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闻：写给最体面的十一月丨AMNUA观点
Cool November
美国时间2016年11月8日，总统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额前的头发就像星条旗上的条条，成功飘扬在美利坚和全世界上空。中国媒体自美国大选伊始的种种跟风猜测终于尘埃落定，但是对于特朗普当选后的种种担忧又掀起新的舆论浪头。齐泽克在大选结束前接受采访时的讲话一语成谶，然而更多人估计根本忘了他在说些什么，记住的是他用手指不断揉捏鼻子的焦躁动作，以及口音生硬的英文。特朗普的女儿以不输任何一位好莱坞明星的靓丽外形亮相，在全球直播中侃侃而谈的气势让我想起詹妮弗·劳伦斯扮演的《饥饿游戏》的女主角，驾乘着战车，背上倏地升起一对火焰制成的翅膀。在演讲时，伊万卡·特朗普的秀发每隔十几秒就被迎面袭来的一阵人造微风轻轻吹动起来。
Ivanka Trump
十一月的现实，是媒体和网络中的现实，也是每天每月反复浮现的现实，这一切正是当下的全球景观，正是我们身处的媒介现实。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戏剧性的媒体叙事中度过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产者或根本不知何为中产者们、劳动者和休闲者们、职员或公务员们、城乡结合部或都市发廊里的杀马特们、深交所和陆家嘴的投资精英们、洗脚城里的技师们、移动营业厅的营业员们、艺博会或双年展上的藏家与艺术家们…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个属性：那就是媒体的人、网络的人、以社交软件黏合在一起的人。
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灾难，已经愈加脱离其现实本身的情境与意义，成为整个网络景观的养分和供给。所有消费这些养分和供给的人，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他人以及他国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经历一次次叙事与情感的跌宕起伏与惊声尖叫。可以说，通过从未谋面的人们的灾难和故事、床事和绯闻、丑闻与笑话，通过林丹的出轨或是安塞尔姆·基弗的撤展声明，我们这些吞噬信息的行尸走肉才得以存活，得以存在。
在我腐朽之前，请把我干掉
从宽泛意义上的“85美术新潮”运动到2015年前后，中国的“当代艺术”迈着懵懵懂懂的步伐走到了30岁之际。当年的“叛徒”、“挑战者”、“盲流”们，他们中最聪明的人都已经完成了个人意义上的奋斗史和成功学，成为一些新的“体制”下的头头脑脑们——无论是官方体制还是商业体制。而整个尚未取得全面合法性的、正在生成之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体现出一种别样的面貌：艺术批评的失效、艺术生产的低级反复、艺术资本的泛滥与盲目、艺术媒体的自我审察与判断力缺失，等等。前些天的一条微信文章标题很吸引人，那是中国身价最昂贵的当代艺术家曾梵志在发问：“这究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他提出来的，如果是真的，我相信曾梵志绝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境遇糟透和感觉糟透了的人，是根本没有心思和功夫去想这种问题的。
那么，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当下的中国艺术家和艺术生态究竟是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艺术生态仍旧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所谓创造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已经沦为了一场无穷无尽的电子游戏和网络游戏，在一次次的GAME OVER之后等待新玩家（资本、艺术家、画廊、操盘手、展览、艺博会）的投币重启？这些问题本身也是非常低级和让人汗颜的，写完了这些问题的我为自己写下这些无聊的、毫无洞见的问题感到由衷的羞愧。就像一位九零后的上海小孩王育臣在他的新片《死命力》中，借男主角喊出了：“艺术已经被你们套路化了。”但是现实本身并不具有“羞愧”的功能，现实本身充满了盲目的活力，仍然在以更加汹涌的热情甚至是激情去拥抱艺术以及和艺术相关的一切。
王育臣《死命力》截屏
那些包括我在内的，容易产生“羞愧”这一情感模式的人所看见的是：当整个社会背景与艺术语境大幅转向之时，时代的高速公路已经铺向未来之时，或者说在新的权力结构与科技导向的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中，仍旧有人完全无视这一切。当整个时代的舞台布景已经被全面替换的状况下，仍旧有人迟迟不肯离场，就好比张勋的辫子军一样突兀地站立着。但今天的状况是，今天的“辫帅”甚至连一个赐谥他“忠武”称号的末代皇帝都找不到了。当别人为他们仍旧卖力表演的窘态感到羞愧时，他们自己一无所知。那些沉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和过剩的浪漫主义激情之中的艺术先驱们，会不会看起来有点像一个个不合时宜但有点心酸的笑话？正如蒋志的那部影像《谢幕》中穿着旗袍浓妆艳抹的女子一样，用永无休止的谢幕来延续自己的不愿退场。但是年青的一辈也请别得意的太早，你们中的一些人过早的被父辈推到了台前（时髦的说法叫做“艺二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个群体的艺术语言光滑，但实质空洞偏差），另一些人则被画廊或资本过早地消费——总之，已被淘汰却不愿退场这一现象，已经更早的发生在了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身上。
