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华大会计文明的三大基础
自公元前2070年禹茅山大会计，中华会计便踏上一条由国家主导的独具特色的大会计发展之路，留下举世无双的制度文化和思想宝库，也支持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传演、发展和完善。要理解这一体系的精神实质，理解禹“大会计”及其实际意义，以及中华大会计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历史必然性，需要三方面基础。
站在古代中华文明发展转折的历史视角来全面考察大禹的历史地位和功绩
《尚书》作为反映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经典，被儒家尊奉为经，所以又称《书经》。其《禹贡》一篇，为其中篇幅最巨、内容最为丰富的篇章，从多个方面详细记载大禹的伟大功绩。从中可以看到，大禹的功绩，在治理洪患之外，更有“随山浚川”舒畅交通、治五服、定九州、厎慎财赋、会同四海。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奠定华夏国家的制度框架和国家体制运行的基础。
按照《史记》所载，舜帝“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做了天子的大禹巡狩天下，“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中州诸侯，……乃大会计治国之道，更名茅山曰会稽。”这些材料充分表明：大禹在治水期间，通过各方面努力，奠定古代国家体制建设和国家治理相关的多方面基础。为实现统治权威，在巡行天下之后，于茅山汇集天下诸侯，考核官员治绩，“大会计治国之道”。这种“大会计”，是基于国家治理威权的诸侯和官员治绩考察，实质上等同于后世上计制度中的国君亲“受计”。
因此，它实质上开创古代国家以“会”“计”方式实现总体上的财计审查和考核的先河。这种以集会的方式考核官员治绩包括财政和财务事项的方式，从其实际形式来看，就是“会而稽考”。因此，当大禹驾崩之后，人们把他葬在茅山之下。为纪念这一史事，更名茅山为“会稽”之山。
司马迁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家，为了考证史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以类似现代史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方式，考订禹江南计功的历史事实并载入《史记》。恐人不解，特别说明：“会稽者，会计也”。赵晔作为东汉时会稽山阴人，对禹大会计进一步做更为详细的解释。这些材料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的各方面框架体系逐步确定之后，体系化、制度化的财计管理，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
禹在完成古代中华国家建设的各项基础性工作之后，于茅山（今会稽山）行“大会计”，考核诸侯和官员治绩，正是深刻地理解到了财计管理对于国家治理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由此出发所引出的国家宏观财计管理，从《周礼》中的“司会”主计，到春秋战国时期“上计”制度的萌芽，秦汉时期“上计”制度的体系化完善，到后世各代延续不绝的“上计”与官员考绩、财计管理，充分显示禹茅山“大会计”的奠基性意义。同时肇始自古至今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大会计”财计文明体系。大禹作为中华大会计文明也是中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古代中国“会计”的稽考（勾考）实质
现代会计理论和一般观念中，受“信息系统论”观念影响，会计被视为以企业微观信息处理和披露为核心的技术系统。会计由此成为人们意识中的“小会计”，一个进行微观意义上的账目核算（记账、算账、报账），计较锱铢之利的技术工具。这种认识是极为有害的，也是不符合古代中国“会计”的实际意义及其社会价值的。
《易经》系辞提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深刻而直观地表明，在古代先哲的理解中，由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所开启的会计实践，从一开始就是以“治理”作为其目标指向，在实践中则具体涉及到治理百官、察查万民。
从文字和具体的职能考察来看，“会计”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其中“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解释“会计”一词最早出现时的基本意义，即以“听”的方式进行财计考察，达到治理的目的。
综合考察作为西周时期最高财计长官“司会”的工作职责和内容，无疑，他所掌管的是国家的整体财计工作，而不是具体的账簿记录。
《周礼》中除以“会计”一词总体上概括以特定方式进行的国家财计考查之外，更对“会”“计”二字分别赋予更为具体的意义。其中“会”有两种含义，一指“年终计最之簿书”，相当于今天的年度报告；二为稽考或一种考核仪式（多指年终稽考，但也有月终稽考称“会”者）。至于“计”，《周礼》中有“官计”“月计”“三年大计”（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之说。
汉司农郑康成对《周礼·司会》的注释是：“司会主天下之大计，计官之长，若今尚书。<疏>汉之尚书亦主大计”，且有“汉时考吏谓之计吏”。此后汉之“上计”、唐之“计账”“四时勾会”等，尽皆沿用会、计“勾考”之意。到宋代，仍有“月计”“岁会”及“上计”之制。
《宋史·食货志·会计》载：“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上计制度直至明清一直沿流。自宋代以降，编撰《会计录》亦成为风尚。在这种以“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庶乎量入为出，国计不亏”为目的的分析研究报告中，“会计”一词还是沿用原来的含义。
自先秦直至清代，几乎贯穿有文字可考的整个中国历史，“会计”一词基本上一直保持“勾考”这一基本含义。作为社会财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周礼》中的司会制度，还是以后的“上计”制度，都不仅是一个职务设置或一种单纯的检查行为，而是一个贯穿整个社会的财计管理控制体系。这种管理控制融入整个社会机体，构成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重要支撑。
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制度优势与官厅会计的核心地位
一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因为多方面原因，古代中国各项制度多被贴上“集权”“独裁”“封建”“落后”等负面标签，今日看来，许多问题实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站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从文明内部自身演化和各种综合性环境因素的影响出发，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多元和异质的存在。中华文明从其起源时代起，即以一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念为基础，形成一种以中和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观念，尤其擅长广大视界内系统化的宏观设计。
大约公元前20世纪，大禹顺应时代演化的现实需要，畅交通、治五服、划九州、定贡赋，奠定一个广大地域范围内大一统国家的地理和制度基础。《周礼》官制和制度体系、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创造、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法律制度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各种努力，以及后世各代不断的制度创新、发展及完善，包括其中的礼法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共同造就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不绝的奇迹。
这种庞大地域范围内大一统的国家体制设计，充分考虑各种资源、各种战略设施包括长城、运河、城池、道路交通、邮驿系统、烽燧系统、仓储及社会救济体系等的系统性规划和建设，诸如汉代所创立的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制度系统，是维系国家乃至文明稳定、延续的重要基础。许多重要的制度创设数千年传演，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和财富。
与此相适应，“官厅会计”在古代中国会计历史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与西方社会注重个体及小集体、微观组织机构的利益及履行受托责任不同，中华大一统的国家体系，决定中国在数千年中始终以国家即全体国民的集体利益为核心，形成与此相适应的文化和社会观念体系。
从会计的体系构成来讲，中华会计文明在很长时期内是以“官厅会计”为核心，直到明清时期民间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时代，民间工商业会计方始获得较大发展，并逐渐壮大，最终形成“官厅会计”“民间工商业会计”“个人家计（包括家族和宗族会计）”三足鼎立的格局。即便如此，“官厅会计”（现代社会为政府财政预算会计，也称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及领导性地位，依然是无法撼动的，并成为其屹立于世界会计文化之林的鲜明特色。
中华大会计文明是中国先民独立思想的结果，也是当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它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从本质上，它是一种在深刻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存在之本源与实质的基础上，基于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体系化基础性构思，深刻地反映着会计的社会治理实质。它体现中华文明和哲学中一贯的系统性思维，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性，重视各种职能的系统性配合。这一特性促使我们对当今日益分裂和碎片化的专业体系，对人类认知、知识、学科、职业的过度专门化、细屑化做出深刻反思，这也是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