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藻：悼念盛麟 学习盛麟
1989年2月13日凌晨，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盛麟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作为高先生的师兄弟、表兄弟、亲郎舅、同窗、同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盛藻先生撰文悼念艺术上的知己，字字深情。
（此文由李盛藻先生公子李正平先生提供）
李盛藻：悼念盛麟学习盛麟
今年的正月初八上午, 中国戏曲学院的负责同志到我家来，说高盛麟先生病重住院了。 从他们那紧张的神色中我觉出一种更为不祥的征兆。我不敢往下想，尽管早就知道他久病不愈，应该早一天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但我依然企盼着奇迹的出现。后来得知，初八那天竟是盛麟的忌日。同志们怕我经不起这沉重的打击, 才没有突然告知我这个噩耗。
盛麟的逝世, 我极为痛心, 不仅因为我们是同窗学艺、同台演戏、又亲上做亲的特殊关系, 也不仅为他在艺术上成绩斐然。而是因为他在艺术上的执着追求, 锐意进取, 从不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 富有独特个性的表演风格和艺术观, 使我深为敬佩。 他从没有门户之见, 真正做到广取博收,兼容并蓄, 唯美是取, 择善而从。正是由于我们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 几十年来, 台上默契合作, 台下莫逆于心。如果说我们是师兄弟、表兄弟、亲郎舅、同窗、同业,都不如说我们是艺术上的知己。失去这样的挚友, 我焉能不悲伤、不哀愉!
盛麟自幼受家庭熏陶, 对京剧艺术酷爱之极。我第一次看他演出是在他父亲高庆奎先生与程砚秋先生主演的《汾河湾》中扮演薛丁山, 后又在《四郎探母》中扮演杨宗保, 很受观众欢迎。他父亲还为他特制了一套小号剧装和靴子。当时我还没有入科, 他也只有六岁。海报上用原名高仲麟。后来, 他带艺入科, 改名盛麟, 在富社又得到王连平、王喜秀等许多老师的悉心培育和全面训练。旧时人们常说坐科如同“七年大狱”。这对他, 一个梨园世家子弟来说也并不例外。如果说穷苦人家子弟是为生活所迫, 出于无奈, 学戏为了糊口; 那么他, 既无生活之虑, 又无柴米之忧, 为什么甘愿在“大狱”之中苦熬七年呢? 理由十分简单: 他对京剧艺术 由衷地热爱。
他刚入科时, 难以适应科班的生活。家里人把他刚送进富社大门, 还没回到家里, 他却捷足先登, 先一步在家了。后来, 他明白入科是为了学到真本事, 便再不用人送, 也不用人督促, 就自觉到科班上课了。学习上刻苦用功, 进步很快。为了习练艺术, 吃苦、换打、受骂, 他也心甘情愿。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富社, 规定我们半个月洗一次澡。一天, 在广和楼演出, 大轴戏一开锣, 凡台上没事儿的同学就都到虎坊桥石头胡同把口的恒庆澡堂去洗澡。正洗之间, 突然枪声大作, 街上乱成一团。洗澡的人, 披上衣服就往外跑。事后得知是宪兵司令部的一支缉查队,抱着一支大令箭, 在附近一带清查妓院。按规矩, 被查的人,不管职务多高, 也必须接受这支队伍的检查。那天碰上的一个什么军长,拒绝检查,让他的马弁出来挡驾, 两边开起火来, 把附近一带搞得一片恐怖。富社带队的郝喜伦先生急忙带着学生往回跑。到科班一点名, 单缺盛麟一人。郝先生又气又急, 马上按原路回去寻找。郝先生是富社的“掌刑官” , 脾气不好。众师兄弟们预料, 把盛麟找回来, 一顿痛打是躲不过去了。那时挨打后, 照例都用鸡蛋清揉搓患处。于是, 师兄弟们买来了鸡蛋备用。谁知, 郝先生把盛麟找回来, 一句没提, 一下没打, 大伙都挺纳闷。第二天一早,郝先生才对大家说明: 昨天盛麟回来, 所以没打他, 是因为成年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我却听见木厂里有人竟在唱《战太平》的导板,“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 和那几句散板, 唱了一遍又一遍。我近前一看, 正是盛麟, 一手拿着一块酱牛肉, 一手拍着板, 正唱得入迷。不顾街上的枪声, 也顾不上吃酱牛肉。他这样用功, 虽然违反了纪律,没有按时回社, 但情有可原, 予以宽免。历来执法如山的郝先生, 这次竟破例宽免, 实在难得, 连盛麟事后也有些害怕。
由于他如此好学, 入科不久, 便成为富社四科的当家武生, 长靠、 短打都能演, 功底也扎实。 能翻, 能打, 能唱, 能念, 大武生戏《长坂坡》、《挑华车》, 勾脸戏《四平山》、 《铁笼山》; 短打戏《恶虎村》、《武文华》; 猴儿戏《安天会》; 老生戏《战太平》、《哭秦庭》和《斩黄袍》的高怀德等都经常演出, 戏路很宽。出科后, 随着视野的开阔, 他打破许多陈腐之见和南北派之间、流派之间、行当之间的蕃篱。见谁演得好, 就向谁学, 走到哪儿, 学到哪儿。尽管在当时, 他正是社会上承认的杨(小楼)派武生, 到了上海仍认真地求教于盖叫天先生, 他见盖老的《洗浮山》有独到之处, 表演中的许多技艺为京派所不足。由于难度较大, 非一激而就之事, 便诚心向盖老讨教。盖老便毫不保留, 一招一式, 倾囊相授。他是高门之后, 并能唱《哭秦庭》等高派戏, 可是他又拜师麒麟童先生, 如饥似渴地学习麒派艺术。 在京剧界,北派与南派之间, 常存门户之见, 而他却能虚心求教于南派名家, 能做到这一点, 确有胆识。我认为, 盛麟与那些学杨派则贬盖派,学马派则贬麒派;学余派则贬马派,甚至认为南北两派冰炭不能相容的人比起来高明得多了。当然, 南北两派的合作并非自盛麟所始。 早年杨小楼与盖叫天先生同台合作就十分默契, 马连良与周信芳先生连袂演出也非常愉快。只是有些偏激的流派追随者,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所制造的一种人为的隔阂。今天我们悼念盛麟, 应当学习他那博大的胸怀, 摒弃那些不利于艺术发展的陋习。
