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马骕《绎史》:上古三代,创新体例(上)

马骕字宛斯,一字聪御,山东邹平县孙镇人,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专注研究夏、商、周三代史实,故王世贞在《池北偶谈》中赞誉马骕说:“书颇为精博,时人称马三代。

关于马骕年轻时的情况,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

马骕父母早逝,他是由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马骕出生于明天启元年,顺治三年,清廷开科取士,当时马骕24岁,他转年就考中了举人。但因为山东当地的抗清战争,使得马骕难以安心读书,于是他有一度避战乱到了杭州。顺治十六年,马骕考中了进士,此后在京中为官。康熙六年,马骕被选授为淮安府推官,候补灵璧县知县。马骕在此任上平反了不少冤案,为官十分清廉,惜其卒于任,时年52岁。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卷首

马骕的史学著作流传至今者有两部,一是《左传事纬》,二是《绎史》,且这两部书还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绎史》一书就是在《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者。马骕在《绎史·征言》中称:

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骕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未能淹贯,辄复遗忘。顷于《左氏春秋》,笃嗜成癖,爰以叙事易编年,辩例《图谱》,悉出新裁,雠正旧失,数易稿而成书,谬为同志所欣赏矣。庸复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已上事,撰为《绎史》。

马骕自称他在少年时就喜六艺之文,但可惜做不到融会贯通,他又说自己记忆力不好,看过的史实转眼就忘,后来他读到了《左传》一书,他对该书十分喜爱,于是根据《左传》中所载,以编年体的形式予以重新梳理而写出了《左传事纬》二十卷。该书受到了业界好评,马骕受此鼓励,将《左传事纬》一书推而广知,于是就成了《绎史》一书。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目录

从传统观念来说,《左传》乃春秋三传之一,因该书乃是详解《春秋》,故被列为十三经之一。马骕根据《左传》来编写《左传事纬》,显然该书应属经学著作,但是他所撰的《绎史》则是标准的史学著作了。陈东在《马骕史学试评》中说:“纵观马骕一生的治学道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即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正因如此,四库馆臣将《左传事纬》一书列入经部春秋类。提要中说:“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谷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多有师承。……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谷之上,是亦偏好之言。”

看来马骕认为春秋三传中的《左传》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在义例上更好。四库馆臣说这是马骕的偏好。

《左传事纬》共二十卷,其中正文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的撰写方式乃是采用纪事本末体。他先按事件标立题目,之后又在每题之下写一篇论证,而该书并不是对《左传》的摘录,乃是对当时的史实重新整合,同时加上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创新性的撰写方式。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年表

对于《左传事纬》一书,张舜徽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给出的评语是:“学者多认为在编制方面,《左传事纬》分类得当,条理清晰,而且图表也考证精祥,比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要略胜一筹。”

马骕从37岁时开始写《绎史》一书,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该书写完。该书有一百六十卷之多,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太古,记述的是三皇五帝等传说之事,此部分为十卷。记录夏、商、周之事,分为二十卷。三为春秋,专记鲁国十二公之事,分为七十卷。四为战国,记录春秋以后至秦灭亡之事,分为五十卷。第五部分则是外录,记录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分为十卷。由此可看出,《绎史》一书上起太古,下至秦末,讲述的是中国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有一百八十万字之多,堪称最为详尽的上古史。

对于《绎史》一书的撰写目的、结构以及史料取舍之法等等,马骕写了篇《征言》附在书中。对于撰写体例,他在《征言》中说道:“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世系图

可见《绎史》一书以纪事本末为本,又融汇了其他的题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称:“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惟枢书排纂年月,熔铸成篇。此书则惟篇末论断,出骕自作。其事迹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后,各冠本书之名。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或有异同讹舛,以及依托附会者,并于条下疏通辨证。”

四库馆臣认为《绎史》一书的编纂体例乃是效仿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但是袁枢的这部著作是按年月排列,而《绎史》一书则在每篇末予以论断,《绎史》中的原文则是引用古籍,对于一些问题则采用随文附注的方式,同时指出史料中的讹误。所以说《绎史》一书其实是融汇了编年体、纪传体、学案体等多种编纂方式,同时又有图表。马骕将这么多体例融汇为一书,乃为其独创。

马骕为什么要在《绎史》中作出图表呢?他在《绎史》中解释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由共和以前,不能谱其年也。杞有《世家》,言不列于表,非以其小微不足称述邪?然杞神明之胄,于周为三恪,《年表》削之,非也。《通鉴目录》增之,是也。列国之事,其在《春秋》甚详,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见。顾《世家》能序其世及,而秦、晋、卫、齐、郑、陈之诗列于变风,不可以阙遗也。”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序言

马骕与《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始于本周的共和元年,而此前的帝王没有年表,这使得一些史实的时间排列不清,他为了保存史实,所以撰写是书同时列出该表。

