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禁止手机进校园和当年禁止课外读物进校园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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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手机能不能进校园的争论从手机普及之后就开始了，00后的孩子都从这种争论中长大了。

时光到了2021年1月15号，教育主管部分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也就是明确禁止了手机进入校园，虽然不得前面有 “原则上”三个字。

我们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战斗对于一个孩子家长来说要进行20来年，甚至更长。而在这场持久战中社会、学校、家长还要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来自新科技的，也有来自新思想的。

比如，家长、学校、社会对电视机、游戏机、手机的抵制来自新科技，在电子时代到来之前的几千年，孩子都尿尿和泥玩，这些问题不存在；再比如关于早恋的问题，这也是自由恋爱观得到认可之后的事儿了，这之前我们经历了父母包办到组织包办的婚姻选择过程。

总体说，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斗争，那就是大人能干的事儿，孩子不能干，并且大人们全力阻止，不惜运用社会力量强制，也不让孩子去干。

本来好多事如果彻底放开，孩子是不会有那么大兴趣的，但大人不信，认为孩子没自制力，一定要强制。结果越强制，孩子越感兴趣。

其实，这就是东西方在教育上最大的区别，西方人更相信孩子，而东方人更相信通过管制的孩子才能让人相信。

东方人的这种思想源于自古以来的家长制社会，以及家长制所形成的家长制社会结构。

以前我们总说封建大家长，个人没有自由。如果你去读民国时期的书，你会发现都是追求个人自由，摆脱封建家长制的，中国人的自由恋爱观也是这样建立的。

也许矛盾、巴金、萧红等这些先进作家也想不到，这种家长制不但没有消减，而且越来越固化。他们没有看清的是，不是因为有封建家长，正是中国没有封建，没有我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这种思想，才使一以贯之的家长制无法解构，并越来越牢靠，并使整个社会对此产生依赖。

这样，孩子是不可信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孩子是不可信是管理权得以实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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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时学校禁弹弓，20世纪七十年代的男孩子每人都有一把弹弓。正因为每人都有弹弓，大家很少对射，也没有发生大人担心的打瞎眼睛的事。但学校不让带弹弓，倒不是为了保护鸟类，打老家贼（麻雀）是没问题的，学校是怕打碎玻璃。那时玻璃好像是比小孩子眼睛还珍贵的物件。不过，有禁止就有人想法绕过禁止，而这些绕过禁止的学生基本上也都是敢打碎学校玻璃的。当这样人偷着把弹弓带到学校之后，听话的、没带弹弓的学生遭殃了。带弹弓的学生在没有老师的时候敢用弹弓对着没弹弓同学的眼睛，威胁他交出一切，要不就打瞎他的眼睛。

我上中学时学校禁课外读物，那时没有教辅书，课外读物主要指小说、诗歌这些文学类的和《十万个为什么》这类科普类的书。老师抓得狠，抓到就没收。20世纪八十年代有两本手抄本小黄书，一本叫《曼娜回忆录》，也叫《少女之心》；另一本是琼瑶的《窗外》。我上初三的时候，有个大一点的同学不知道从哪借来了一本只剩下一半的《少女之心》，上学的路上看，怕到学校被老师发现，把书埋到了玉米地的垄沟里，结果，下午突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等于晚上放学挖出来都成泥了。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借了一册《天龙八部》。是盗版那种，分了好多册，那时有租书店，论本租，册多了能多租钱。因为老师天天搜书包，就把书放到了一棵老榆树的老呱（乌鸦）窝里，等放学再拿。可放学时，他爸到镇上办事，接他坐拖拉机回家了。他想反正是冬天，也不会下雨，书在老呱窝里明天也不会没。但等到第二天爬到树上拿书时，书早被乌鸦撕成碎片絮窝了。他气得把老呱窝扒了个精光，气得两只大乌鸦呱呱呱地在空中盘旋，可这本书的5块钱押金是拿不回来了，5块钱在那个年代不是小钱。

