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三）8：华夏四维——华夏润玉、华夏祥龙、华夏文字和华夏思维
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第三部 华夏脉络
第八章 华夏四维——华夏润玉、华夏祥龙、华夏文字和华夏思维
文|黄饮冰
第一节 华夏润玉
伴华夏文明而生，到现在还深受华夏子民喜爱的器物，就是石中精华——玉。
在乱石之中发现玉，是华夏先民从思维到性情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
《说文解字》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者，有王德，润泽以湿，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去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也，洁之方也。
孔子赋予玉十一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还说“君子比德于玉”，这十一德，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全部，玉是人学习的榜样，也是人精神的寄托、地位的象征和操守的表现。
中国人钟情于玉，至今无疲倦，正像西方人钟情于钻石一样。
从材质上讲，钻石光芒夺目，玉石温润内敛；从加工工艺讲，钻石以复杂的几何切面与棱角的组合，把才智的光辉和透明尽情的发挥，玉石以柔美的曲线与温润的体面造型，把材质的混浑与朦胧引入一种含蓄不尽的韵致。
但西方只是把钻石视作珍宝，当作财富予以炫耀；中国人却赋予玉以崇高的精神，所以玉和钻石，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人生取向：玉不仅仅是物质财富，重要的是精神追求！钻石是纯物质的财富。两种不同的选择和追求，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两种文明不同的发展方向。
我不知道西方人是什么时候发现和钟情于钻石的。中国人发现和钟情于玉，却是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开始了。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看，中国官方掌握的最早的玉，可以断代到距今8000年（公元前6000年），出自兴隆洼遗址，而民间收藏的玉器，可以早到10000年前。玉文化的历史，在中国有8000年悠久的历史。
玉石来源于华夏先民对石材的选择和加工。发现最早的玉，往往作为先民的生产工具混杂在石器中，比喻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就是这样，这是玉的石玉并用阶段，玉还没有从石器中升华出来！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代，发现有28件专门制作的玉器，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制作坠、管、璜、玦等形状的玉器，用于人的佩戴和装饰，是为佩玉时代。从这时候起，玉就进入到了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华夏文明的载体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玉器，表明了玉已经进入到华夏先民的精神生活中了，这一传统，在长江流域后来发现的良渚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良渚文化中，有大量的玉壁、玉琮出现，玉在这时已经升华成敬奉神灵和先祖的“礼器”，成为沟通下民与神灵的巫师手中的法器，玉在人的心中，成了神器，占有神圣的地位。
就在同一时代，中国的北方，地理位置包括燕山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河大凌河流域，即东北亚与中原的交接处，现代人称为红山文化的地方，出土了众多的玉器。在红山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玉已经与中华另一精神的灵物相结合了——玉成为了龙的载体了！在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猪龙、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等，已经是当时某种社会等级和权利观念的象征了，玉的身上，已经有了权力的雏形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玉代表社会组织的权力了。在3000年后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红山时期的玉猪龙，将红山文化和殷商文化连接起来了，也可以佐证玉在这3000年间的确是权力的象征。
在距今4000---5000年以前，玉的生产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在南京的北阴阳营和江苏吴县的草鞋山遗址中，都发现了几百件玉器，玉的加工是件非常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一定的规模和技术熟练程度，几百件玉器，是难以完成的。
到殷商时代，玉器的制作和使用都发展到了高峰，王公贵族均佩玉成风，这时期，已经能雕出立体圆雕的小人、动物、花草。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有600多件玉器。商纣王时，周武王从商宫中获得10万精美之玉，商纣王还怀抱4000件美玉自焚而亡。
另外，我们从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红山时期的玉猪龙可以看到，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到秦始皇时，秦始皇用“白”“玉”组成的“皇”字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称“皇帝”，用玉制成“玉玺”供皇帝一人使用，从此，玉作为印章，只准皇帝使用。
汉代的王侯贵族喜欢用玉制葬衣。河北满城出土的金镂玉衣、徐州出土的银镂玉衣，制作工艺十分高超，钻孔仅1毫米，制作一件玉衣要10年的功夫，这种奢华的风气，延续到三国以后，在曹魏时，由魏文帝曹丕禁制。
隋唐的官吏，把玉带作为官场礼服不可缺少的部分，明到清中期，碾玉技术达到鼎盛，玉的制作被大量应用在巨型的建筑上，雄伟而富丽，小的则在玲珑的饰物上雕出广阔的天地。
我国古代民间，也流行一些小型的玉饰物，有完整的玉环、有缺口的玉玦、边大于孔的玉壁、耳坠、手镯等。就是今天，人们对于玉的钟爱，也依旧隆盛。
从汉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玉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为汉字的“国”，就是因“玉”而产生。“口”代表的是拱卫的城墙，是军队等国家机器的象征；玉代表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国家行政系统的象征。正是在玉代表权力的时代，产生了“国家”。中国古籍就明确记载，行政系统中，不同权力的人，手持的玉的制作形制，是不同的，这不同形制的玉，也是由最高权力人授予的。《尚书》和《史记》记载，在帝尧时，“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辑五瑞，择吉日月，见四岳诸牧，班瑞”，这里，“璇玑玉衡”、“五瑞”都是用玉制作的不同形制的玉器，“璇玑玉衡”是玉制作的天文观测仪器，用于对日月五星的测算，修正日历；“五瑞”则是舜代尧颁发给“四岳诸牧”的玉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在大禹治水成功后，“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圭”也是代表权力和地位的玉器。所以说，城墙和玉相结合，即玉是行政统治权力的象征时，就宣告了国家的诞生，是玉将华夏送进了国家时代，而不是青铜。
