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朱晓玫的漂泊人生 | 兼谈巴赫与中国思想

                                        朱晓玫与哥德堡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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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玫的漂泊人生

她弹了30多年的巴赫,谁到了何种程度,她一下就能听出来。她说,这就像中国古人说的,书读百遍,其意自现。

朱晓玫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她本来可以更早毕业,她8岁时候已经能在广播电台演奏,10岁就进了北京音乐学院附中学钢琴。但“文革”打断了她的学业,把她送到张家口的一个农场,在那里待了5年。这期间她几次逃回北京,曾经在音乐学院偷过乐谱,画过假票去听音乐会,音乐是她在那段日子里最大的安慰。后来因为普及样板戏,她得到了一个伴奏的资格,从此就偷偷练习弹古典音乐。从北京托运到农场的钢琴是她外祖父母给父母的结婚礼物,她母亲曾用它给她弹奏过舒曼的《梦幻曲》。朱晓玫几年前买了一架斯坦威,但还是忘不了这台老钢琴,她说,当年琴托运来的时候弦断了,她甚至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去找钢丝代替。在冬天,她弹琴的房间如同冰窖,她靠练习巴赫温暖手指,人们问她在弹什么,她说,这是阿尔巴尼亚音乐。

改革开放后,她想要出国学音乐。第一站本是洛杉矶音乐学院,她到香港打了两个月工才买得起机票。在飞机上,邻座的美国汉学家使她第一次接触老子的哲学。在洛杉矶体育场,她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体育场太大听不清楚,而周围人都在讨论度假计划。当她在洛杉矶做了两个月保姆后,终于在波士顿有了一个机会,她去那里应试,音乐理论交了白卷——她根本不知道谁写了一首4分33秒完全沉默的音乐作品。但她凭借出色的演奏技术还是被录取了。33岁时,她顺利拿到了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学位。朱晓玫说,许多钢琴家30岁已经功成名就,都不好好练习了,而她33岁才刚刚开始。但大门依旧向她紧闭,因为贫穷,她连有规律的练习都不能保证。她又去法国碰运气,在巴黎找到一位钢琴教授,弹给他听,教授每小时收费400法郎。当她介绍完自己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还剩37分钟,她把上了发条的闹钟放在琴上,开始弹舒曼的《大卫同盟舞曲》。闹钟响起时还没有弹完,但她实在没钱付下一个小时的费用,就垂下了双手。结果教授急了,说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弹得这么好,我怎么能要你的钱?教授就去找了他的学生,7个人每周分别休息一天,于是朱晓玫就获得了一周7天的练习机会。后来她在一次演奏中认识了一位伊朗王室的后裔,这位老太太因为喜欢她的演奏,给她提供住处,带她到卢浮宫,指着创作于公元前190年的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雕塑对她说,我希望你在台上像她一样自信。老太太还说:“如果我能够弹成你那样,我愿意在农场待上10年!”

青年朱晓玫

朱晓玫的命运于是在法国有了转折,她说这一切都如同奇迹,但这奇迹背后是她非凡的技艺。她利用一切机会弹奏巴赫,说只有巴赫才能给她心灵上的宁静。《道德经》和《庄子》成为她的另一个精神支柱,她也在其中找到了中国古人和巴赫的相通之处。她把对位法看成另一种书法,把呼吸和冥想作为一种进入音乐的方式。

40岁那年,朱晓玫在巴黎的圣朱利安教堂获得了第一次个人演奏会的成功。法国人似乎对她在钢琴上表现的东方气质并不陌生,这也使她获得了鼓舞。如今朱晓玫是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哥德堡变奏曲》成了她每天必弹的曲目,已经陪伴她度过了30多年,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她的自传《河流与她的秘密》在2007年出版,这本书也按照《哥德堡变奏曲》的结构,分成了32章。朱晓玫一直在寻求演奏上的中庸之道,在她看来,中庸绝不是走中间道路,而是在演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通过这个点可以发掘出作品的每个维度,无论对于《哥德堡变奏曲》还是世界上其他事情,都是如此。2014年6月,朱晓玫在莱比锡托马斯教堂巴赫的墓前演奏了这首巴赫的代表作,她是全世界第一个获得这个机会的钢琴家。11月,她将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办独奏音乐会,而在北京的音乐会所得,将捐赠给“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她说,这也是为了还她父亲的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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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梅访谈录

