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簋盖

作者:彭裕商
四川大学历史系　教授
虎簋盖，1996年8月出于陕西省丹凤县（注：王翰章等《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失器。盖上有铭文161字，所记历日，年、月，月相，日俱全，是研究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关于其年代，学者已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属西周穆王时期，少数学者认为应属恭王时期（注：《虎簋盖铭座谈纪要》，《考古文物》1997年第3期）。我们也对此作了一番考察，结论与目前一般的看法不尽相同，故撰此小文，以就正于大方。
在讨论年代之前，先就其与年代有关的铭文内容补充以下两点。
1.更乃祖考胥师戏。胥，西周金文作疋，与足为一字，《说文》云：“疋，足也。”胥在文献中有佐助之意，《广雅·释诂》：“胥，助也。”所以这里的胥师戏即谓辅佐师戏。
2.鸾旂五日。谓鸾旗之上画有五个日象。又有“旂四日”，见于羖簋盖（注：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市发现西周羖簋盖》，《文物》1979年第2期。），应是旂旗上画四个日象。《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画于旂旗，象天之明。”又，《周礼·司常》：“日月为常。”这种旂旗见于出土文物，如《山彪镇与琉璃阁》图11铜鉴中层图案之三就有五个日象的长条形旗帜。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注：《中国古青铜器选》67， 文物出版社，1972年。），旗帜上是四个日形。张政烺先生对此有较详的解说（注：张政烺《王臣簋释文》34—3 5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
虎簋盖通体饰直棱纹，这种簋盖在西周器物中不是很常见，且失器，这里先就与之相联系的器物进行讨论。该器与传世的师虎簋文考均为日庚，祖考所司都是武职，铭文用字措辞也多相同，故本器的虎应即师虎簋的师虎。师虎簋是一种通 身饰瓦纹的敛口环耳簋，这种簋有其他若干件可资对照研究。对这一类器物流行年代的考察，直接关系到其年代的推定。
　　一　敛口瓦纹簋流行的年代
与师虎簋形制、纹饰相同的敛口瓦纹簋有无簋、乖伯簋、询簋、豆闭簋、即簋。年代比较明确的有三器：1.无簋，记王征南夷。西周金文记载周人与南方淮夷发生战事的主要属于穆、厉、宣三世，与文献的记载相合。该器记载的史实徐中舒先生已指出应属厉世（注：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马承源先生也指出该器与翏生盨和噩侯驭方鼎所记为一事，后两者的时代也都在厉王时期（注：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2.询簋，与师询簋为同一人所作，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师询簋由其铭文内容来看，“很清楚是宣王初即位时的口吻，《两周金文辞大系》说：‘本铭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文中时代背景亦大率相同’，定其年代为宣王元年二月，是确切的。”（注：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今按该器铭文中有不少与毛公鼎相同的语句。此外，铭文格式“王若曰……王曰……”也与毛公鼎相同，这种格式在文献中又见于《书·文侯之命》，可见该器年代确应为宣王元年。询簋作于十七年，李学勤先生认为师询簋提到曾“绥立”宣王，是师询在厉王时已任职，故询簋乃师询初继父职时所作，当为厉王十七年，其说甚是。3.即簋，与同出的师丞钟的作者为父子关系。李学勤先生指出，师丞“主要的活动时期在厉王之世”（注：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后者铭文中有一些流行于西周晚期的词语，如“喜侃前文人”，相同或相似的说法又见昊生钟、钟、兮仲钟、井人佞编钟、梁其钟、晋侯苏钟等，多是晚期厉宣之物；“用祈屯鲁永命”，即克钟的“用匄屯嘏永命”。