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兴：如何评价韩愈诗歌的思想意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 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 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 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 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 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 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 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 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 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 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 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1979 年修订本第 156 页）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 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 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 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 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 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 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 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 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本文就韩愈诗歌反映现 实的思想意义谈谈我的看法。
（一）
在政治上韩愈主张对人民实行仁政，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原 道》），因而他反对繁赋苛征，竭泽而渔。所以对“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 穷而赋愈急”（《送许郢州序》）的现实深感忧愤，同情人民的苦难。《古 风》一诗对朝廷和藩镇诛求无已，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四处逃亡的情况进行 揭露：
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 诗中虽然没有具体地描写人民困苦逃亡的情况，但其所概括的社会生活内容 是深广的，同时所含蕴的思想感情，确是广大人民在战乱年代，赋重税繁， 不堪于命，又无处可逃的沉痛之情。诗 的结尾以洪水为喻，苛政胜过洪水啊！ 这寥寥短章，虽写得古朴，但感情异常沉痛，揭露也是深刻的。
在《归彭城》一诗中，诗人深切同情人民的悲苦遭遇，指斥朝廷政治腐败，兵戈不息；倾吐自己无力解救民困的苦衷：
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讦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死多饥；去岁东 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 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
这首诗是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中所作。贞元十五年（799）三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叛乱，德宗下诏削夺吴少诚官爵，出兵讨 伐，但因军无统帅，进退不一而溃败。贞元十六年二月再度进讨，五月诸军 大渍。兵连祸结，给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诗人发出了“太平竟何时” 的喟叹，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吴少诚叛乱前一年冬，关中 无雪，长安饥馑，次年秋，郑滑大水，庐舍人畜，荡然无存，哀鸿遍野，饿 殍相枕。诗人同情人民的悲惨遭遇，对当朝衮衮诸公提出质问：“讦谟者谁 子，无乃失所宜？”这就把灾祸所生之由，归之于朝廷，表现了诗人超人的 胆识。出于解救民困的热忱，诗人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天旱人饥，洪水为患 的现实，一方面草拟奏稿，希望当权者实行仁义之政，使政治清明，国家安 定。全诗夹叙夹议，铺陈展述，真挚同情人民苦难之情跃然纸上。能说这样 的诗篇“肤浅”吗？
由于韩愈关心人民疾苦，所以尤其憎恶那些“龊龊当世士”。他们只知 蝇营狗苟，聚敛为务，对“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龊龊》）的惨状， 置若罔闻。因此诗人表示“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同上），为人民请 命。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人死相枕 籍”而统治者仍然诛求无厌，特别是京兆尹李实，以聚敛诛求为能事。作为 监察御史的韩愈，不畏李实的权势，立即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陈述了关中地区广大人民，弃妻逐子，转死沟壑的惨状，请朝廷“宽民徭役”， 以救人民于水火。结果得罪权贵李实，贬为阳山令。韩愈遭受打击后，同情 人民疾苦之情并没有减退，所以到永贞元年（805），在赴江陵途中追忆当时 的惨景，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伤心惨目的灾民图：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 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嗳。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J 门，为忠宁自谋？┅┅