三联生活周刊:1990年有人来找你录生平第一张CD,你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痕迹”。但近年来你几次表示,希望在中国开办自己的音乐学校,并且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聆听巴赫。你的想法在这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晓玫:“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痕迹”这句话是我的父亲教导我的,在中国,我们许多老前辈都采取了这种人生态度。但我很惭愧自己没能做到。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阻隔还很明显,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等我到了国外后,我每天弹巴赫的作品,才意识到他不但属于西方,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他的作品如同数学一样严谨,但展现出的效果却能够拯救人的心灵。我常常开玩笑说,应该把巴赫的音乐摆在药店里面卖,当你烦躁的时候,它不是让你睡觉,而是让你安静,就像打坐一样,巴赫会让你的身体得到很大的益处。每当我审视巴赫的作品,我都感叹他的手法之高超,几乎每次都有新发现。我是个无神论者,可是我感觉巴赫所作不是人类能做到的。我现在把他所有作品都练习过了,越来越觉得他伟大,尤其是他晚年没有完成的那部《赋格的艺术》,在他写了这部作品后,没有后人再敢碰赋格这种音乐形式了,不可能再达到他的高度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巴赫?

朱晓玫:我希望艺术上没有中西之分,我在25个国家为不同的人演奏过巴赫,不管是懂音乐的还是不懂音乐的,是孩子还是老人,病人还是犯人,他的音乐既然在我的身上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对于其他人也一定会有同等的效果。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中国最初的传播是通过一段互联网上的视频和一个传奇故事,即一位天才钢琴家因为时代的原因忍受了巨大的苦难最终得以成功,你希望你的经历成为一个励志故事吗?

朱晓玫: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我已经上百次拒绝把我的自传翻译成中文了。首先我觉得我的这些小破事儿,和中国许多人在十年浩劫中受到的苦根本没法比较,我怎么会斗胆写这样一本书?我和律师斗争了三年多,最后还是没办法,他对我说,你必须自己写这本书,因为你不写别人就会来写,你根本无法控制内容。我没有资格来讲自己过去受到的苦,我觉得它们根本不值一提,受苦的人那样多,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另外我也希望大家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故事上,音乐是第一位的,如果感受不到,那就算了,不要讲什么故事。我这次回中国开演奏会是一个尝试,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听懂,会不会从此都喜欢上巴赫,我自己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我自己也经过了30多年才认识到巴赫的伟大,但这件事总要去做。

                                      朱晓玫演绎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国内和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直很不顺利,但你一直很坚强地在抗争,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你的音乐应该有很强烈的力量感,但它们却很安宁并且富于智慧,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

朱晓玫:许多人羡慕国外,但国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到了国外后才意识到中国古代哲学的美好。在西方国家,许多情况下,谦逊并不是美德,而是无能,你得会吹嘘和推销自己,每个人都在这么做,没有的事,要说有,要把自己吹上天才会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还不读读《道德经》和《庄子》,我也许就要疯了。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我在学校时还是被批斗的对象,所以别人对我好我就会不舒服,你应该骂我才对啊。直到现在我还和这种心理作斗争,我上台的时候会不好意思,看着台下这么多观众,觉得他们花了钱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听我弹琴,我算什么呀?有一次我弹得不好的时候,我和经纪人说,能不能把票钱退给他们?结果人们听了都大笑,说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过,你把老子的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资源,通过它来理解巴赫,你能详细说说吗?

朱晓玫:很巧合,巴赫的名字在德语里就是小溪的意思,在《道德经》里也有很多处提到水,水是很柔弱的,它没有自己的形状,随着外界不同的形状在变化,但它是最有力量的,石头都斗不过它,会被它腐蚀。巴赫的音乐也是这样,它不会产生非常辉煌的感觉,也没有什么戏剧性,但它很温暖,很和谐,很平静,它的深度会给你非常丰富的感觉。这很像老子和庄子提倡的,真正有力量的人是不会去叫喊的。老子提倡“无为”,让人顺应自然不妄为,天下可能没有第二个哲学家讲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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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演奏的巴赫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天要弹奏多长时间的巴赫?