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石玉并用开始，历经饰玉时代、巫玉时代、王玉时代、君子玉时代，到今天的平民玉时代，玉成就了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的精神，传承了我们8000年的文明。
一脉相承的玉，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
一脉相承的玉，就是不朽的中华民族的品性。
中华文明，是从石玉并用的时代开始的，玉，注定了中华文明不同的品性、思维和精神。玉是中华文明特有的第一个符号。玉凝结了我们所信奉的神灵、所臣服的权力、所生活的国度，成为我们精神的不死的支柱。
在没有文字、没有青铜、没有城市的洪荒年代，华夏先民就在玉上雕刻着思维，构建着组织等级和社会秩序，玉，是华夏先民从思维到性情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中华文明开启的标志和象征。（黄饮冰2009年2月13日）
第二节 华夏祥龙
龙图腾
东方和西方都有龙的传说。
西方的龙（Dragon）更接近于恐龙。它是一个外貌丑陋、猖狂四虐的凶残的怪物，主要代表邪恶和祸崇。
华夏龙（Long），则是理想化的神灵，它形象奇特，是政通人和、吉利祥和的象征，在中国，龙是无所不能的神灵。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的起源、成长、壮大，一直都伴随着龙的呵护，龙是华夏先民们创造的神灵。龙的崇拜，远在上帝崇拜之前，在天空中还没有上帝的影子的时候，龙就翱翔于华夏的上空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人对上帝的文字记载，是在商代甲骨文中。如商甲骨卜辞“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殷虚书契前篇》），问的是上帝下雨的情况和本年度收成情况。在《尚书》中也记载了“帝”或“上帝”，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周书.召诰》），是说上帝改派他的大儿子接受大殷国的统治。而考古中龙在史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中国的上帝崇拜（天命观）是在龙崇拜之后。中国的上帝是天帝，是上天的人格化。
龙的不同，代表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取向。把西方的Dragon与中国的龙对等，是对中华文明的陷害。这个问题同样也出现在对“上帝”的翻译上。
兴隆洼石头堆塑龙
《说文解字》解释龙的特性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这正是闪电和蛇出现和消失的季节，所以，我认为，龙，是先民们对这两个自然物的敬畏、总结和提炼而神化出来的，是先民思想的精华和升华。
蛇无所不在于大地。蛇会在不知不觉中，在无声无息中，悄然侵入到人的生活领地，人在活动中也会猛然与蛇相遇，蛇会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向你发动攻击，在丛林时代，生活于原始山林的华夏先民们，对蛇的恐惧和敬畏，是从猿人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
闪电常现于天空。在人智开启前，闪电对于人是遥远的东西，人对于闪电，可以有一时的恐惧，但闪电过了也失去了恐吓力，在人智开启后，闪电给先民的震撼是无以伦比的。闪电可以带来满山洪水，也可带来满山大火，那声音更是震碎人心。龙古写作“龍”，从声音。丛林时代的先民们，对于山洪和山火记忆也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知道，在各民族的创世历史上，人们自感人类的力量在自然界面前太微弱了，他们就会以敬畏这些自然力量的虔诚来求得它们的保护，这些他们敬畏的生物或无生命物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即“图腾”。
但很显然，龙在中华民族先民的创世史中，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但不是普通的图腾，而是图腾之宗，占统治和支配地位，是当时生活在华夏的各姓氏共同敬畏的神灵。
华夏龙，最早的造型是蛇形，也可以说，蛇是龙的原型。
最早的龙，应该是用石头雕刻的，因为华夏先民是在加工石头的过程里发现玉的。
在先祖的丛林时代，无论是穴居还是巢居，天上的闪电、地上的蛇，都是威胁先祖们生存最厉害的因素，而且，蛇和闪电出没的季节几乎是相同的，蛇冬藏夏出，闪电也一样，而且，在闪电出现时，蛇往往也伴随而出，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最初的“龙”，所以龙伴闪电而来，随风雨而降，吸收了地下蛇的“S”型的形体，滋生了雷雨风电的威力，成就了华夏先民心中的龙的基本形象。在先民们赋予蛇以闪电的功用后，蛇就变成了能腾云驾雾、兴风散雨、电伴雷随、上天入地、威力无比的龙，龙成了古华夏天空和大地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最高神灵。
由于先民们对最高神的崇敬，没有姓氏敢认为自己的姓氏就是“龙”，没有谁认为自己的姓氏可以以龙为图腾，而只能认为自己的姓氏与龙有关系，是龙派生的，这正与没有人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要跟上帝攀亲，也只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华夏先民的图腾中，无论是鸟还是猪或是其他的生命为图腾的，都是以蛇形为基本造型的原因，因为龙是华夏先民共同认识，大家都认为自己都是龙的后代，那些猪龙、鸟龙、鼠龙、人龙、鳄鱼龙等，就是这样来的。以龙为姓，当是后来的事情。
那么，这些猪龙、鸟龙、马龙、鼠龙、人龙、鳄鱼龙等，又有什么历史信息呢？
我认为，龙的共同认识，在先民的无系群居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那时，先民们还没有伦理思想，处于群居乱婚时代，但这时，龙的认识就已经形成了。在先祖们进入到母系姓族社会时，他们以“姓号”来把一个母系与另一母系区分开来。这分成的若干个母系，必须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系的图腾，他们就选择各自崇拜的猪、马、鸟、鼠、人、鳄鱼等作为自己的图腾，但正是由于这些母系均裂变于有龙的观念的无系群，所以他们的图腾均以龙为基本造型。这正是无系群居已经瓦解，无系群向多“姓”分化的证明。
所以，共同起源于龙的无系群的所有的姓氏的图腾，都与蛇的造型相联系，这是华夏文明发源时期最显著的统一性，这一统一性，代表了华夏先民思维的统一和血缘的同一，正是这一共同的思维和血缘，成为了后来华夏各姓氏能融合的基础，成就了中华文明。