《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在诗中，诗人以白描的手法，真实地勾画了灾民抛妻弃子，转死沟壑，倒毙 路衢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同时对灾民充满了深厚的同情，为灾民的不幸而深 沉叹息，到了食不下咽，五内焦灼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精 神的继承吗？
在上述诗篇中，韩愈是直抒胸臆，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反映人民所遭 受的重重苦难，另外一些诗篇则是用“索物以托情”的表现手法，托物寓意， 抒发自己对权奸当政，道路以目，人民无以为生的愤懑之情。贞元十九年
（803）三月，长安大雪，这时刻剥聚敛以媚上的裴延龄、李实等擅权，朝政 昏乱，以至“天下皆怨怒”。诗人借天时严寒以托情，写了《苦寒》一诗。 在诗中，诗人飞驰想象，以夸张的手法，描写“隆寒”笼罩着宇宙，太昊都 为之畏避，万物俱受摧残。狂飙似的寒风吹遍大地，有如铓刺刀割。在这样 的酷寒中，太阳和火神都“恇怯”屈服，人们冻得无法生活，连凶猛的虎豹， 藏于深渊中的蛟螭之类也都冻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悲哀激愤叹，五藏 难安恬”，以致中宵痛哭。最后，诗人迫切希望上天能改变这种现象，使杲杲日出，冰雪顿销。只要能拯救万物，诗人表示：“吾死意亦厌”。这首诗 是托物寓意，它所含蕴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不是一目即可了然，但只要联系当 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现实，其所讽所斥，所同情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以 超现实的想象，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来影射当时的黑暗社会，反映人民深重 的苦难。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愈把改变“隆寒”现实的希望寄 托于天，实际也就是寄于皇帝身上，但他那种只要能解人民于倒悬，即使牺 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崇高精神，可以说与杜甫推己及人，关心民瘼的思想前 后辉映。
再如《猛虎行》也是因物取譬的佳作，诗人以猛虎为喻，揭露统治者的 残忍暴虐。诗中极写猛虎的凶残，“自矜无当对”，大逞凶威，不仅攫食熊 豹兔狸，甚至“朝怒杀其子，暮还食其妃”，最后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 为群兽所杀。诗人通过一系列的描绘，充分刻画了老虎凶暴残酷，专威嗜杀 的本性，极为深刻。以此喻当时的统治者和跋扈专横、残暴寡恩、杀伐成性 的藩镇十分确切。对老虎掠取兔狸而食的描写，也曲折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对 人民的残害，和人民深重的苦难。
这不是“认识不够深刻”的断语所能否定的。
（二）
对于藩镇拥兵自雄，天下纷扰，国势日蹙的局面，韩愈十分不满，主张 扫平不听朝命的各方镇，以实现“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大小，咸臣于 朝”（《送殷员外序》）的天下大一统。这种尊君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在那藩镇割据，战争频仍，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代， 是有进步意义而值得肯定的。
《元和圣德诗》是韩诗中反对藩镇割据，歌颂宪宗平定西川之乱，以振朝廷声威的鸿篇钜制。这首诗前人大抵推崇过分，解放以来的研究者又贬之 为歌功颂德之作，都失之片面。从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来看，此诗还 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首先诗人揭露了据西川而叛乱的刘辟的凶残，“血人 于牙，不肯吐口”，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其 次抨击刘辟诱胁其众为乱的罪恶：“万牛脔炙，万瓮行酒；以锦缠股，以红 帕首；有恇其凶，有饵其诱；其出穰穰，队以万数”。再次歌颂这次平叛战 争大获全胜，“借以悚动藩镇”。
元和四年（809）十一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死，其从弟吴少阳不待朝命自为留后，朝廷不能讨伐，韩愈对此十分愤慨，在送友人侯继赴河中幕时， 作诗以赠。诗人迫切希望作为“天子股与肱”的晋绛慈隰节度使王锷，在“蔡 州帅新薨”之时，能“提师十万余”为朝廷讨伐吴少阳。他认为这不只是维 护国家统一，而且是“活彼黎与蒸”，拯救人民。诗人自己为了扫平割据不 臣的藩镇，实现天下一统，还有“犹思脱儒巾，弃死取先登”（《送侯参谋 赴河中幕》）的报国壮志。
痛感于割据称雄的藩镇荼毒人民，危害国家的统一，韩愈急切希望朝廷 讨伐。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力排众议，主张讨伐淮西吴元济。韩愈不畏 宰相李逢吉的反对，积极支持裴度进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襄赞军务。 这期间韩愈写了十多首诗，抒发自己平叛的豪情壮志。如《送张侍郎》： 司徒东镇驰书谒，丞相西来走马迎。两府元臣今转密，一方逋寇不难平。
韩愈认为以镇定一方，威望素著的韩弘为都统，再加上不平淮西誓不还 朝的裴度为宣慰处置使，将士用命，抗拒朝廷数十年的淮西之地不难平定， 所以表现了强烈的必胜信念。又如：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 这首诗前半即景，写出了平淮西的军旅，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中行军，军 容整肃、威武；后半抒情，表现了淮西必平的坚定信念。这虽是一首奉和之 作，但不是有意逢迎，而是贯注着诗人的亲身感受和平定叛乱使国家统一的思想感情，因此，全诗明朗轻快，积极乐观。 到达淮西前线后，捷报频传，吴元济势穷力孤，龟缩一隅，眼看胜利在望，凯旋而归指日可待，诗人欢欣鼓舞，《郾城晚饭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 二员外》一诗，就反映了这种胜利喜悦的豪情：“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 色见归期。幕中无事惟须饮，即是连镳向阙时。”吴元济被擒，淮西平定， 诗人随裴度凯旋而归，一路上写了《酬别留后侍郎》、《同李二十八夜次襄 城》、《过襄城》、《次硖石》、《桃林夜贺晋公》、《次潼关先寄张十二 阁老使君》等诗，前人已指出，“数诗皆可作凯歌”。