富连成社社长及出科学生（附三四两科硕果仅存之学生合影）
（此照片由李正平先生提供）
盛麟的好学精神, 使他在学习杨小楼先生“武戏文唱”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盖派的矫健、 洗炼和飘逸的神韵; 麒派的遒劲、凝重和质朴的风格, 并兼有高派的激情奔放、挥洒自如的造化。尤其是把南派的勇于创新、不拘一格与北派的规范严谨、格守章法的特点加以巧妙地结合, 从而使他的戏路越走越宽, 艺术手段越演越丰富, 塑造的人物形象越来越鲜明。例如他的《斩华雄》、《古城会》、《走麦城》等红生戏, 一方面继承了杨派的表演风范, 一方面又吸收了麒派的唱念特色。刻画了一个满腹经纶、威风持重的古代儒将的艺术形象, 给人以丰满、深沉的印象。在《古城会》的训弟和《走麦城》的弃城突围一场的大段念白中,都体现了化用麒派艺术来喧染人物感情色彩的特点。再如《一箭仇》这出戏, 他在科班演时也是前部对枪穿厚底靴, 后部水摘换薄底靴。后来我见他演此戏, 水战仍穿厚底儿, 而且增加了许多“弹”、“捋髯口的舞蹈动作, 这里显然是吸取了盖派的路数。他见多识广, 除学习高派、 杨派、麒派、盖派之外, 尚和玉、林树森、夏月润、茹富兰等各位先生,他也无一不学。他从不以某一流派传人自诩, 更不被某一流派所囿。
自盛麟病逝后, 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同班合作的许多往事与他那良好的戏德。在科班, 他就在观众中很有影响, 出科后,又是他父亲班社中的主演。到上海演出《艳阳楼》时, 盖叫天先生亲自给他配花逢春、叶盛章扮秦仁, 使他一炮打响, 声名大震。然而, 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没有主演与配演, 头牌与二牌, 开场与大轴的等级观念。在我挑班的文杏社中,他从没有因角色或戏码安排的不合适而发生过纠纷。如管事的遇到困难,他总是主动谦让。演出《长坂坡、汉律口》时,自然是他演赵云赶关羽,我扮刘备。如遇李洪春先生在班社, 就让李先生扮关羽。我那时经常连演《刺董卓、捉放曹、斩华雄》, 他有时演关羽, 有时李洪春先生演关羽, 他就扮华雄。我要演《战宛城》扮张绣, 他就勾脸扮典韦。有一次, 他跟李少春说: “我陪你演《战马超》怎么样?”少春一怔, 心想两个大武生怎么演《战马超》呢?盛麟笑了,说: “我扮勾脸的。” (意即扮张飞)少春始而惊异, 继而表示钦佩。其实,盛麟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他扮武花脸, 打下串, 早不是什么新闻了。遗憾的是这桩好事未能实现, 否则, 当是一段梨园佳话。
他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真挚感情。1955年,他就光荣地参加了党的组织, 成为京剧界入党最早的同志之一, 当时他从武汉来信, 向我报告这一喜讯。 赤子之心, 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使我受到很深的启示, 我也立即致函祝贺。我深知他入党的心愿由来己久。旧社会, 他一身技艺, 却历尽坎坷, 落魄于上海滩。是共产党无微不至地关怀, 使他的身体、他的艺术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多年来, 他饮水思源, 念念不忘党的恩情, 从武汉京剧团任团长, 到中国戏曲学院任教, 舞台上, 课堂上, 他都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患病前, 他仍以古稀之年, 为京剧的承前启后而尽心尽力。
令我难以忘却的是在他病重之后, 我去看他,弟兄见面似有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 看着他的病态, 我心里很难过, 想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英雄形象,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老了,病成这个样子。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的心, 竟冒失地说: “你什么时候唱《长坂坡》, 哥哥我还给你扮刘备。”想不到这句话却使他兴奋起来, 连说: “对, 对。” 足见在他的头脑中, 最大的愿望仍然是登台献艺。我当时就想, 如果我们每个戏曲工作者都有他的这种献身精神, 戏曲事业能不兴旺吗?
盛麟走了, 带着一身技艺走了。盛章、盛兰、盛文、盛武、盛岩、盛虹也走了。惋惜之心,油然而生。我们健在者承上启下的责任越发加重, 切不可为眼前的鸿毛小利, 或因一叶障目而纠纷不休,以贻误京剧艺术的振兴大计。要让盛麟等诸位先贤们含笑九泉。最后让我在盛麟灵前献上挽联一副:
高门宗杨仿麒效盖舞台献艺六十六年声誉满四海；
学府育树教文授武课堂传徒二十二载桃李遍五湖。
198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