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旅：指军中的伙伴。是说离家的时日太久，一切都习惯了，熟悉了军营生活，便不再受到伙伴们的欺负和取笑了，这也说明了当时军营中常有欺负人的现象。死无时：时时刻刻都有死掉的可能，不一定非是在战场。正因为人们对生死无法把握，所以也就不再顾什么骨肉之情。
离家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亲人不在身边，自己也无从知道过完今天，明天还能不能活着……诗人以极度写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单纯的年轻士兵渐渐成长的过程。这是写征夫上路后轻身自奋情状。
本来就不想出来，可如今来了，岂可再受人欺凌，低人一头，不如脱缰走邓，俯身搴旗，初试身手，亦不后人。终于，当初的征夫已经慢慢开始了蜕变，艰苦的生活让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也激起了热血男儿胸中潜藏的万丈豪气，这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了！
整首诗可以看出征夫的骁勇，亦可见不甘示弱的倔强性格，更感于他“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自暴自弃的愤懑心情。
征夫途中表现，如过分渲染“吞声行负戈”的情绪，就会把征夫写成毫无血性和骨气的胆小鬼，从而减弱诗歌的反不义之战的力量，反之，如将征夫写成积极参战，这又显得很突然且不合情理，又与整组诗的主题思想相违背，就更不能容许了。
诗人做出如此处理，既能突出人物之个性，又能相反相成借其铤而走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反衬出朝廷倒行逆施的决策，给有头脑、有正义感的征夫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写活人物，又能表现主题，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王嗣奭曾评论这一章说过：“死既无时，而后作壮语，所谓'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者也，愈壮愈悲。”可谓深知诗人之用心。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