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有没有标准?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宋拓关中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字体与书体，都有标准问题，篆、隶、草、行、楷，有它的标准，而二王、智永、颜、欧、褚、薛也有自家的标谁。标准是一种公约和共识，俗称规矩。
规矩是事物之常态要遵依的，万物有常，循环往复，于是道成。书法从无法趋于有法，从无序进入有序，从缺少标准到确立标准，极于唐代，因以法名，是谓楷法成，故唐楷乃法度森然，矩镬严明。
而其同时，草法有“颠张醉素”出，与其说张旭、怀素标榜了一种书体，勿宁说是张扬了一种心理，一种挣脱成法、突破标谁的精神价值。
张旭 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怀素《自叙帖》（局部）
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它有许多规约。如草法中《草诀百韵歌》的诀要，是必须遵守的，“长短分知去，微茫识每安”，因为“每”“安”两字的草书只是“每”字比“安”字多了一“点”，很微妙的。
然而更微妙的，却是知“字”和“去”字的草法，即“去”字草法收笔处要短，而“知”字的收笔处要长，如果此处草法长短有误，则容易让人误认其字。
明代 韩道亨《草诀百韵歌》（局部）
左竖行“知”与“去”
这种规定性是千百年来书写者的共识，习书者必须认真遵守，然后才能进入草书的书写程序，否则你的草书将无人辨认、无法阅读和欣赏—成为“天书”或“自己的呓语”。
过去商家题匾额，不喜欢歪斜和寒俭之字，认为不“发”，不利于经营，老北京的“同升和”与“同仁堂”、天津的“劝业场”等匾额皆是敦厚方正，有“福”相的字。这就是一种标准，商业经营的标准，实际利益的标准。
启功题同仁堂牌匾
但是，如果是用于书信尺犊或用于文人雅士的书斋欣赏，则未必以此为标准了。宋徽宗的瘦金书如果做成牌匾，至少实用效果就大打折扣，不合于商业标准。
赵佶 楷书《夏日诗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说，书法的标准有多种层次和立场，所谓功能指向不同标准也有异。如古代的文诰与奏折，必有馆阁之书，其理不言自明。实用的层次也大不同。
至于文人艺术家抒怀遣兴，写意风骚，则极尽个性风雅，奇、怪、颠、狂，尽性致命，“帝力干我何有哉”，完全可以“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甚至“之外”，谁云不可?这又是另一意义的文化心理表现标准和立场，可以蔑视法度，也因之有了徐渭、郑燮之流的书法。
徐渭《行草书杜甫秋兴八首》（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有为自我的，有为少数文人的，有为朝廷的，有为市井的，有为大众的，没有一个非如此不可的标准。
但是，除了书者的心理文化属性的差异，书写功能的差异，还有书写工具材料的差异与共性，其共性部分，人人必如此，差异性则往往无法控制。其间妙在自律与公律、自性与共性间的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