龙的造型，在史前华夏大地上，龙的造型呈现两类分化，即蛇形无足龙和蛇化鳄形有足龙。
红山蛇形玉龙（马头），是蛇身与马头的组合。
在华夏黄河北方，考古中出现的龙一直保持了蛇的基本造型，只是随着各族群新的信仰物的形成，在头部构造上发生了变化，如有猪头，有马头，有鸟头等，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上表现很明显。
考古发现的北方红山龙、陶寺龙，南方石家河龙和凌家滩龙，除了头部不同外，蛇身体是主体是共性，不如说是蛇更符合历史。
红山文化玉龙（猪头），蛇身和猪头的组合。
从红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看，红山玉龙的头有不同的造型，但是统一没有足，依然是蛇形，在尧的“中国”，现在的山西陶寺遗址上，出土的龙，其实也是一条大蛇，其蛇“信子”十分明显，具有十分明显的蛇的特征，说明从红山文化时期一直到帝尧时期，一类龙的形象其实就是一直保持着蛇形，属蛇与其他动物的头的组合形态。可以肯定的是，北方（黄河以北）龙的造型来自“大蛇”，龙的威力来自闪电。
陶寺盘龙，头方形，似鳄鱼头，又带有蛇“信子”，是蛇和鳄鱼头的组合形态。
在豫东及山东，蛇与鳄鱼结合，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蛇化鳄鱼有足龙。因为在远古人类进入到南方河流、湖泊、沼泽地带生活时，鳄鱼是随处存在的威胁人生存的东西，成为了人敬畏的生灵，鳄鱼和远古人类已经形成的蛇崇拜一起，构成了华夏蛇化鳄鱼有足龙的形象。
西水坡蚌塑龙（距今6500年）
石家河文化玉龙
凌家滩玉龙
在河南濮阳的蚌塑龙，就是南方龙的典型代表。那是一条用蚌壳摆放出来的龙，头上长出了角，有四只，尾似狼尾，身躯及头部与鳄鱼类似，只是身体和颈部被拉得很长，基本的造型还是长蛇形，说明这个时候黄河以南的东部，具体在河南濮阳，龙完成了蛇和鳄鱼的结合，也可能还有狼和长犄角的某种动物的结合。这个龙，是很形象的复合有足龙了，跟我们现在敬仰的龙，在形态上已经很接近了。
从河南濮阳的蚌塑龙身上，的确可以看到龙是由多种动物复合而成的。但让人疑惑的是，这种初步复合有足龙的形状，在以后的考古中没有再看到。而从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到距今4200年左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均是蛇形无足龙的造型。
我们现在的龙的造型是复合龙的造型，它以闪电为形，把蛇的身姿、鱼的鳞片、马的头、狮子的鼻子、虎的眼睛、牛的舌头、鹿的尖角、象的牙齿、羊的胡须、鹰的爪子、狗的尾巴融为一体。这些动物除了狮子不是我国的本土动物外，其他的动物都是我国本土就有的。这些动物在史前时期都曾经是华夏先民姓氏的图腾，所以我推测，复合龙应该是华夏姓氏万国融合后形成的。狮子的加入，也许是在狮子从阿拉伯引进之后，是后来人为增加龙的威力和雄壮加进来的。狮子的加入也更能证明龙的形象是逐步复合和累加而成的。
不可否认这种复合或累加，可能与人的联想有关，如需要下雨，人们就把云雨和龙联系，赋予龙行云布雨的功力。但也一定是与某种最原始的需要有关。
复合龙形成的最原始的动力在哪里呢？
龙走向复合造型的原始动力，恐怕只能与人的融合（氏族融合和邦国兼并）有关，因为在新的集团中都要占有位置，这个问题只好在共同的图腾上加入各自的原始图腾的元素才能很好地解决。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论的是，蛇形龙的观念是远在1万年前就在华夏大地上成熟了，并可能凌驾于一切姓氏的图腾之上，统领一切的图腾，是华夏先民知道的最早的至高无上的神灵。这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多种蛇形龙上可以得到证明。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头部不同而尾部统一为蛇形的龙出现在红山文化遗址，原因前面说过，是因为这些族群都是从最原始的崇拜蛇形龙的原始群裂变出来的，所以他们在图腾上具有蛇尾造型的共性，代表的是人群的裂变。
同样的，为什么到距今4200年的陶寺遗址和夏代，龙的造型又统一成了蛇的造型呢？因为这些以蛇形龙为基本崇拜的诸多族群，又统一成了以蛇龙为崇拜的族群——黄帝族群。
如果我们把红山文化定位为黄帝族群的祖文化，陶寺文化定位为帝尧文化，那么对于从红山文化到陶寺文化龙的造型一直保持蛇形的原因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从历史传说和历史记载来看，在黄帝时代，黄河北的族群和河洛族群都统一于黄帝族群，各个族群都回到了蛇龙的崇拜上，这就是陶寺出土盘龙的原因。盘龙崇拜代表的是蛇龙崇拜的族群的融合。
从黄帝到尧舜禹以至于夏代，都是黄帝一系，而红山文化又是黄帝的祖文化，所以黄帝族系所呈现的龙文化，就一直保持蛇的造型，而其他造型的龙崇拜还没有纳入黄帝体系，所以对黄帝族系的龙文化产生不了影响，如黄河以南河南东部的濮阳蚌塑龙（原始形态的复合龙），就不被黄帝族群所接受，处于中心龙文化的边缘，是另一个龙文化体系。
随着黄帝建立的以天子之国“中国”为主体的联邦国家的稳固和天子制度的不断完善，在黄帝族群具有了兼并和融合其他非蛇龙氏族和邦国的力量之后，产生统一复合龙图腾的时机才有可能来到。
夏时期的蛇形龙，蛇身方头
我们知道，黄帝至虞舜，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还不稳定，联邦制的国家还带有很浓厚的氏族联盟的色彩，而且黄帝族系的联盟的核心是蛇族联盟，产生复合龙的时机还不成熟，从虞舜时期的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看，出土的蟠龙依然是蛇形，就可以证明。一是可以说明这500年的时间里龙还是蛇。二是可以说明北方族群先是从同一个崇拜蛇龙的族群分裂成无数个以蛇为基本崇拜的不同族群，又在黄帝到帝尧时期重新统一为蛇龙集团。
夏代的龙也是蛇形。在夏代时期，联邦国家相对稳定，但夏的邦国基本继承和保持了自黄帝时代就已经封建的小国的地位，这些封国还保有其独立性，被兼并和融合的邦国只是少数，而且被歼灭的国家是夏的同根国家，如有扈氏，就是夏的兄弟，所以夏时期的龙的造型跟唐尧虞舜时期相似，依然是蛇形。这也同时说明，黄帝到夏代，是一个文化体系和同一个族群体系，的确是千年一系的。
商是第一个可能形成复合龙的时期。一是因为商是北来的种族，有其本来的文化因子。二是因为商族群进入黄河下游后在黄河下游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与中国古老的东部族群生活在一起，是东部族群中最强大的势力，之间应该有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融合，可以形成具有东部族群文化特色的商族文化体系，如商族群与东部古老的族群一样崇拜鸟，有“玄鸟生商”的传说。处于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南濮阳的蚌塑龙（原始形态的复合龙）文化有可能被商族群吸收。三是在商取代夏的统治后有可能会在夏的龙文化基础上创造新的龙文化来，形成商时期的华夏新龙文化。四是因为商国建立后所歼灭的国家和掠夺的人口，如土方、鬼方、羌方等，都是当时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区，这些国家和人口都有自己的图腾，被商融合后，其图腾因素就有可能带进来了。所以从理论上讲，商时期的龙的造型有可能开始向复合龙进化。
商代玉龙，出土自安阳妇好墓
从目前商代的玉器和青铜器上看，商代龙纹的独特性很明显，龙的造型很奇特，如商代龙有一只角和一只脚，独角为兕形角，有的龙角像柱形，有的龙角像蘑菇头形。龙身像蛇形，但比较短。尾部呈勾卷状。眼睛多作“臣”字形状。头部多是张开大嘴，呈现凶猛无比的样子，很是震慑人。
