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入伍

·故人旧事2020·八一特刊·

我的两次入伍

作者：张莘如

我曾经两次入伍。第一次是1968年3月，服役时间一个月；第二次是1969年1月，服役时间9年7个月。说到两次入伍的原因，不能不重提当年的历史。

出自对军队的崇敬，我放弃考大学，跨进了军营

1966年6月，我在重庆一中高中毕业。正在紧张的高考备战时，上级来了通知，高考推迟。后来，一推再推，干脆没了高考的消息。

在学校呆着无聊，应邀去办八.一五小报。写了不少文章，在市里小有影响，又转战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帮他们办《横眉》。没几天，接到一中电话，要我回校，部队有人找。

回到学校，见到一个穿四个兜上装的军人，他自我介绍是7807部队的，请我到部队去见部队首长。

我知道7807部队，它驻在杨公桥，离我们一中很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参观过这个部队，我们叫它“07”。“07”的红二连赫赫有名，它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内务整理很有一套。我们每次去参观，看见战士们迭的那四棱上线如刀切豆腐般的被子，都会为之叹服。

要见我的是一个皮肤黑黑、个子不高、带北方口音的首长，他们叫他“二号”(后来我知“二号”是政委)。他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最后问我想不想参军。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愿意”。他指着窗外的歌乐山对我说，当兵的人，一声号令就要往上冲，你行吗？我看了看窗外陡峭的山坡，没有回答。

二号见我态度不坚决，没把谈话进行下去，只叫我当天不回学校了，在部队招待所住下，明天再说。

晚上一人住在招待所客房里，心里七上八下的。54军是我最向往的部队。早在1958年志愿军归国时，我在重庆大礼堂就见过他们的汇报演出。当时他们的代号是“7788”。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不知这个数字是54军的代号，只记得舞台上有个军人，唱了一支《我骑马挎枪走天下》。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有这么好听的歌，回来就找歌单，想学唱。后来，“7788”和《我骑马挎枪走天下》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读高中时，学校同学分成两派，我参加的八.一五派同军队关系亲密。当时我们已经知道“7788”就是54军，54军也就是“警司”。还知道54军是秋收起义队伍，一直担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周总理多次赞扬54军是一支很有战功的部队。

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重庆市民粮、煤只有几天的储备，是54军的运粮、煤专车保证了市民的生活。当挂有“7788部队运粮、煤专车”横幅的军车从公路上驰过时，谁也不敢向它们放枪。“中央首长赞警司，革命群众爱警司，帝国主义怕警司，牛鬼蛇神恨警司”，是当时八.一五派最爱的一句口号。现在，有这样一支队伍在召唤我，我能不动心吗？

可是，我已经在重点中学读完了高中，眼看就要上大学了。虽然高考推迟了，但这是迟早的事。上名牌大学、当科学家，是我一生的梦想，我就这样放弃多年来的追求吗？

在我为未来举棋不定的时候，同室住进了一个军人。他自我介绍是团的俱乐部主任，1962年成都入伍，入伍前也是高中生。他很健谈，重点是讲有文化的城市兵在部队如何受到重用，如评五好战士、入党、提干、晋升，等等。听着听着，我心里没了主意，不知什么时候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位姓徐的干事带我去见二号。二号问我想好没有，我顺口回答“想好了”，但要求分到红二连。二号答应了。

徐干事带我到团卫生队体检，这是应征必有的手续。当时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摘去眼镜后几次视力检测都没过关。徐干事着急了，说二号都批准了，怎么能过不去！卫生队的同志没法，只好问我是不是刚摘了眼镜有些不适应？正常情况下视力是多少？我借坡下驴，胡乱说了个数字，便过关了。

从卫生队出来，到后勤军需库领了军装，戴上帽徽、领章。徐干事叫我把老百姓衣服送回家，给父母告别一声，明天来部队。

一切都这么突然，爸爸妈妈看到一身军人打扮的儿子出现在面前，惊讶不已。我说明了原因，妈妈不好再说什么，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年代，参军是最大的光荣。但知子莫如母，妈妈还是喃喃地说了一句：“本来还可以考大学的。”

第二天一早来到07，通过老兵介绍，我知道这是54军135师405团（后改为162师486团）。二连在望江厂支左，我同另一个特招的兵赶到了望江厂。我们没有住进二连住地，而是同一营宣传队住在一起，吃饭到二连食堂。

