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鸣钟与中国

在明代，传教士就已将西洋自鸣钟带进了中国，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在1601年获准进京觐见万历皇帝时准备的礼物中，就有两只铁制的自鸣钟。从此，在西方人每次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制造精巧的“自鸣钟”几乎成了必备的礼物，像马戛尔尼使团精心挑选的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

在清代，康熙、乾隆二帝都喜欢收藏钟表（乾隆朝耶稣会教士沙如玉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具以上）。当时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当然，相比于康熙的重视时钟的科技内涵，乾隆帝更加注意时钟观赏性，所以乾隆时期的御制钟表极尽奢华之能事。乾隆不仅喜欢西洋钟表，还常常自制钟表。在历史文档中，还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设计钟表的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12月，乾隆就曾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这段时间订制的时钟以精巧的自动机械与八音盒功能为主要特色，报时功能反在其次。

嘉庆以后，西洋钟表逐渐式微，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嘉庆四年（1799年）11月他在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中国仿制西洋钟表始于上海。据万历年间李绍文所著《云间杂识》记载：“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自康熙后期至清末，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御制钟”、“广造钟”和“苏造钟”三足鼎立的状况，其中“广造钟”制造技艺已接近当时欧洲制钟的水平。当时进口欧洲钟表的造型，多以反映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题材为主，如牧羊、郊游和跳舞场面，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化故事等。在御用“广造钟”中，则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佛塔、宝葫芦、蝙蝠，仙鹿、大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内务府造办处内建立了一个“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做钟处内，广匠和西洋匠手艺最精。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相比国内的一般匠役，西洋钟表匠的待遇就优厚多了。从康熙40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间，先后有多位西洋钟表匠进入清廷制造自鸣钟，清宫的自鸣钟制造的水平也得以大为提升。

清廷十八世纪御用钟表的奢华毕竟只是昙花一现，与大清帝国的颓相渐露相应，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逐渐落后了。到了晚清，随着国势日益衰微，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做钟处这样的小角色自然更是乏人问津，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也无法复制往日的繁华，只余下些许的落寞与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