商代龙纹与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南濮阳的蚌塑龙（原始形态的符合龙）相比，商代龙继承河南濮阳的蚌塑龙（原始形态的符合龙）头上的角和足的特征，保持了蛇形构造，但身体变短，头部呈现凶猛状。说明商族群的确与黄河以南、中国东部的族群进行了人群融合，接受了蚌塑龙的长足和角的特征。
当然，商代龙只有一只角和一只足说明在东部族群中，商族群还保持了独立性。
与红山文化到夏代的蛇形龙相比，在蛇的造型和龙的长度上是近似的，不同在于在蛇形龙的基础上长出了一只角和一只足，头部变凶猛。
商代的龙的造型可以表明，商代的龙文化又是对黄河南部的龙文化和黄河北部的龙文化的融合性继承，即商代的龙文化，是对黄河南北的龙文化的继承和融合，在人群的融合上是商族群和夏族群两个主体族群（邦国）的融合，所以商代的蛇龙就长了一只角和一只足。
据此可以肯定，商代的确是复合龙的形成时期，商代的龙是复合龙，复合龙造型的形成与夏族群和商族群的融合相关联。加入的元素并不多，是因为新龙的造型取决于夏族群和商族群原来的龙的造型。商国建立之后，所歼灭的国家和掠夺的人口，如土方、鬼方、羌方等，在文化上和人种上被彻底灭绝，他们的文化对商的龙文化没有产生影响。
龙的文字
周代是复合龙的定型的第一个时期。从周代金文“龙”与商代甲骨文“龙”字形比较，周代龙对商代龙在大体上是继承，在形态上有所变化。
西周龙纹身体变得细长，龙身上的饰纹也比较复杂，有重环纹和云雷纹。龙的背部有脊齿纹，还比较密集。龙的兕形角渐渐消失，角呈云纹耳形。眼睛是斜方格眼和雷纹斜眼，眼角线拉长，有的拉长后勾卷且龙身上的纹饰逐渐图案化。最大的一点变化是西周的龙没有足。
这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西周的龙为什么没有足？
周建立后，由周新建的封国大都是周的功臣和近亲，与周宗主在龙的信仰上是相同的，龙的构造也是相同的。在周替代商的过程中，殷商时期的大部分古封国被周兼并而消失了，所以周族群对商族群的替代是征服，两族并没有形成对等地位，商代的龙文化并不完全被周代继承和接受。主要的因素在于，周人是夏人的后裔，在文化上继承夏，以夏为宗。所以周代的龙没有足，代表对夏代龙文化的继承。东夷的观点也是西周才有的观点，周人在文化上把商鄙视做“夷”，使“夷”演变成了贬义词。
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产生复合龙的条件有三个：一是氏族的融合和邦国的兼并。氏族的融合和邦国的兼并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二是各族群在新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地位决定新时代龙的造型。三是统一国家的稳定，不稳定龙的造型难以固化成文化基因。
邦国的兼并和氏族的融合，有利于将其他小国和姓氏的图腾融合到龙的构成中，使龙逐步复合化。统一国家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有利于龙的形象的固定并获得人们的认同。各个群体以前的龙图腾能不能加入到新图腾中去，跟各群体在新集团中的地位有关，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族群，其图腾只能被边缘化或被灭绝，而不可能被继承。
复合龙的形成和定型与氏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兼并有紧密的关系。
在传说中对龙多有涉及。如传说中黄帝御龙升天、颛顼御龙，夏代还有刘累为孔甲圈养龙的传说。
在先秦古籍中随处可见龙的存在。《礼记 · 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孔子家语 · 执辔》说：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易 · 乾》说：飞龙在天。《左传 · 襄公二十一年》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
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説文解字》中对龙进行了专门的定义：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凡龙之属皆从龙。
这些都说明，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和华夏民族的形成阶段，龙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龙并不是人们的捏造和杜撰。
战国龙形玉佩
龙的崇拜在华夏族群的起源阶段就是存在的，且一直存在。但龙在华夏族群的起源阶段并没有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象征。从神农到黄帝及五帝一直到西周，最高统治者都是号称“天子”，就是天帝之子。在天神体系中，龙是天帝之下的二级神灵，并没有与显贵的人间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龙没有被最高统治者所独占。到西周末年，随着种族统治的动摇和反天神思想的出现，天神信仰体系在中国彻底动摇和坍塌，龙才逐渐地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成为新的王权体系的护罩，成为皇家的象征，被皇家所独占。
龙与皇权建立固定的联系，是从汉代起。相传刘邦是其母与龙交合而生，自此皇帝自称龙子。
龙在文化上并不是虚无的，而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真实存在，说复合龙是姓氏融合和国家兼并的产物，是国家统一和华夏民族形成的象征，应该是不容怀疑的。（黄饮冰2009年2月18日。本文首发于本人网易博客chutianguke的博客，原标题：华夏威龙。2017年2月2日星期四修改）（本文图片均引自网络）
第三节 华夏文字
文字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明形态发展的最终结果都一定会产生文字，用文字作为文明的判断标准是错误的，文字只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
文字产生前，根据中国古文记载，那时的人们采用“结绳记事”，“结”到现在在中华文化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心结”、“过结”、“团结”等都是“结”在语言文字上的遗迹，在物质上，红红的“中国结”，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符号。
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很早的年代，就创造了文字。
现在能够看到的、成系统的华夏文字，是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的文化遗存。
甲骨文是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大概有4500个字，还有大约2500个字没有被破解。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文字，记录的是商人占卜的结果。