当时部队已经换装，新战士一律草绿色军装。我们几个特招的兵是在团部军需库领的老式军装，浅黄色，越洗越白，同新战士的服装大不相同，当地老百姓都以为我们是老兵。宣传队没有新的排练任务，我们有时进厂去宣传，晚上照例要站岗，这样过了一个月。

一天，营教导员找我们谈话，通知我们回团部待命。我以为有新任务，到了团部才知道，接军部通知，在重庆招收的士兵一律退回原单位，不再保留军藉。没有说明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是反到底派将54军在重庆招八.一五派学生的事告到成都军区，军区下令叫退。我们知道54军同成都军区的矛盾，也知道叫退也就是做做样子，如果我们坚决不走，部队也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很快同意了，因我们心中的大学梦从来没有破灭过。

走之前，团政治处把我的档案退给我，要我把档案交到学校。我把帽徽领章摘下，穿着军装回到一中。当时是造反派掌权，没人接收档案，造反派头头叫我自行保管，我便把个人档案带回了家里。

第一次入伍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1968年3月486团一营宣传队合影，摄于重庆望江厂办公大楼。

我踏上了漫漫投军之路

回到一中，一中的小报已停刊。我应邀到重庆大学继续办《横眉》报。不久《横眉》也停刊了，成天没事干，心中唯一的指望是高考的通知。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不仅宣告了高考的寿终正寝，而且告诉我们“知识青年”今后所能走的唯一的路是上山下乡。

我肯定不愿意走这条路。

离开部队时团政治处交给我的个人档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急切地拆开档案袋，看里面有没有对我有用的材料。最先进入眼帘的是《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这是我3月入伍时部队补办的入伍手续，上面盖着沙坪坝区人民武装部的鲜红大印。再往下翻，没有找到退伍的任何手续。这就是说，从档案上看，我一直在部队服役，没有离队的记录。我马上意识到这份资料的重要性，因为我完全可以凭这张证明重新归队，而且可以不再新办入伍手续。

这时54军已经调防到云南，归属昆明军区，原成都军区的指示不再有效。我立即同一营宣传队的战友姜荣建联系，从他那里要到了部队驻地的地址。我按照信中写的团部地址，给二号首长写了信，表示了归队的愿望，希望首长批准。但是没有回音。我十分着急，一天也不想呆下去了，决定自己到云南找部队，到了再说入伍的事。

虽说是第二次入伍，然此时非彼时也。3月入伍时，我父亲是重庆化工研究所的“革命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第二次入伍前，我父亲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取消组织生活，关进了“牛棚”。这样家庭的子女能入伍？

我回家同妈妈商量，妈妈支持我走，但父亲非常害怕，担心消息败露，让子女“混进解放军队伍”会让他罪加一等。我从来不认为父亲的“问题”是“问题”，觉得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完全可以不让化研所知道。

我和妈妈商定，以后我给家里写信，通过在三钢工作的哥哥转。妈妈说，唯一可能泄密的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女职工，她的丈夫是54军的一个连长，姓冉，如果冉连长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化研所的领导就会知道我参军的事。

54军那么大，撞见冉连长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没有在意此事，向妈妈要了一点路费，和3月同我一起入伍的同学陈善富一起，登上了去云南的火车。

爸爸关进“牛棚”后，每月只能领取很少一点生活费。弟妹马上要下农村，全家生活十分拮据。我没好意思向妈妈多要钱，大约刚够买一张到云南禄丰的火车硬座票。我没想过如果部队不接收回家的路费问题，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没有座位，我和陈善富站在车厢门口。晚上，望着一棵棵飞快后退的大树，心里一阵凄凉。我思念热恋的女友，担忧不确定的未来，也为第二次入伍的境遇伤悲：别人家子弟入伍，披红挂彩，敲锣打鼓，众人相送，“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我入伍怎么偷偷摸摸，孑然一身，摸黑出行，像当年白区进步青年跑向延安？

车到禄丰。我按战友提供的地址，找到一平浪煤矿一营驻地。几个月未见，战友们一个个晒得黢黑。大家相拥在一起，像多年未见一样。我仍然同宣传队的战友吃在一处、住在一起，只是不是军人，不参加训练和站岗。同年初更不同的是，我心事重重，入伍的事没有团首长的答复，一切还在不确定之中。

就这样住了三天，终于有消息来了：团部命令，我和陈善富乘军车到永平县团政治处。命令内容很简单，没有提入伍不入伍的事。第二天，我按规定时间登车，同行的有几个侦察排的战士。车行驰在滇缅公路上，一路颠簸，一路灰尘，当晚在大理师招待所住下。眼前是苍山洱海，嘴里是新鲜大虾，但心情依然不好。

