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会祥｜高二适的狂 / 四六文摘

（注，本文选自公众号《泰州高二适纪念馆》）

看曹洋先生著《高二适研究》，看到高二适的一个故事。照引如下：

1976年，日中友协，全日本书道联盟和每日新闻社拟在日本东京等地举办“现代中国书道展”，由文化部面向全国征集八十位书法名家的作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派人来请高二适写字送展。来人说：

请高老多写几幅以便挑选，林老已写好了八幅。

高二适一听很不高兴地说：

林老在国画院工作，写字作画是他的本职工作，写得再多是也应该的。我在文史馆，写字画画并不是我的工作。

夫人朱凤子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相劝。高二适勉强提笔写了一幅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写完一掷笔说道，就这一幅，不写了。

赴日之前，此展在北京举行预展。其间高夫子正在南京鼓楼医院住院，画家范曾从北京来函云：“此次展览全国收到八百余幅作品，仅精选八十幅赴日参展。我和陈大远同志都认为，先生大作实为全场八十幅作品之冠。”先生淡淡一句：“当然如此。”接又补道：“何劳他人夸奖。”

曹洋注，引自《高二适先生年谱》，想来不虚，这也符合高二适的性格。

《浪淘沙·北戴河》

高二适，1903年2月18日生，名锡璜。青年时即改名二适，或出章士钊的赞誉。章士钊《答二适》有句：“达夫五十始言诗，而子英年已妙辞。”达夫是高适的字。郑逸梅《艺林散叶》云：“高二适以诗自负，所谓二适，高适第二也。”自许之高，可见一斑。然而晚年谓其女高可可：“二适者，适吾所适也；舒凫者，舒展自如也。”大概是不想在女儿面前，表现他的狂傲吧。高二适师从章士钊，执礼甚恭，然而对章著《柳文指要》，写出《纠章二百则》，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少年疏狂，世故既经，渐而收敛，高二适的狂则历劫不磨，一以贯之。

《龙藏寺碑》题跋（1941年）

但凡搞艺术的人，都狂。大部分人都会含蓄些，天性真率者，不加遮掩。写草书的人，狂而不加掩饰的多些。高二适擅草书，也狂态可掬。

高二适书法，大概以《龙藏寺碑》立基。偏爱李世民、尤爱李治，得瘦劲、清刚、摩荡料峭之意。其诗远宗杜甫，皈依江西诗派，尤爱后山陈师道。老杜谓“书贵瘦硬始通神”，江西诗派作诗要无一字无来处，硬语盘空，与高二适“凡书要有荦确不平之气”，实可互为注脚。既乎溯源章草，研究皇象、宋克，悟出“草书贵不背章，更悉章本隶法”之后，似窥得山阴奥妙，史传今草，在其眼中大抵不能入古，可发一哂焉。尝谓“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于怀素、贺知章亦直加诋呵。既溯源正本，宗法山阴，又依其性情，参酌杨风子，下笔之际，睥睨今古，真有郁勃傲岸之感。《题怀素自叙帖真迹》一诗，可谓酣畅淋漓：“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将渠悬之酒肆间，即许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为国宝，持此教尔休张皇。”至于在《十七帖》上旁批：“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何其目无今古哉！

题《怀素自叙帖真迹》

在学问上，高二适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纠章”，在艺术上，对朋友也不客气。尝谓：“林散之，乌江人，近年来始与鄙为友，作草无法，大家俗书，尤忌不使中，又其一也。惟破此俗书，非学汉隶不为功。”又尝谓：“南北无书，见印本可断言矣。”噫，老子天下第一，英雄寂寞之感，栩栩然矣。

王羲之书，草书占十之八九，尤其可信者，如《万岁通天帖》之《游目》，以及《十七帖》等，无不富于隶意，或者按后世的眼光看，简直是介乎章草与今草之间。草书的古意，直截言之，即章草意也。体备于汉，而今草、行书、楷书，大抵导源于简牍原始草书（这个草是草率的意思）。原始草书，现在或名之为“汉草”，其符号化意义被约定俗成，也就成了杜度、崔瑗、张芝的章草。章草在文人圈中盛行一时，在赵壹《非草书》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许正是文人的广泛参与，又照顾到传播的识读要求，原始草书稍敛而成原始行书。原始行书进一步经过规范化的洗礼，乃成楷书。史传刘德昇创行书，锺繇、胡昭学于刘德昇，而锺繇被推为楷书鼻祖，正是这一演变的映射。西晋《平复帖》已无明显波画，但仍属章草范畴，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减波磔近方正的书体演变趋势。也就是说，尽管锺繇已创立楷书，但整个书法从隶书语境过渡到楷书语境，要从王羲之算起，而完成于唐。从王羲之到唐代，是个渐变的过程，也许王献之的“改体”力度不小。世谓王献之所谓“大人宜改体”指其所擅长的行草相间，其实王羲之何尝不擅长行草相间？可能进一步汰洗章草意，更有流丽之感是其所指，这也是《淳化阁帖》中张旭草书能归于王献之名下的原因。智永《千字文》草书，章草意就甚少了，初唐欧、虞、褚辈，已营造了纯粹的楷书语境。贺知章草书中有略章草意，以入古而论，高二适尚嫌其近俗，况他人乎？

