成的著作，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后者。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的某日，司马迁心如冷灰，面无表情地走进蚕室，接受了残酷的宫刑！
没有了男人的特征，但依然还有男人的血性。他要把这人世间的真实面目，揭露给后人，他要把事情的善恶是非，留给后人去评判、去鉴别。
６太始元年暨公元前96年，全国大赦，被囚禁了三年的司马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获得人身自由。
汉武帝诏令司马迁到朝，看见昔日才华横溢的太史令，或许是一股悔意和怜悯油然而生，或许是旧恨未销再次去侮辱，汉武帝委以他中书令之任。
中书令与尚书令的机构是类似的,主要是作为皇帝与尚书之间的传声筒。要知道，中书令从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这对司马迁来说，难道不是再一次的侮辱和嘲讽吗？
司马迁心里反复念叨着一个字：忍！忍！！忍！！！
他把心中的委屈，以书信的方式告诉了好友任安。
其实，任安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至少可以说在宫廷斗争的关键时刻态度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因而惹祸上身，最后葬送了卿卿性命。
司马迁出狱不久，就收到了任安的一封信，意思是从此把他当成一般的宦官，叫他待人接物要谨慎，要不负朝廷的重托，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等等。
司马迁并没有马上回信，而是等任安因为犯罪入狱、快要被斩首时，才写信告诉他。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
在信中，司马迁满怀激愤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声泪俱下地控诉汉武帝的是非不明、残暴无情（……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表达了自己的“三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并将自己目前的境况坦然相告，还讲述了自己为这部著作的忍耐与付出：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封信同时也传达出一个信息：他（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已经基本完稿！
他说的这部著作就是《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因司马迁做过太史令而得名。东汉时始有《史记》这一说法，后沿用此名。
《史记》是司马迁违法私自撰写的，也是汉代文学作品的绝妙佳作。它为中国的历史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它光芒万丈，照亮了前代的历史，也照亮了后代人献身史学的道路。
于永州而言，司马迁是一个值得铭记和感恩的人，正是因为他在《史记·五帝本纪》的一句话：“（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为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古老地名——零陵，作出了权威的诠释；也为舜帝的最后归宿，作出了一个千古定论。
司马迁创作《史记》(资料图片)
司马迁的《史记》（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