第三天下午到了永平县，这是405团团部驻地。政治处张主任同我谈了话，他是我年初入伍时见过的老首长，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八.一五的学生。他告诉我，我以后在永平县革委会写报道，二号在那里当革委会主任。我的实名放在三营机枪连，三机连驻永平团部，领取津贴方便。说完，叫人带我去领军装和被褥等物品。当晚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有人送我到永平县革委会报到。

我到永平县革委把行李放下后的第一件事是到邮局发报，给女友和妹妹的电报电文是一样的：“已发军装”。

看来，这次入伍是铁板上钉钉子，把稳着实了。

1969年2月作者在云南省永平县革委会大门前。

事情还没有完

405团负责永平、云龙和漾泌三个县的支左工作。我在永平县革委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写报道。我一个人住一间房，睡觉、工作都在那里，不出操，不参加军事训练。有时我会跟随二号到基层乡村，当时运动正处于“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因为斗争复杂，同行的还有二号的警卫员和一个侦察兵。

没有通常的政审。也许政治处认为我是通过了政审的，我的入伍有完备的手续。他们不曾想像，几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可以从“革命”变成“反革命”。

一个月过去了，我到三机连领了第一个月的津贴。为了表示对家庭的回报和责任，我把当月的6元津贴全寄给了妈妈，当然是通过哥哥转寄的。

第二次到三机连领津贴，我见到了我们的连长。他见了我，微微一笑，说了句：“张莘如，化研的。”我当时不曾在意，心想他是通过档案了解我的，便向他敬了礼后，离开了。

回到住处，我突然产生了不好的感觉：他会不会是妈妈说的冉连长？54军有几百个连长，不会这么巧让我碰上了吧？心里放不下，我向同在革委会支左的林股长打听，三机连连长姓什么？林股长淡淡地回答：“姓冉。”我一听，差点闭了气。

真是越怕来什么越来什么。从此我背上了包袱，甚至做梦也梦见政治处来人了解我的“家庭问题”。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终于放下了心：也许冉连长根本不认为我父亲的“问题”是个问题，也许他认为虽然是问题，但不是他管的问题。总之，他睁只眼闭只眼，把这事压下了。

我从心里感谢这位首长，他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青年的人生，但他选择了沉默。

我在革委会十分卖力地工作，既是为54军争光，也是报答二号首长的知遇之恩。我的稿件多次在《云南日报》《大理州报》和军区《国防战士报》上发表。反映二号首长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清理阶级队伍斗争深入的长篇通讯《踏遍青山人未老》在《解放军报》头版刊出，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团干部战士集中收听了电台的播音，我也渐渐有了点名气。

但麻烦也来了。因为家庭的“问题”，我当兵的唯一愿望是当足两年，待服役期满，复员到重庆当工人。我不能提出入党申请，因提出申请，必须向组织如实交待家庭政治历史问题。如果老实填写，入党吹了，军籍也难保；如果隐瞒不填，是对组织不老实，查出一样完蛋。所以我入伍一年，没有提交入党申请，自然也引起了有些人的注意。

那是在部队调防到河南安阳，我调到团政治处写报道。一天，在机关食堂吃饭，政治处崔秘书突然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小张太落后了，连党员也不是。”

是啊，在大家眼中我不是很红吗，当兵一年也算老兵了，为什么不是党员呢，而且连入党申请书也不写。在部队一个老兵不是党员是件很丢人的事。我知道崔秘书是代表首长向我转达要我申请入党的意思，但为了未来，我忍了下来。

两年一转眼就到了。服役期满，本可以堂堂正正提出退伍，回去当我的工人，但部队不放。这时父亲从“牛棚”放了出来，只是未恢复党组织生活。父亲的工作单位慢慢知道了我参军的事，承认了我家的军属身份，家门口挂上了“军属之家”的光荣匾，父母也享受到了军属才有的商品供应待遇。

我觉得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便提出了入党申请。虽然父亲“未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曾经影响我的入党，但最终用变通的方式得到解决。

197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干，晋升，转业，走完了一个军人可能走的全部路程，这些都是后话了。

2020年7月26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莘如，四川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47年5月生，1966年6月毕业于重庆一中高中部，1968年3月入伍，1978年9月转业。先后在军队师、团政治机关，重庆市、区党政机关和外资企业工作。1994年，改革论文《促进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对接》入选中共中央召开、中宣部等七部委主办的全国理论研讨会，同年获四川省和重庆市两级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