无法也无力洞悉穿透这个时代的人们——所有号称知识分子、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馆长的同行们，我们总是在太多的宴席上喜相逢，却无法在思想的悬崖边短兵相接。我想起《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的一句台词：“Back then,all of us drank too much.The more in tune with the times we were，the more we drank.And none of us contributed anything new.”（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喝的昏天黑地。我们越适应这个时代、越得心应手，就喝得越多，没有人贡献出了新的东西。）请放过这个时代，也请更年轻的同行们不要如此拼命地和父辈去相比，谁会更早地成为一个笑话——虽然，你、我、我们，注定、终究、必然会成为那个笑话。那么，在我变得腐朽之前，请把我干掉。
每个人都是鲍勃·迪伦
当下的青年艺术评奖活动越来越像一档档不太成功的电视选秀节目，提供了一个所谓的造梦公司，为每个想要成名十五分钟的艺术青年们“圆梦”。这是一场持续的盛大的减压活动，无效而臃肿的高等艺术教育体系是这类“圆梦”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在当下看似提供“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中国大学，其实根本无力担保与承诺其毕业生的实际社会功用，在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的光景里更是无法保证其毕业生的体面生活。在“教育产业”的机制下，所谓的“培养”和“教育”实则成为一场大学与家长之间的“交易”——“交易”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也并没有问题，然而高校行政体系至上及整个系统的惰性，以及竞争机制的缺乏，注定这场交易是一单无法保证消费者权益的买卖。
对于中国的所谓“八大美院”和各大艺术学院、综合大学中的艺术学院而言，他们的教学大纲和核心思路永远在“怎么做艺术”还是“怎么讨饭碗”中来回摇摆。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后发国家来说，艺术始终不是刚需，艺术品亦不是刚需，艺术家更不是刚需。而艺术行业的一切仍然得以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无休止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才是刚需。正是这种欲望支撑起了我们繁荣的“艺术产业”和“文化产业”。当下的艺术和它代表的一切，并不是一个高尚的营生，而是一种模糊的、暧昧的、纸醉金迷的，作为抵押物的，或是一种不远不近的现代生活之幻觉的欲望符号。“青年艺术家”或者什么“未来之星”的称号，几乎是无力承担这个群体生活和供给的系统——学院、社会、媒体共同编造的最后一个弥天大谎。通过对群体中个别人物的加冕，展示了一种样板间和示范田，然而总盘子是亩产万斤亩产千斤还是颗粒无收？只有天知道地知道，或许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但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已。艺术界另一种维持幻觉的方式是“流动的加冕”，方式在于，无论你是刚出道的小鲜肉还是半老徐娘，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获得某一个奖项。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这是真正的“民主化”，“民主”到所有人都是得奖者，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诺贝尔艺术奖”的获得者，每个人都是鲍勃·迪伦，都是他自己微信朋友圈里的大明星。每一个年青的孩子都可以圆一个做艺术家的梦想。当你拿着一把奖金（大部分是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和一张出国驻留的廉价机票，奔赴异国开始短暂的寻梦之旅时，这个系统便可以仍旧自豪地告诉更为懵懂的大众和家长们——这就是“诗和远方”。
鲍勃·迪伦
秋风起时，正是螃蟹上市的季节。那些在海外短暂飘荡的年轻艺术家们，正如同地方鱼塘里养殖的土鳖螃蟹，被送到一个叫做阳澄湖/欧洲/北美的地方，短暂的泡一泡，带着过水之后的腥味和新鲜，以及“阳澄湖大闸蟹”/“旅欧艺术家”/“旅美艺术家”的标签，被一筐一筐地抬到市面上，以期卖个更好的价钱。
七声号角