很显然，即使是在殷商时代，尽管占卜在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人们的活动不仅仅是占卜，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所进行的活动太多了，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刻在甲骨上的占卜的文字，而不见写在其它地方的记录其它活动的文字，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我以为，我们现在能看到以占卜为主的甲骨文，而看不到以同样文字记录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等其他方面的资料，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甲骨容易保存而已。
据现在的研究来看，甲骨文有成熟的体系，这种文字不可能一下子就在殷商时代成熟，所以应该有其悠久的传承历史。
所以，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华夏文字的存在应该在更为遥远的时代，可以肯定，殷商是继承了夏后的；甲骨，也不是殷商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文字书写材料，因为甲骨很显然是不便于书写的，文字写在甲骨上，是为了烧灼使龟甲产生裂纹，从而以裂纹的走向来判断凶吉，不是为了文书的往来和记录。
那么，文字的起源的遥远的时代，究竟从哪里开始呢？从岩画和陶刻开始。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9000年以前。如在贾湖遗址，在彭头湾遗址，在大地湾遗址，在半坡遗址，在马家窑遗址，等，都有契刻符号存在，这些契刻符号，就是原始文字。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在距今9000年前的中国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日”、“月”、“X”、“ #”、“∞”、“▽”“△”等字符，其中“X”字符是在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发现的。西方发现“X”这一符号是在距今70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女神像肩头时，当时西方声称发现了“世界第一字”。我对“X”的解释是“男女在野地里交合”，是最原始的“交合图”。
人面鱼文图——我解释为“夏”字
这是双凤朝阳图，发现于河姆渡遗址，我把它解释为图文“护”字。从日和鸟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可以把此图解释为图文“互”字。
这是日鸟山图，发现于大汶口文化遗址。我把此图解释为图文“昊”字。
马家窑文字符号
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的文字就已经成为了系统文字。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骨刻文。骨刻文存续的时间是距今4500年到3300年。龙山文化骨刻文的下限正好与殷商甲骨文相连接。而龙山骨刻文可以追溯到贾湖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骨刻文（昌乐骨刻）
贾湖骨刻文：我解读成“目举望日”
贾湖骨刻
华夏的文字，是由“文”和“字”两块构成的。
所谓“文”，就是“纹”，即是“鸟兽虫迹”。“迹”就是华夏先民们根据鸟兽虫等描摹出来的图画，所以古人创造出来的“文”的本意，就是“纹”，在“文”逐渐专用化后，古人又创造出“纹”来表述“文”的本意。所以“文”的来源，是“鸟兽虫迹”，是先民们对鸟兽虫等生物和无生物性状的临摹、简化和抽象出来的图案和符号。华夏先民在千百年的对自己身边活动的鸟兽虫及各种自然物的观察中，形成了对这些生物或无生物固定的图像认识，如山、水、鸟、兽、虫、鱼、日、月、草、木的图像认识，并把这种图像认识用画的形式表象出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图画，这些图画就是原始的艺术如“岩画”、陶器上的图画等，当然，图画和图画所表现的内容，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华夏先民是知道和看得懂的，经过长期的约定俗成和简化提炼，这些图画就逐渐向图案简化和抽象，最后变成了约定俗成的“符号”，进入到抽象性的表达，为全体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就变成了早期的“文”了，在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应用。
所谓“字”，实际就是“子”，是由“文”派生出来的，即“字”是“文”之“子”，是先民们根据“文”创造出来的，由于“子”很珍贵，为有别于人之子，所以架一宝盖以示区别。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文”的发展经历了悠久而漫长的历史，从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第一幅图画开始，先民们就开始了由“画”到“文”的艰难探索。而“字”，可能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在短期内大量创造出来的，这种政治力量，只能是统一的邦联国家。
我这里说“统一的邦联国家”，是为了区别于华夏先民经历的姓氏时代和小国林立时代。华夏的小国是在姓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区别只是姓氏是以聚落（村落或山寨）为单位、以血缘（姓以母系，氏以父系）为纽带、以壕沟或寨墙为界线组成的共同体，华夏小国是以城邑为单位、以地域为纽带、以城墙为界线组成的共同体，而华夏统一的联邦国家，是以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天子之国“中国”为政治中心、以天下万国为统一界线的联邦共同体，联邦国家就是古人所谓的“天下”，这是中国自黄帝至西周特有的国家历史观和天下观。
前面我讲过，姓氏和小国，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共同体，互相都很了解，人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复杂，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不大，小国的文告、制度、条例、命令等口头传达就可以了，可能有些契约关系或国家的重大事件和决定，用“结绳记事”就能解决，复杂一点的，应用一些“文”就可以解决，大量“字”的产生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
但是，统一联邦国家建立后，其统治的地域扩展到天下万国，随着地域的扩展、体制的复杂、各国之间的横向联系、人的活动范围的广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军事调度诸方面，靠口头命令是行不通的，国家的文告、制度、条文、命令，非用文字来表达、统一、规范和推行不可，所以联邦国家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字”的创造，使文字在短期内达到完备的程度，以满足国家统治的需要。黄帝时，命令仓颉造字，应当是确有其事的。所以“字”的确切年代，应该是黄帝时代。