对于《绎史》一书中的图表,本书前有李清所作序言,该序中写道:“年月之表,起自司马、范晔,而后莫之能述,三国六朝五代无论已,马侯鳞次眉列,兼以图佐表,而一洗夫有学无问之陋。”而李清又在序中高度评价了《绎史》了书的价值:“至于万千百国,十有二代之间,大而洪荒剖判之繇,小而名物训诂之撰,与夫贞元运会之乘除,皇帝霸业之兴废,阴阳淑慝之消失,礼乐兵刑之因革,以迄日蚀星陨、水流山峙之篇,金生粟死、仰骄俛替之说,若内若外,或事或文,莫不网罗囊括于一百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蒐狝,使芒芒坠绪,灿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

李清夸赞马骕能够把那么多错综复杂之事梳理清楚,早期典籍因为被泰朝焚烧,项羽火烧宫殿,故留下来的史料很少。然经过马骕撰写《绎史》一书,使得断烂无序的上古史又贯通了起来。所以李清认为:“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序言落款

关于《绎史》一书何以采用纪事本末体作为主体,马骕在《征言》中自称:“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而李清在序中夸赞《绎史》一书独胜古人处有四点,其第一点就是编纂体例:“一曰体例之别创也。编年之例,肇自丘明,荀氏而下,莫之能易。晋《乘》、楚《祷杌》无论已。马侯举例发凡,惟以事为经,而不袭夫系月系时之故,其独胜者一也。”

李清认为《绎史》一书的编纂体例不同于前人,他讲到编年体始自左丘明,之后的一些史书延续了这种编纂方式,但是马骕却以事件作为编排方式,而不是以时间作为轴线。对于他的这种编纂方式,四库馆臣也认为有独创性:“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

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首先夸赞《绎史》一书“盖毕生精力所萃。搜罗资料最宏博,顾亭林极称之”,而后他又说:“然马书以事类编,便其学者。李映碧(清)为作序,称其特长有四:一、体制之别创,二、谱牒之咸具,三、纪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后两事吾未敢轻许,但其体制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徵言

梁启超谈到了李清在序言中总结出的《绎史》一书的四个特点,梁说他只赞成前两点,后两点值得商榷。但梁也承认《绎史》一书在体例创造上的独特性,他认为这部书已经具备了现代概念文化史的雏形。

在具体的撰写方式上,马骕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调整,比如谈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等重大事件时,他就以纪事本末体来叙述,而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屈原流放、子产相郑等,他就采用纪传体中人物撰写的模式。而对一些重要的制度,比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等,他就采用典制体的方式来撰写。而对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开创性,比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列庄之学》等,马骕就采用纪事本末体与学案体结合的方式来撰写。

所以说,马骕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方方面面,他不拘泥于史书的撰写体例,而是熔铸各种体例于一炉,由此而扩大了史书的涵盖量。马骕是如何能够搜集到这么多史实呢?按照他在《征言》中的所言“事则无微不悉,文则有长必收”。可见凡是认为有价值的史料,全在马骕的摘引范围内。他在《征言》中列出的采用书目就达二百多种,如果加上注引目录,就有三百多种之多。可见《绎史》一书收录之宏富。

但是马骕也并非所有有价值的史料通通录入,比如《四书》的原文他主不录入书中,因为他认为此类书太过常见,读书人基本可以背诵,所以没必要再抄录一遍,对于他的取舍标准,马骕在《征言》中列出八条,其第一条就是:“除列在学官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徵言落款

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典籍很常见,例如《周易》《尚书》《礼记》等等,对于这类的可靠文献,马骕采取的办法是“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抄。”也就是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全文抄录还是部分抄录。

然而有些古书虽然早已存世,但在内容的真伪上有些问题,比如《神农本草》《阴符经》《山海经》等,马骕认为这类文献“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也就是说这类文献亦有其价值在,不必舍弃。虽然他也知道“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

但是还有一些书“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比如《鬼谷子》《孔丛子》《尉缭子》等,虽然这类书经过了后人的篡改和增加,但书中也保留了一些三代的重要史料,所以使用时要认真鉴别,但依然可用。

还有一些书几乎都是后世伪托者,例如《三坟》《六韬》《亢仓子》等,马骕认为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论。”所以他在书内仅存其一二。

但是马骕对谶纬之书也搜罗在内,比如《易经》中的《乾凿度》《稽览图》,《诗经》的《含神雾》《推灾图》等等。马骕觉得这些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是马骕还是从中摘取一些有价值的部分,以此来补文献之不足,余外,他还会将一些笺注之文用入书中,因为他觉得这些文“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同时一些类书中所存史料,他也同样予以摘取,比如《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等。

马骕在征引资料之时均会注明出处,这是其超越前人之处,但其在取材方面以博为胜,故《绎史》一书被人指摘为“芜杂”,然就整体而言,该书还是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该书时说:“虽其疏漏牴牾,间亦不免。而搜罗繁富,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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