朱晓玫:每天早上4个小时,我雷打不动地弹奏巴赫,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弹完了才会觉得舒服。我没有什么目标。我觉得演奏家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种境界。很多读书人也是如此,杨绛在《干校六记》里写钱锺书,说他在那里也觉得没什么,就是没有书读很难受,我觉得是一样的,最终成了一种习惯。

三联生活周刊:这就类似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朱晓玫:对,就是这个意思,许多人问我你怎么这么有毅力,其实我一点毅力都没有。我有一次在聚会上演奏,就觉得累得不得了,以后这种聚会我再也不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自传里提到,有一次你在法国的老师在演奏会后陷入了自我怀疑。即使是拉赫玛尼诺夫、塞尔金、李帕蒂和肯普夫这样的大师,也会有时候感到茫然。你有这样的时候吗?

朱晓玫:对我来说,每一分钟都存在怀疑。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自我怀疑,他的艺术也很难进步。但只要你真的喜欢,怀疑也不会使你放弃。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过这种时候吗,另一个自己跳出乐谱来重新审视音乐?

朱晓玫:没有,我倒是觉得越来越进去了,觉得它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与我在一起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我面前弹琴,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没有进去,都是在门外敲敲打打,逢场作戏。当你进去了以后,就会觉得自己不存在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才是理想状态?

朱晓玫:对,我开了200多场独奏会,这种状态也只出现过两次。11月份我会在中国演出,我很担心自己进入不了状态。但这种事,我也不能患得患失,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去在乎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3月你在德国莱比锡布业大厦演奏了《赋格的艺术》,但更重要的是在6月,你在莱比锡托马斯教堂巴赫的墓前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你能谈谈这次演出吗?

朱晓玫:诚实地说,很多时候弹得好坏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例如观众、场地、时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在托马斯教堂演出,有很好的条件,巴赫在这里工作了30年,旁边就是他授课的学校,再远一点就是咖啡馆,星期天他会在那里演奏,另外这里还有舒曼常常去吃饭的地方,我崇拜的这些音乐家都在这里生活过,我呼吸着他们呼吸过的空气,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演出时,你进入了无我的理想状态吗?

朱晓玫:没有。这个音乐会晚上22点半才开始,这时候我已经是半睡眠状态了。在巴黎我住的是公寓,晚上19点钟以后就不能弹琴了,邻居会有意见,所以我总是很早就休息了。在莱比锡,那天有好几场音乐会,演出方认为我的那场最重要,就安排到最后一场,认为在那个时间最有气氛。我也没有办法。

三联生活周刊: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谈论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时候说,他认为每个小节都有它自己的体系,就像人的呼吸,乐句产生出的能量如同吸气,待到达某一点时开始放松,如同呼气,这是一种产生与消退的过程,你也谈到过《哥德堡变奏曲》自身的呼吸和内在节奏,但我觉得你和他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朱晓玫:我觉得每个人表达对巴赫的喜爱,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在我看来,巴赫的音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流动性,它不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蹦出来的,我听过很多《哥德堡变奏曲》的录音,有些演奏我之所以不喜欢,就因为它们的句子不够长,巴赫的句子弹得越长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枯燥,如果句子总是很短甚至一个音一个音地出来,我很快就累了。我觉得演奏巴赫,先要把结构和走向研究好,把呼吸放舒缓,句子放长,否则对于演奏者来说,巴赫就像是迷宫一样,会使他们不知所措。

三联生活周刊:你喜欢谁对《哥德堡变奏曲》的演绎?