一般的，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多是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国家化的民族，即使是经历了国家化，他们的国家也一定是处于一个狭小的、简单的不需要文字就能解决问题的程度上。当然，也有不少国家和民族，在学习别人的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如蒙古在很长历史中就没有文字，在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国后，学习维吾尔文创造了蒙古文，西夏、辽、金学习汉文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日文则来自汉文，都是为了适应国家化的需要。
华夏文字的书写材料，来自于先民自己的生活中的发明和创造，“文”可以画在岩石上，可以画在陶器上，也可以雕刻在玉石上，“字”可以刻在龟甲兽骨上、铭在青铜上，但都不是日常使用的书写材料，日常使用的书写材料基本要求，一是轻便，能够传递；二是耐用，能够经受传递的颠簸和存放；三是容量大，能够保证一篇意思能完全表达；四是容易取得；华夏先民的书写材料，第一应该是“布”，后来因为“布”太昂贵，才开发出了用木做的“札”和用竹做的“简”，由于竹易于加工成竹简，所以后来竹简就成了主要的书写材料了。据《尚书》所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表明至少在殷商时期，竹简就是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了。
书写工具的发明，毛笔，恐怕要起源于华夏先民在陶器上作画了。陶器上最早的花纹，是用绳子压出来的，后来发展到用工具来画。这种画画的工具，据考证，是用毛做成的，这种用毛做成的画画工具，就是后来的毛笔。至于书写用的颜料，人类很早就用“赭”在岩石上作画了，要找到“墨”，应该是不难的事情。
由于在西周及西周以前，文化和历史性的东西都是贵族家族传承的，所以文字被贵族视作统治的工具长期只在贵族阶层中传承，在社会上层中教授，成为贵族所独占，在文字创造后，从黄帝到西周，文字的结构和书写字体上少有变化，大体上是一脉相承，依然保留着象形和图案的特征，在长达3000年的“父子相授，以奉王公”的文化氛围下，后人写的字唯恐与前人不一样，所以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描”，文字的结构和字体也不可能变化，所以贵族手中的文字，是没有个性的，无所谓书法的存在。但由于记录的需要，字的个数还是在增加的，如在殷卜辞中有“工”字，但没有“功”和“攻”，但在周金中，“功”“攻”都有了，文字还是在发展的。
文字字体的变化，是在贵族统治被衰弱之后，文字传到民间才开始的。由于人民参与了创造，文字才鲜活起来，形成了现在通用的汉字体系。
从骨刻、陶刻、龟刻到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从岩画、陶画到图文再到繁体字，汉字经历很久的变化。比喻在周宣王时，贵族统治开始微弱，表现在文字上，史籀的《大篆》15篇，有的字形与古文相同，有的不同；到春秋战国，字形与古文大体相近，但变化增加了不少；秦始皇创立小篆，民间开始出现隶书，隶书完全脱离了古文象形和图案的影响，成为现代各种书体的源体，从此以后，文字的个性化发展，产生了华夏文字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
由于单个的华夏文字，是每字一个音节，每个音节明确地表达一个意思，同样的音节表达不同的意思，用不同的字来区别，形成了汉字单音节的个性，正是文字的这种个性，开创了华夏独特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华夏特有的理论创造，形成了华夏文明。（黄饮冰2009年2月24日）
有人依据中国甲骨文存在的时间，说中国的文明史只有3700年。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文字。甲骨和文字之间建立联系，是由于一个古老的习俗确定的，这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占卜”。
《史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对古老的占卜习俗进行了考证。司马迁说：自古以来的圣王将要建立国家，承受天命，兴举事业，何尝不重视卜筮，用来助成好事。唐尧、虞舜以前，不能记述了。自从夏商周三代兴起，都是各自有吉祥之兆作为依据的：大禹娶涂山氏之女，卜兆吉利，而夏启世袭君位；简狄吞飞燕之卵，卜兆吉利，所以殷族兴起；后稷善于种植百谷，卜兆吉利，所以周室称王天下。称王的人决策各种疑难，参验卜筮，用蓍草、龟甲占卜进行判断，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司马迁还说：蛮夷氐羌虽然没有君臣的秩序，但也有决断疑惑的占卜习俗，有的用金石占卜，有的用草木占卜，各国习俗不同。然而都可以用占卜来指导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自相信占卜的神灵，用来预知未来的事情。
司马迁继续说：我大略听说，夏殷时期想要占卜的人就取蓍草、龟甲，占卜完了就丢弃它们，认为龟甲收藏就不灵，蓍草久存则无神。到周代，占卜官经常珍藏蓍草和龟甲。
从司马迁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龟甲并不是书写文字的常用材料，在龟甲上书写文字，是占卜的需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甲骨文，是因为龟甲不易腐烂的原因，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如兽皮、布绢上的文字，可能是时间久远、易于腐烂而难以见到。实际上，汉代写在绢上的文字，我们是看到过的，如长沙汉代墓。所以我们看到的商代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文字。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堆地挖出商代甲骨文，是因为商代占卜官有丢弃蓍草、龟甲的习惯，占卜完了就把龟甲和蓍草丢弃。由于需要占卜的是王者，占卜活动往往在君王住居的地方，君王住居的地方有集中丢弃垃圾的垃圾坑，蓍草和龟甲丢弃在垃圾坑中，久而久之就成堆了，蓍草腐烂了，龟甲却还在，导致龟甲出土相对集中，所以在殷墟考古中，我们可以挖到成堆的文字甲骨。
从这种占卜的习俗可以推理出，集中发现文字甲骨的地方，就很可能是君王住居的地方。君王住居的地方，就是王都无疑。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商代这种丢弃蓍草和龟甲的习惯，夏代也是一样的。而且司马迁肯定夏代也盛行这种占卜的习俗，他只是对唐尧、虞舜以前不能记述，但也听说过“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那么依据占卜习俗，我们肯定能找到夏代的文字甲骨，也有可能找到五帝时期的文字甲骨。实际上，比五帝时期更早的带有契刻符号的甲骨在考古中是有多次发现的，如贾湖甲骨文、龙山文化骨刻文，也发现了一些夏代时期的文字甲骨，这也证明了司马迁不是妄说。
从我们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来看，夏代有文字应该是肯定的。
我一直以来在研究商族群的来源。我认为，商族是从北方迁徙到黄河下游地区的，然后在黄河下游地区与中国东部古老族群混居在一起很长时间，演变成了东夷的一部分，发展成为东夷的中心族群，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取代了夏族的统治。