超级双年展的策展人们，永远在飞机上永远在媒体上，一站接一站进行着所谓的马拉松式谈话。在成为一个所谓策展人之前，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小汉斯对话某某某”，而当自己一不小心也成为一个什么“飞机帮”和什么“空中飞人”以后，才发现如此多的“对话”与“对谈”，其实就是一场接一场“驴头不对马嘴的谈话和废话。”策展人的一次次降落被赋予了神或天使/屎降临般的神圣感，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策展人本人，常常会在一瞬间感觉到这种极其愚蠢但无比幸福的、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策展人被认为是带来福音的天使，带来黄金、乳香、殁药的“东方三博士”——目前的他们好像更多是来自“西方”。我却总是想要悄悄地告诉艺术家们，千万不要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这些策展人和飞机帮们，他们确实是一群天使，但这群天使是《启示录》中吹响七声号角的天使，当这七声号角全部吹响之时，正是世界末日到来之时。
那些策展人与艺术家之间无聊的对话，既不是为了显示这个策展人的存在也不是显示某个艺术家的在场。经由煞有介事的文字纪录和影像纪录，填满的只是这场网络游戏中的各种对话框——这是一门有关“填空”的艺术。早年的各种游侠闯关游戏中，当虚拟的侠客走到一个新的关卡和地方时，总有另一个虚拟人物跳出来，要么是猪肉店的老板要么是豆腐店的西施，在屏幕上出现的云型对话框里讲几句从来都没人看的对白——甚至可以说，这些对白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玩家迅速的按键跳过去——正像当下的各种所谓“学术文章”和“批评文章”一样，它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玩家迅速地忽略和跳过去。但这个翻过去和跳过去的动作很重要——否则就没有东西来填满展览画册的页码和艺术新闻的版面了。
被玩坏了的双年展与国际展，它们的野心仍旧存在于上世纪那种全面殖民文化的结构之中。前网络媒体时代的双年展和文献展，无疑在视觉资料的归档和信息交互方面留下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当下后网络时代的双年展与国际大型群展，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宣布：双年展机制已经彻底迈入全面买办时代。正如卡洛琳·克里斯托弗-巴卡捷夫谈到的——艺术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种幻像。我倒很欣赏她近期的一篇访谈中的坦然和坦白：“我们读不懂中文的艺术杂志，无法获知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情况，除非把它们翻译成英语。”借用中国艺术家薛问问的一件霓虹灯文字作品来说，所谓的艺术全球化无非就是一场“我们如何想象你们如何想象我们”的双重的混乱的互相猜测的游戏。
薛问问《我们如何想象你们如何想象我们》
当代的主策展人们通过话语权的竞争上位，被指定为某一场定期举办的大型旅游文化项目的包工头和总经理，分单元的策展人们则如同区域性的代理，将本国或本区的“特产”带入万国的博览会。从今天的艺术世界开始，任何一个展览，由谁策划？策划方案怎么写？从某一根本层面来看都已经不重要了，也可以说谁做都一样——因为所有的菜早在锅里了。大买办们将全面接管所有艺术家的生产成果，生产成果总量的不变或阶段性变化，注定了其可见范围与计划经济。当下的“学术研究”与“展览策划”已经不再是一场场新大陆的发现之旅——无论多么厉害的策展人、有着所谓“学术前瞻性”的策展人，只要你的背后没有足够的钱袋子，你将根本无法实现货源的代理权和销售权。“最好的”与“最新的”作品永远不会因为谁的先到一步而成为这个发现者的独家资源，待价而沽的结果将使它们仅仅属于最终那个出最高价代理的人。
出不起最高价进行全面代理的小策展人们，无非还在扮演一个向更大买办介绍货源的二道贩的角色。而诸多双年展与艺博会现场的成交额与学术性已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定期就要发生，必须发生，就如同传统的中国到了腊月就要开始准备过年，死了亲娘就必须大哭一场。双年展代表的全球性大展其实也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优质的产品，这个产品就是一种有关全球化的完美的幻觉，这是一种连马克思也尚未预料到的，有关世界大同和共产主义的高尚情感——当然，它也确实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作品和艺术家清单。大买办们张罗操办着节日的盛会，小买办们拿着特产供应商提供的资金，为所谓的“学术性”不如说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标签买一张入场券。这是艺术界最美好的状态，几乎没有之一。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当所有的双年展都由超级画廊的资本进行幕后支持的时候，超级双年展、三年展、艺博会、文献展、旅游纪念品展销会…所有一切融为一体的那一天已经不再遥远，正如十一月的上海，所有的活动都在同一时段开幕，闪着金色光芒的未来已经在东方明珠的尖顶上触手可及。
游戏《仙剑奇侠》截屏