还有一次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在自习课上看一本文学类的杂志，被老师发现了，当全班同学的面猛批。那位女生脸小，冲出教室跑回了家。第二天家长找到了学校，说那位女生要跳水库自杀，但校长坚持说，学校不允许看课外读物，最后，这位优秀的女同学转学去了县城。那时的所有课外读物都是牛鬼蛇神，类似于后来的游戏机和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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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普及之后，或者是手机还没普及的时候，教育信息的发布就依赖手机了，最早的就是家校通、校讯通对手机的捆绑。在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推动下，教育部门极力配合，家校通成了普及手机的最后一道攻关，原来没有手机的老头、老太太为了接孙子也配备了手机。在互联网手机时代之前，那种按键机就成了小孩们消遣的游戏，以至于后来为了通讯方便，家长也给小孩配备了这种手机。

现在管小孩子玩手机是个难题，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这是一个手机的世界，我们无法把孩子隔离到手机世界之外。我们现在知道多吃粗粮很健康，我们就不让小孩子吃大米、白面，说吃这个容易得糖尿病，这叫因噎废食。

怎么不让孩子在课堂上玩手机，家长、社会怎么教育孩子合理地使用手机和禁止孩子用手机是两个话题。关于禁止在校园内玩手机和禁止手机进校园也是两个问题，直接禁止手机进校园显得非常粗暴。就是向学校校园内、课堂上玩手机低头，自认没招儿，这是教育的失败。如果这种行为行政化、社会化，那就是整个教育的失败，不得不采取非教育的行政强制手段。

其实，这种方式也反映了我们对社会的管理的特点，而民众对这种管理模式的依赖也助长了简单、粗暴手段的运用。

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这方面问题比我们轻，因为对互联网发展的限制，手机上能让小孩子玩的东西不多，相对吸引力小。

再有就是学校没什么学习任务，以玩为主，能玩的东西多，也就不依赖手机消遣了。

还有一点就是，一般网络也不好，比如通过流量玩比较顺畅的游戏和看视频比较难。

西方政府不会管这方面的事儿，管也是学校、老师，不同学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但多数是以告知为主，不可能采取强制手段。因为有个物权的问题，学校和老师都没有权力强制保管学生的私人物品，那是违法。

其实，禁止手机进校园，对家长和老师来讲好像是件好事，这回省事了，不用天天嘴拜年儿地和孩子讲了，人家不让，国家规定。这回家长、老师、学校可以一脚把球踢到国家的那个方面。

但这样会给孩子一种影响，就是啥都有人管，都不用自己操心，不行还有国家。可孩子长大了，家长、社会才发现这代孩子好像没长心，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怪孩子。

这都是当初简单、粗暴、图省心、踢皮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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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不是一个图省心的事，教育也不是让孩子听大人的，教育是大人如何适应孩子的问题，因为下一个时代是他们的。

那种家长制的作风只适合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时候祖传的经验才重要。在现代这个大数据分析的社会，再也不用看云识天气了，手机里都有。

不让手机进校园，那么学校、教育部门也要摆脱对手机的依赖，回到纸媒时代。这样N年下来学生就习惯了没有手机，能做到吗？如果不这样，那就又要让家长受累了，除非学校和家长不让学生在微信里交作业、打卡各种活动。

其实，这个禁令出台得有点不是时候，因为疫情还没有过，手机还是最好的老师和学生勾通的工具。

我们习惯于对孩子推行强制措施的原因是我们不相信孩子，而另一方面是不想让孩子承担责任，是不相信和溺爱之间的一种矛盾心理。

孩子永远比大人强，要学会在孩子面前装孙子，因为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未来是你的，也是我的，最终是这帮孙子的。到时候你会不习惯于孩子主导的一切，除非你一直是他的主导他者，那不就成慈禧了吗？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孩子就是天，所有人都是孙子，因为他们是未来，我们要相信他们，自信是惯养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同时，想让这个社会摆脱家长作风，家长就不能在孩子面前拿家长的派头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