所以在夏族统治河南、河北的时候，东部还存在一个与夏政权同时存在的东夷政权——商族政权，夏和商是两个政权中心。商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臣服于夏。
结合世界历史，商族应该是华尼-安人的遗留中国的一支，华尼安人又是中国古老族群华尼人的北进支，华尼安人的起源地在中国西部秦安大地湾，华尼人的起源地在中国西南的泛滇黔地区。华尼安人也是中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是发明人工取火的族群，在距今60000年以前，已经定居大地湾。在距今18000年到13000年前，末次冰川期结束，气温回升，华尼安人已经习惯于低温，对升高的气温不适应，所以向北（高纬度区）向西（高寒地带）迁移，最终有一支在欧亚大草原演变成了游牧民族——华尼安人（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华尼安人（雅利安人）南下，对西亚、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中国西域和大漠草原上的古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毁灭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公元前1600年中国商种族取代了夏后氏的统治，夏后朝文明被商朝文明取代，也是这个世界性的文明大替代的一部分。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商族与欧亚大草原上的雅利安人尽管都源自华尼安人，但他们两者已经发展成了不同的两个族群，因为商种族并未迁出中国。商种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玄鸟氏，燧皇末期从中原迁到了东北，西北的炎帝姜族同样是在燧皇末期从中原迁到西北的，玄鸟、古姜、象雄都是遗留中国没有外迁的华尼安人，是燧皇的直系后裔。
这样看，那么商族群很可能是没有文字的，商族群的文字，是向中国古老的东部族群和先进的夏族群学习而来。
所以我肯定，夏代是有文字的，而且是十分成熟的文字。
期待考古能够证实。黄饮冰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2018年8月4日星期六修改。2021年2月3日星期三修订。
第四节 华夏思维——阴阳和八卦
以上 图片均引自网络
中国哲学思想始自阴阳。
而阴阳来自先祖们的幽明（昭穆）观念。
幽者，幽暗也，指的是黑夜。明者，光明也，指的是白天。所以幽明指的就是黑夜和白天两种交互更替的自然现象。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一幽一明就决定了原始人类的基本生活规律，幽明是人类在童稚时代就已经认知的自然力量：黑暗给予人类的是莫名的恐惧，光明给予人类的是美好的向往。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给予原始人类深刻的印象和理性的认知就是，幽暗之灵是要吞噬人类的，光明之神是保护人类的，他们分别代表的是关爱人类和残害人类的两种对立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哲学启示就是：黑夜是由幽暗之灵掌管的，白天是由光明之神掌管的，光明之神，先是火神（人类直接利用火在黑夜照明以驱除黑暗），然后就是太阳神（人类拥有智慧后对火来源的追究），这就形成了人类早期社会的火崇拜和太阳崇拜。中国远古人谓之“华”。
在世界各地，早期的人类均有太阳神崇拜，但深刻总结出幽明观念的，只有华夏先民们。
幽明是自然现象的经验总结，而阴阳，是对幽明两种对立的自然现象的高度概括，是华夏先民的独特的哲学提炼。
阴阳的实质，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这种对立，是一种同一事物内部相互依存的对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是相互联系的对立，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也就没有阴，阴中有阳，阳中也有阴，阴可以化为阳，阳也可以化为阴，阴阳也可以相互克制，太极图，就是对这一哲学理念的形象表达。阴阳学说，是中国一切学说的基础和起点。
阴阳对于中国思想体系的贡献，是超越了“一分为二”的狭隘哲学思维，建立了“一分为三”的开放思维模式。“一分为三”的体现，就是“执中”，即“中庸”，“中庸”的本意就是“以中为用”，“中”的意思就是不偏不倚，居其中。“中庸”学说是以“中”作为事物的本性，无论左右，只要偏离了“中”，就是偏离了事物的本性，统治者要把握住“中”，以“中”为尺度和准则，体现的就是一种以统治者为中心的“一分为三”执政理念，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儒家把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是“一分为三”。西方哲学中的“一分为二”的思想，是机械的，也是片面的。
八卦，最初的起源，是起自先民们对方向的认识。“卦”，是由“土”“土”“卜”组成，“卜”就是“测度”，实质就是“推算”和“判断”，“土” 是人行动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以“卜”的手段来确定人们去甲“土”还是去乙“土”，所以我认为“八卦”实际就是远古华夏人的方向选择的指导模型，后来发展成为一切行动的至高指导——“周易”。“圭”在华夏古代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圭”后来在玉器时代，成为了国之重器，如《史记》“帝授玄圭与禹”，就是帝尧封给大禹土地的意思，“圭”代表了土地的统治权力。
那么，什么时候要有方向选择呢？一是迁移，二是渔猎和采集。迁移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是常有的行为，而是某一历史阶段时期的行为。采集和渔猎是经常性的，人每天到哪里去，就需要做出经常性决定，逐渐地华夏古人就发明了“占卜”的方法，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决策机制，解决了群体内部的争端。因为“占卜”是几率性的，导致人们的采集和渔猎的方向是多向的，避免了经常到一个地方采集和渔猎导致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有利于自然生态的恢复，也更有利于人本身的生存。在人类进入到定居农耕生活后，要决策的事情就更多了，“占卜”者就形成了一级权力阶层，即“巫”一类的文化贵族，是“王”非常倚重的精神阶层。
阴阳八卦的思想，当在文字产生之前，华夏先人用特殊符号记载了他们：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实际就是两种对立的契刻符号。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泽。
八卦理论成熟后，逐渐地应用于天文、地理、人及人所及的一切事物中。
八卦在历法上的应用，就是“迎日推策”（史记语），即观测日的运动来确定季节和日历。“卦”中之“圭”, 在人类的日历时代，是指土圭，即“土柱” ，开始是以泥作成土柱来测日影，后来制成木杆来测日影。卜， 就是测度之意。立圭测日影，即从四正四隅上将观测到的日影加以总结和记录, 这就形成日历八卦的图象。
