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鄂州、汉阳和汉口三地没有整合在一起

为什么古代鄂州、汉阳和汉口三地没有整合在一起

尽管鄂州和汉阳早在南宋就已呈现出了发展成为同一个城市的明显态势,然而这一-态势的最终实现，却顶多只能算到清代中叶以后。至于它们在行政上也结为一体,则一直要等到1927年。那年4月设立的武汉特别市才第一次将长江两岸的武昌(原鄂州)、汉阳以及明中叶以后滋生出来的汉口三个城区完整地组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城市。 可是这一局面仍只纠持了短短两年,直到1949年6月武汉市成立，自此武汉三镇才稳定地结成同一个城市型政区园。在这一地域， 单岸城市的转型过程徘徊了整整800年(1127-1927年)。

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鄂州和汉阳两个城市的整合?这是中国历史城市地理领域较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也许可以说，其间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我们认为,在各式各样的众多因子中,有着影响至关重要的两个:

(一)水上交通技术的滞后

交通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内部联系方式,进而影响到城市空间形态的紧密程度。一般而言,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城市空间往往由紧凑型向松散型演化,这一点在鄂州与汉阳的关系上体现得也十分清晰。

在近代机器轮渡引进之前，中国传统的水上交通一直依赖木船人工。这-技术对于解决小城镇内部的交通需求尚且不济一我们可以注意到小城镇的两岸交通其实主要是靠桥梁来实现的何况对交通条件要求更高的大中城市。

以鄂州和汉阳而论，横亘于它们之间的长江自古被称为“天堑”,这对于传统的木船人工技术来说,几乎是难以逾越的交通障碍。我们还记得崔颢在黄鹤楼上的名句:“晴川历历汉阳树”，仿佛其间距离近在咫尺。可这“历历”的滔滔江水,又叫人兴几许风波之叹。上文曾征引卢纶《晚次鄂州》的诗句:“云开远的原因均不明。我们认为这显然是由于过江交通不便,归属-个中层政区呼应不灵,从而不得不分设两个中层政区。试想如果不存在天堑的交通限制,行政建显然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发展轨迹。这也间接地证明了,交通确实是遏制当时鄂州与汉阳两个城市地域之间的联系的重要因素。

（二）传统城市理念的限制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城市一直只被当作一个区域的核心部分，而其本身作为- -种地域类型的存在一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城市型的行政区域以及单独的城市政权机构，当然更不存在城市自治权之类的问题。

职是之故，鄂州与汉阳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其实只是作为地域型政区的鄂州和汉阳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鄂州城和汉阳城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绍兴五年(1135年)废汉阳军为县属鄂州时便是“以户口减少故”，显而易见所谓户口的统计范围指汉阳军全境而不仅指汉阳城。按照这思路， 如果鄂州与汉阳军两个中层政区能够合成一个中层政区，鄂州城与汉阳城合而为一自是无大问题，否则，它们便注定要等待思维框架的突破。

这里面还有第二层含义:中国传统观念对于城市的功能并不注重其经济以及人居诸方面的意义，而往往只考虑行政或军事的需要。北宋张舜民看到鄂州城郭时一语道破天机:“乃知古人为城欲牢不欲广也”。

因而尽管在南宋鄂州与汉阳之间已经出现明显的高级市场集聚城区功能分化，仍未能促使当局采取足够的措置。事实上，从西方城市及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双岸城市的形成是在城市经济功能凸显出来之后,水上交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出现，如苏州河之于近代上海、雨江之于近代宁波。而我们通观鄂州与汉阳的历史,尽管两个城市型地域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但相对于它们的行政军T功能而言，只不过是附骊而已。上层管理者更看重的是它们如何有效地在行政上和军事上控制所管辖区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长江还是汉水，其功能恰恰在于其天堑的作用，再进步是防卫和边界的作用，而不是联系通道。职是之故,单岸城市是理之当然，而双岸城市倒是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