后者铭文中已出现了“周康剌宫”，唐兰先生已指出应为宣王时物（注：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862年第1期。），但学者尚有不同意见。新近李学勤先生也指出克钟的“周康剌宫”为厉王之庙，该器的十六年“必须属于宣王”（注：李学勤《吴虎鼎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克所作器除钟而外，尚有鼎盨等若干件，其中克盨有“周康穆宫”，是指的穆王之庙，学者并无异说。既然如此，则“周康剌宫”当然也就是指的厉王之庙了。此外，大克鼎右者为申季，同于伊簋，后者器形纹饰均同师簋、颂簋等宣世器，年代当在宣世。小克鼎器形纹饰同于宣王时的史颂鼎和东周初期的鄀公諴鼎，字体也较晚，如命字已加口，这种写法常见懿孝以后器铭，其字已添加下部的底座，都说明克器基本上属宣王时。师丞钟除措辞带有晚期特色外，字体也较晚，如其字写法同小克鼎等西周晚期器，器形纹饰又非常接近厉王时的宗周钟和梁其钟，都透露出该器年代确应大致在厉世。以此推之，作为其父辈所作簋的年代应大致在夷世前后。
上所论三器，两器属厉世，一器属夷世，与其形制相同的乖伯簋和豆闭簋的年代也应在夷厉之世。二器本身也具有较晚的特征，乖伯簋字体风格较晚，命字已加口，“婚媾”一词只见于晚期器，如克盨、殳季良父壶等，时代均不早于宣世。铭中提到的益公，也见于上述厉王十七年的询簋。故该器的九年，应为厉王九年。豆闭簋字体也较晚，命字有口旁，右者为井伯，这些都与利鼎同，后者器形纹饰又类同多友鼎，其年代应在夷厉时期。
以上的讨论说明，这种敛口瓦纹簋主要流行于夷厉时期而以厉世较多。也就是说，以器形纹饰而论，师虎簋大致是夷厉时器。
上海博物馆藏散伯簋，除圈足下多了三小足外，器形纹饰与上述瓦纹簋相同，该器的其字已是西周晚期流行的写法，可作为这类瓦纹簋年代的佐证。
陶器中也有类似瓦纹簋的器形。如张家坡VI式陶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图一九：3，图版十：1，《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除圈足稍高无环耳外，余则与铜瓦纹簋完全一致。VI式除豆流行于张家坡第五期，年代大约在厉王前后。
　　二　相关人物的活动时期
上已推定敛口瓦纹簋流行的年代约在夷厉时期，各器铭文中提及的人物有益公（询簋、乖伯簋）、内史吴（师虎簋）、井伯（豆闭簋、师虎簋）、师戏（豆闭簋）、定伯（即簋）。
以这些人名为线索，相关铜器可联系成7组（见表一）。
表一中7组并不一定是按时代顺序排列的，对各组铜器的联系主要是根据右者（即傧导者），另外再辅以册命者。因为右者多为地位较高的重臣，并且不是一种固定的职务。也就是说，某人任右者，只是在他活动时期的某一时间段，所以右者相同之器，一般应属同一王世。而册命者则不同，这种职务由史官担任，史官乃终身职业，故册命者相同的器物，彼此间年代的距离应较右者相同的器物相对大些，所以我们将此作为联系的次要条件。
第一组4器右者均为司马共，册命地点也相同，属同一王世无疑。此组年代可由以下三点推定：1.为史墙之子，墙之祖父旂曾参与昭王末年的南征，其生存年代的下限理应延及穆世。墙之父丰应为穆恭时人，因此墙之袭爵应在恭王后期。恭王以后，因孝王为穆王子，穆王在位又年数长久，以理推之，懿孝二世应不会很长，陈梦家先生将该二世均各估计在10年左右（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周法高先生推断懿世九年，孝世十五年（注：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五期，1984年。），应该是近于事实的。史墙在恭王后期袭爵，其年龄应该同孝王相去不远，因此完全可以活到孝世乃至夷世初年。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墙活到了孝世（注：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由于孝世不长，因此推测器的年代应在夷厉之世，盨在器中年代是较早的，应在夷王时期。2.此组的史年又见于王臣簋，王臣簋为厉王初年器。3.该组中谏簋有不少接近晚期器的地方。该器器形和纹饰同于扶风凤雏村西周窖藏出土的窃曲纹簋，同出还有伯父盨、伯尚鼎和甗等器（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