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爻, 多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爻有阴阳两类，阳爻表示阳光，阴爻表示月光.每卦又有三爻，代表天、地、人三才。三才的天部，包括整个天体运行和气象变化，这些星象之学，古称天文。地部指观测日影来计算年周期的方法, 用地之理了解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人部指把天文，地理和人事结合, 以便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每卦的次序是自下而上的，最下一横叫初爻, 中一横叫二爻, 上一横叫三爻。
八卦代表八种基本物象: 乾为天, 坤为地, 震为雷, 巽为风, 艮为山, 兑为泽, 坎为水, 离为火, 总称为经卦, 由八个经卦中的两个为一组的排列, 构成六十四卦，则成《易》。《易》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周易》。八卦发展到易，就脱离了原始的本质，《易》穷尽了古人的所见的一切事物，《易》就变成了囊括世间万物的预测指导学说，进入到迷信的地步，也使中国人的思想，进入到固步自封的地步，因为《易》穷尽了一切，一切尽在《易》中。
为什么呢？阴阳体现的是对立统一、变化和转化，这是中华哲学和西方哲学共同的地方，但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有的对立都是统一的，即一切转化和变化，都在一个圆圈内循环，顺者生、逆者死，万物皆然，即“万变不离其宗”，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变是相对的，中国的一切状态就是追求对立统一的“静止”状态，而不愿主动打破“静止”，以“静”为美，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追求，也是中国人思维的最大缺陷。
这种圈子思维模式，让“稳”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最高要求。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在《四经五书》中努力地打转，却很少有人感觉到累，我们废除了旧的科举，又兴起了新的科举，就是具体表现。中国的开放式思维，要等开天辟地大人物出现才行。如5000年前的黄帝，2500年的孔子和老子，当代的毛公。黄帝开创了中国的氏国一统时代，孔子和老子开创了中国的封建时代，毛公开创了人民民主时代。前两个时代，分别维持了2000多年。人民的思想，也就在5000多年的时间内，基本不变，这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原因。
在这种思维下，后起的西方式的分科之学，在华夏就没有产生的土壤。因为，以哲学为基础的解决人类自身问题为主的人学和以解决生产问题为主的生产技术为内容的术学就已经足够了。每种社会制度，在中国，都发展到了极致。中国的社会，就一直是一种与自然及诸族和谐相处的社会，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环境是最适宜于人类住居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实际就是为解决生产实际而得出的经验集成——技与术，具有当时代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与后起的西方科学不同。中国的哲学，实际就是人学。人学和技术，创造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这种哲学思想下，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主动地侵略过其他民族，因为这种哲学，造就了这里的人民安于现状的性格。5000年前，黄帝的统一战争，是因为处于西北的炎帝“欺凌诸侯”所致，是因为蚩尤“不从帝命”所致，最终黄帝统一了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取代神农氏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统一的联邦国家。迫于游牧民族的压力，秦汉发起了对匈奴的反击，中国的国土达到了西域、草原和朝鲜。唐是在突厥进攻到首都长安后，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才消灭了突厥势力，建立起一个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元和清都是少数民族打败了汉族政权后在中国建立的政权，在元和清的时代，汉人是其政权下生存的一个民族，是被人侵略的结果。西方人的所谓“黄祸”，与蒙古有关，与华夏或汉人没有关系。
《易》的实质，就是一个圈子理论体系，天下一切，均在《易》中。八卦的原始理论，通过周文王的演绎，变成了64卦，384爻，然后再推演出11520爻，“天下之事毕也”，天下所有之事的运动，都在《易》中，《易》对整个变动无常的世界，对天道人常的变化，企图进行有常的预测，本来是伟大的智慧，但由于想穷尽天下一切，却是使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了开放性的约束。这种约束，是由于将联系的观点普遍化带来的。将一切不该联系的事物，都进行了机械的联系，形成了许多不可逾越的教条，导致了人的思想的教条化，限制了人的创造性思维，成就了中华文化中的无数的垃圾和社会的悲哀。
中华文化，打破思想的边框是关键，要融入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反对固步自封，反对迷信，提倡思想民主，提倡理论创新。任何理论，不可能穷尽一切。否则，我们的思维，就会永远停滞在祖宗们的美丽的理论模型中不能出来。
中国古代哲学是道理之学，是建立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关系的学说，其基础学说就是阴阳和八卦。
中国所有的哲学，说的都是道和理。他们都是人与天地、人与人、人与姓氏宗族、人与政权和国家的关系学说。归纳起来，实际就是道和理。道是原则和根本，理是规矩和规则。承载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古人所谓知和行。
知和行，均体现在一个字——法。法是行的开始。法天地，法先王，道法自然，均在于一个法字。
中国古代哲学，是以宏观研究为主的，天、地、人、阴阳、五行、八卦、易、天干、地支、天人感应等，都是宏观研究的成果。宏观规律只能应用于宏观，而不能应用于微观，这是中国哲学没能引发出科学的原因，因为科学既有宏观，也有微观，而且更深入于微观。
中国思想对微观的研究，最早始自墨家，但墨家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哲学没有引导出科学来，就是哲学的研究止步于对微观世界的研究。
中国哲学最大的悲剧，就是太过于维护整体而牺牲个体，她的生命力最后毁灭于她自己设计的理念，因为它没有给个体以适当的自由空间，导致思维总是走向窒息。
也许，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包括人也是物质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离开了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意义。人，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即心物一体的。是人使这个物质世界有了灵神意义。
人性即天理，人道即天道，逆人性就是逆天道，这才是一切学说应有的本源，是道中道和至高道。（黄饮冰2010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