而二级市场拍卖业的前景将远不如上述业态那样红火，各大拍卖行的忧郁气息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都可以嗅到。我并不觉得这完全和经济背景的萧条有关，用尽全力以天价拍下一张什么作品的奇迹事件仍将上演，甚至仍将不断上演——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行为带来的快感已经逐渐透支——这才是这个行业终将走向衰败的核心原因。拍卖业的运作机制已经将它和娱乐的本质扯得越来越远（哪怕它们也一直希望着转向和转型），而当下的终极消费就是娱乐和快感。一次最成功的、最终极的娱乐需要最成功的脚本与策划，一次终极的拍卖应该是一次终极的娱乐，而当下的拍卖业——无论苏富比佳士得还是中国的各种国产当铺，其所能提供的娱乐指数的“当量”已经不足以引爆一次又一次终极的快感和表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旧会有一些纪录会被刷新，但其事件性将被更进一步弱化，仅仅依靠拍品成交额的阿拉伯数字，已经支撑不起一档完整的娱乐节目。这个依靠不断透支下一个季度增长率支撑下去的行业，会像一个不断许诺年轻妻子各种物质要求比如香车宝马钻戒（即使也不断兑现）的老年男人，最终因为其娱乐/生理功能的丧失而失败。
FUCK你所有的“可能性”
当两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一起时，越接近真实的那个人和理论将会获胜。而当一群以谎言为生的人相遇时，只有最大的那个骗子可以胜出。而最为尴尬的是，当你环顾四周，发现这个行当最大的骗子居然不在这个行当内的时候——你将欲哭无泪，这意味着将无人胜出，直到一群烂仔们把彼此互相撕成碎片。当下中国的艺术生态中，谁是那个最大的骗子？或许他根本不在艺术界？或许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发出奸笑？终究，这是一场无人生还的游戏。
而一切腐败的开始，是从语言开始的。君特·格拉斯对于纳粹德国历史的反思不是从显而易见的政治经济层面，而是从德语的变形和扭曲开始的。那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象征精神高地与人文主义的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在当下是否已经显示出本身的一种腐烂和衰败？该使用怎样的语言重新叙述当下？在最近的一次批评家的论坛上，主题“批评的有效性”本身就是对这种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话语制度的一次极大讽刺，最大的讽刺在于这个主题的设计者，倒是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再次证明了这套话语对于现实的完全无效——恐怕正是因为已经“彻底无效”才开始反思“如何有效”罢。
你们都渴望借一把锋利的匕首，割开这个无聊乏味的现实的肚皮，就像《西部世界》里那个人工制造的老鸨割开自己的腹腔，取出上一次死亡时遗留下的子弹，来证明之前无数次的梦境是一场可怕的现实。最近我也莫名其妙地认领了一桩游戏任务，就是要主持一场论坛（这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和多么艰难的任务），用以“切入当下中国艺术现状的种种纠缠态，进入对于艺术生产机制及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消费模式、媒介控制的戏耍和种种可能性之中。”我亲自使用了“可能性”这个差不多是当代艺术所谓术语中最最卑劣最最恶心的词语。这个散发出如同腐尸一般难以忍受的恶臭的词语，代表着一切虚伪的、绕弯的、胡扯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想法。我只想恶毒地诅咒你们的语言——当你号称拥有所有的“可能性”时，其实你连个屁的可能性都没有。
美剧《西部世界》截屏
我希望在一场针对“语言”的狂欢与篡改的游戏当中，使得我们业界所有这些“接待员”（请参照《西部世界》）和演员们从其虚拟的底色和背景中浮现出来，让荒诞感与喜剧性得以呈现。唯有嘲弄的笑声可以褪去正人君子们的衣衫，使“共同的底线”彻底成为“共同破坏的底线”，使正襟危坐的“真理”成为“无法验真的歪理”。没有终极的收场，也没有终极的GAME OVER、而只有终极的闹剧。——2016年11月26日，微信朋友圈又一次集体刷屏：卡斯特罗死了——很多人又跟死了亲爹一样。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终于要发生一件靠谱点的事儿，2016年大贝尔实验的持续时间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间的11月30日00：00到美国博尔德时间的11月30日23：59，也就是从北京时间的11月29日晚上10点到12月1日下午3点。在ICFO (西班牙光子科学研究所)协调下，在全世界9个实验室同时进行一系列量子物理实验，全球将有三万志愿者作为“人肉随机数发生器”参与到这一实验之中，旨在检验“自由意志的漏洞”。一家媒体这样描述到：“假如说自由意志漏洞相当于有一个恶意的上帝把所有机器的行为都预先注定了，那么大贝尔实验的思路，就相当于一场对上帝的DDoS攻击！”而我们这些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到底有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到底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我拭目以待。
2016/11/30
南京时间1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