穆宗长庆元年（821），王庭凑杀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而作乱，引兵攻占冀 州，围深州，朝廷一时无力征讨。次年，穆宗以韩愈为宣慰使赴镇州。在镇 州兵变的紧急情况下，韩愈欣然受诏上道，而且“恨不身先去鸟飞”（《奉 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为了国家的统一，兼程而进，个 人生死置之度外。《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重见寄》一诗，也反映了诗人赴镇 州时的急切心情：“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 何处如今更有诗？”这种临危不惧，果敢忘我的精神，在中唐的诗人中是少 有其匹的。
从上面的简析中可以看出，反对藩镇割据是韩愈诗歌主要内容之一，而一些研究者则视而不见，甚至一笔抹煞。试问：反映藩镇叛乱的重大历史事 件，不是“社会重大的生活内容”吗？不是“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吗？
（三）
佛道二教，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中唐时期大盛，形成一个庞大的 游手坐食的僧侣地主阶级。众多的道士、僧尼利用宗教蛊惑人心，破坏社会 生产，为祸甚烈。韩愈不怕触怒宪宗，主张禁绝。如对佛教他认为要“人其 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即迫令僧众还俗，焚毁佛经，没收寺 院田产，表现出一种坚决排斥佛老，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一些诗 篇中也有突出的反映。对被最高统治者定为国教的道教，韩愈也进行猛烈的 攻击，力斥其虚妄无稽。如《谢自然诗》，对谢自然羽化登仙的传说，以及 道教所鼓吹的长生之说，加以驳斥。韩愈虽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在诗中对道 家宣扬的修炼而白日飞升，明确地斥为荒谬，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仙。对 迷信长生不死而相信神仙的秦始皇、汉武帝进行严厉的批判。同时，根据人 们愚昧而相信神仙的事实，提出了“莫能尽性命，安得更延长”的很富有说 服力的看法，而且进一步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地“从物迁”，要相信“知识”， 也就是相信一般正常事物的道理。最后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劝喻 世人奉君事亲，杜绝神仙迷罔之说。在道教定为国教，皇帝迷信神仙，士大夫影从的情况下，无所畏惧地否定长生为仙之说，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
《谁氏子》一诗则是通过一典型事例，来揭露道教盛行所造成的恶果： 非疾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 载送还家哭穿市。或云欲学吹风笙，所慕灵妃媲萧史；又云对俗轻寻常，力役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
道教流行，不少人受其蒙蔽欺骗，相信成仙飞升，享受无穷之乐。另外 统治者崇道而企求长生，所以不少人投其所好，侈言长生不死，以求宠幸。 如玄宗、肃宗时的王屿，“托鬼神致位将相”，代宗、德宗时的李泌，“长 于鬼道”而被“大用”。这首诗正是以谁氏子弃母抛妻入山学道的生动描写， 从迷信为仙和学道而取卿相这两个方面，尖锐地抨击了道教的危害，指出神 仙之说的荒谬，切中时弊，批判有力，能说这样的诗“认识不够深刻”吗？ 不是现实主义之作吗？
《华山女》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揭露道教徒的无耻秽行，以及统治集团迷 信道教的昏庸腐朽：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 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看冠披，白咽红颊长眉青。遂 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 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 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 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是韩愈反宗教诗中写得最细腻生动的一首，也是诗人通过诗歌形式对道教 进行的最猛烈的抨击。诗人首先揭露佛教徒宣讲佛经迷惑群众的情况，甚至 宫中也“撞钟吹螺”，这就把佛教僧侣和封建政权勾结，统治者利用佛教的 反动本质揭露无遗。接着诗人通过“黄衣道士”讲说道教经典而听众寥若晨 星的描写，对华山女以色相诱惑群众的卑鄙无耻作了有力的铺垫。紧接着正 面揭露华山女以妖冶的打扮，故设圈套，以招徕听众的丑恶行径。结果是达 官贵人，豪家少年，都如蝇逐臭，追逐这个狐媚惑人的女道士，使她既广招 了听众，又诈骗了财物。这已淋漓尽致地揭穿了道教徒的腐朽奇丑和对社会 的危害，但诗人没有就此停止，还更深入一层地描写了华山女和“六宫”、 “玉皇”（皇帝）的关系，虽着墨不多，但统治者的昏庸奇丑已经暴露无遗。 最后诗人着力写“豪家少年”和华山女之间“云窗雾阁”的丑剧，更增强了 人们对道教的憎恶。对道教内幕进行这样细致生动的描写，深刻入微的揭露， 在中唐时期的诗人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佛教，诗人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揭露和批判。如《送灵师》：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 失隶，朝署时遗贤。┅┅