朱晓玫:有很多,对我来说每个人值得学习的地方和我想要避免的地方都不一样。1990年我第一次录《哥德堡变奏曲》的时候,已经听了所有的版本,但我还是想录。别人对我说,你这么做简直是疯了,没人会来听你的演奏,已经有这么多大师出过了唱片,我说没关系,我还是想录,我想要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没有人买也没关系。确实,10年间这些唱片就都堆在家里。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北京音乐学院的老师潘教授喜欢佩莱希亚的演奏,许多人认为他演奏的巴赫过于浪漫了,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朱晓玫:他的巴赫比较接近我的感觉,但还是不一样,他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在古尔德和他之间,我比较倾向于他。古尔德当然是天才,但他过于喜欢模仿大键琴了,他的触键、声音和句法都没有发挥钢琴的优势,所以我和他不太一样。但我对他非常尊敬,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音乐家,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东西,他怎么想,就怎么弹。

三联生活周刊:另外他后来还对自己的演奏做出了很大的修改。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录的《哥德堡变奏曲》里,音符和音符之间有很长的停顿,似乎在利用寂静传达意义。你的演奏里也有非常多吸引人的停顿。

朱晓玫:对我们来说,没有声音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无声胜有声,一个高明的艺术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哥德堡变奏曲》和《赋格的艺术》是你最喜欢的巴赫作品,它们在审美上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朱晓玫:我觉得《哥德堡变奏曲》包含了人的一切情感,里面有灰心的时候,有祈祷和期望的时刻,有欢乐,有诙谐,也有孩子般的童真,但《赋格的艺术》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情感,刚开始练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十分迷惑,找不到路,它传达出的既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更不是寂寞或者其他情感,它是哲理性的,超肉体的,不是情感的流露,不像有些浪漫派音乐那么容易懂,容易用语言形容出来。我现在弹琴的时候很少出现比喻的画面,都是一种哲理性的东西在推动我和巴赫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巴赫对你说了什么?

朱晓玫:是一种感受,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小时候弹巴赫,老师会对我说,这是一首小步舞曲,步子不能迈得太大,所以你要小心,都是这类解释。而现在,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具象的东西。但是对于孩子,你不能要求他们一开始就懂得这些。

三联生活周刊:在唱片工业繁荣的过去几十年里,演奏巴赫并且成名的演奏家很少,连里赫特都只录了《平均律》而没有《赋格的艺术》和《哥德堡变奏曲》,同时却有很多以演奏浪漫作品著称的演奏家,你认为这是巴赫作品的难度造成的吗?

朱晓玫: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演奏巴赫需要很多时间,像里赫特这样的大师是非常缺时间的,他有很多的演出,他必须和不同的乐队排练协奏曲,另外他的曲目也非常广。【每晚一张音乐CD公众号,输入李赫特】而我呢,在40岁之前根本没人愿意听我弹琴,一年有两三次演出就很不错了,这是坏处,也是好处,因为这样我就有时间去钻研巴赫,我现在听人弹《哥德堡变奏曲》,立刻就能听出他下没下工夫,弹琴的火候就像吃东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烂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这方面,还有别的原因吗?

朱晓玫:对,还有,许多人弹完巴赫,就立刻去弹别的作曲家的作品。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很难,我觉得没有哪个作曲家能够和巴赫相比,现在我也不太愿意跳出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喜欢别的作曲家的作品,你都已经录成CD了,比如贝多芬的《C小调第32号奏鸣曲》,比如舒曼的《大卫同盟舞曲》。

朱晓玫:对,说到舒曼这个作品,它是学习巴赫的典范。舒曼是巴赫最好的学生。我在弹这个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这么多声部,就非常高兴。也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那些有关晚年的、人生哲理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比较有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在巴黎音乐学院教课,在你看来,现在的年轻演奏家和你有很大的区别吗?

朱晓玫:时代不一样了,我和他们完全是隔代的感觉。我在音乐学院有一个学生,他要在两个星期内准备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怎么可能?结果他说,朱老师您也太过分了,像您这样认真,根本没有必要嘛——他们对于作品很少有神圣的感觉。我要准备一个新作品,没有6个月是绝对不可能上台演出的,我可以弹音符,但不达其意。

佩莱希亚没有6个月的准备,也是不会随便上台的。老一辈的演奏家都是我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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