这里诗人明确指出佛教对国家的两大危害，即“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 前者是当时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寺院经济膨胀，不仅影响国家税收，而 且扩大了寄生阶级，增加人民负担。齐民逃赋役”，危害国计民生，这在当 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高士著幽禅”，韩愈认为应令其还俗，以增 加国家丁赋。
对佛教徒大修寺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浪费民财的危害韩愈也加以 批判。“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 者谁？”（《送僧澄观》）这确是概括了唐代由于帝王佞佛，达官贵人相兢大兴佛寺，穷奢极侈的情况，如代宗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 所费巨亿”。所以韩愈的批判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其它如“偶然题作木居 士，便有无穷求福人”（《题木居士》），都从不同的方面抨击佛教的危害。 韩愈还有一些送给僧徒的诗篇，则是通过写景叙事刻画了那些身披袈 裟，口念佛经的和尚可鄙的精神面貌，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佛教徒的丑恶。如《送文畅师北游》，描绘了一个附庸风雅，奔走于缙绅、名士之门，求得只 言片语以为荣的势利和尚形象，《送惠师》则是描写一个“十五爱山水，超 然谢亲朋”的放荡不羁以游名山大川为乐的游方僧人，通过他来揭露僧侣的 寄生生活。
十分清楚，韩愈攘斥佛、老的诗篇，深中时弊，发人深思，有着较强的 战斗性，在中唐时期真是独出冠时，这决不是用“比较肤浅”四字能否定得 了的。
（四）
中唐时期宦官擅权，谗佞聚敛之徒受宠而把持朝政，出现了“贵戚子弟， 例早求官，髫齓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旧唐书·韦 玄同传》）的现象，寒门微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虽才识超人，也备受压抑。 韩愈本人就是屡遭排斥和打击的，所以他在《与崔群书》中说：“自古贤者 少，不贤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 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这深刻地指出了封建社会中极不合理的现象。 韩愈中进士后，因请托无门，得不到一官半职，不得不寄人篱下而为幕 僚。这对有着“志欲干霸王”的政治抱负的韩愈来说，不能不产生怀才不遇 的喟叹，深感被“弃置人间世”，事业无成，孤愤寂寥。《暮行河堤上》一诗，就反映了这种心情：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黄云际，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 何就，嗟嗟世与身。
不满于沉于下僚的幕府生活，韩愈极思凌风一举，以实现政治理想，但现实 是那样冷酷，使诗人到了“幽怀不能写”的地步。即使如此，诗人还是表现 出“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的迫切心情。因此对那些妒贤 忌才的“谗夫”表示了极度的憎恶，恨不能持利剑以刺（见《利剑》）。以 后，因上书言事，不断遭受打击，贬谪远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深， 被压抑的愤懑也十分强烈：“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跎蹉颜遂低，摧折 气愈下。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怀书出皇都，衔泪渡青灞。身将老寂寞， 志欲死闲暇。”（《县斋有怀》）被贬阳山，顺宗即位大赦，移橼江陵，不 能回京，心情异常激愤，以屈原、贾谊自喻：“静忠沉屈原，远忆贾谊贬， 椒兰年妒忌，绛灌共谗谄。”（《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 长侍》）在这些诗篇中，诗人以公冶长、侯生、屈原、贾谊自况，表明自己 虽有报国壮志，济时之策，却不能为世用，因而发为不平之鸣。这是一种沉 痛的控诉，是被压抑而求伸的呼声。它从侧面揭露了中唐时期政治的腐败， 有一定积极意义，不能因为是“个人的不幸”而加以否定。
元和初，韩愈回京任国子博士，但仍为人所忌，不时有流言相诬，诗人 在这样的氛围中，忧谗畏讥，悲愤更加深沉：
彼时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饮，廉颇尚能饭。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陈迹竟谁寻，贱嗜非贵献。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怀秋诗》） 这首五言古诗使事用典都十分贴切，抒发空怀匡时之志而不与世合的愁怨， 曲折尽致。
韩愈除了直接抒发自己坎坷蹭蹬的不平之鸣外，还对一些沉沦不遇，不 为世用的朋辈的遭遇表示深深同情，写了很多赠答诗来抒发自己的爱憎之 情。如《驽骥赠欧阳詹》、《答孟郊》、《送进士刘师服东归》、《赠唐衢》、
《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等等，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抨击了那宦官专 权，奸佞当政而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现实，应该给予肯定。因为感叹怀才不遇， 政治抱负不能施展的诗篇，它虽不是反映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 矛盾，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当权者和不得意的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但它所指 斥的对象是一些腐朽的顽固势力，揭露的是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现实的一个方 面，历史地、全面地分析评价，应加以肯定，不能只以是否反映人民疾苦为 唯一评价标准，从而贬低甚至否定这类诗篇。
（原载《唐代文学》第 1 期，1981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