《十七帖》题跋

高二适发心研究章草，对尤其有“古意”的皇象、宋克，着力最大，也最偏爱。平心而论，皇象、宋克章草虽然饶有古意，但并不出“规范”的范围，书体意义多于艺术意义；而变化万千，朴茂酣畅的简牍“汉草”，似未引起高二适的足够重视。唐张怀瓘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相众而形一”，正是规范化的结果。以这种规范化的章草，再次融会于今草，不免有强行嫁接之感。所以，高二适的今草中有章草意，而不是章、今错变的水乳交融，更无法达到王羲之时代的自然而然。如果撇开章草看，高二适早年立基的《龙藏寺碑》，后来钟爱的李世民、李治，草书尤其偏爱的杨凝式，一例取纵势；杨凝式《神仙起居法》（我不喜欢、甚至怀疑此帖）尤多圭角尽露的折法，这与高二适倔强傲岸的性格相符，但与章草的简古、横撑，似乎并不合拍。所以，高二适草书杀纸刚狠、摩荡奇肆的基调下，为入古，或许不得不长枪大戟、缭绕纠缠。其气壮，无一丝委屈；其笔实，似高空坠石，所以长枪大戟处不虚浮，缭绕纠缠处不紊乱，毫无随人作计，戛戛独造。然而非敢对高夫子不敬，鄙意高二适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可以睥睨一世，却没有广大教化主的化育力量。时代压之，“右军之后一人而已”，只能是一种壮怀。不禁想到另一位草书名家毛泽东，少时大概也有碑体楷、行的基础，似立基于欧，取道怀素，然而不肯似古人一笔，当连者断、当断者连，当正者欹，当欹者正，甚至加标点符号，料峭奇肆，视轨辙为无物而戛戛独造。杀伐果决的勇猛、变形夸张的恣肆，二人实有相通之处。章士钊致毛泽东信中评价高二适“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倒真不是泛泛的客套话。有大心力者，必自己走出一条路，后人追步，便落下乘矣。

高二适临《神仙起居法》

高二适、林散之皆以草书名世，孰高孰低，是俗众乐闻的话题。艺术家走自己的路，彰显个人风采即是。艺术并不是竞技运动，非要与别人争个高低上下不可。乐于排名者，容易陷于无聊浅薄。高、林皆以诗人自居，诗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比书法高。白眼向青天的高二适，也是见到林散之的诗，浏览而喜，才欣然过访林宅从而订交的，书法不过是“学问中七八乘事”。高二适诗曰：“诗翁书法木根蟠，脱手千篇也不难。今代何人与真赏，只留老眼互为看。”老眼互看，当然是外人不足与论的知音之意，固是推重。这似乎与“大家俗书”的尖锐批评相悖，实际上，一个属于社会、伦理范围，是公开、综合的评价；而另一个属于私人通信，是对对自己书学观点的强调，也是对费在山的指导和告诫。同是一流诗人书家，各自的优长缺陷，相互是了然的，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评价，并不是和稀泥，更不是口是心非。高二适对林散之的批评，着眼点在于“作草无法”，说白了就是没有章草的融入。而“惟破此俗书，非学汉隶不为功”。但是，林散之对汉隶却下过非常大的功夫，他的隶书笔笔拆得开，就书写性而论，有其杰出的贡献。也正是汉隶的陶冶，使林草的点画迟涩，如印印泥，更兼水墨互用，五彩纷呈，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惜乎林氏草法，自怀素、董其昌、王铎而来，相对平易，更兼性格因素，或许深醇有余而霸悍不足，也是事实。总体而论，林草于明清草书基础上加上了碑派的用笔和国画的用墨，而高二适则从书体意义和技法意义上，欲与鼻祖王羲之争一席地。愿力不同，取径不同，气质不同，书法自然不同，非嫌林书俗，则不是高二适也。

高二适《漫兴次和林散之诗老见寄之什》

1965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实继李文田之说，总括起来：一是怀疑其文，是隋唐人在《临河序》基础上妄增而成，所以“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二是王羲之书，应该多隶意。“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至于郭氏“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并无确证，那也只能是他自己乐意肯定而已。以郭沫若的旗手地位，几无人敢犯颜论争。高二适愤然驳议，幸亏有章士钊上书毛泽东，才得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而面世。高二适以《兰亭序》本无题目，《世说》注有增删，铭石书、行狎书之区别，力驳郭氏，认为李世民、欧阳询等人不会看错。然而高二适喜欢《定武兰亭》，认为最近右军，而定虞临、褚临、米临、《神龙本》均为褚临，似亦武断。“兰亭论辩”双方阵容悬殊，正是其难能可贵处。

高二适跋元吴炳藏《宋拓定武禊帖》

《兰亭序》既无真迹，论假难，论真更难，真伪之争，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论辩的意义在于过程。私意度之，我也怀疑《兰亭序》。从一个方面看，以欧阳询、虞世南、李世民、褚遂良之玄鉴，怎么可能容得下赝鼎？然而，如果李世民率先首肯，诸臣也完全可能说马是鹿。即便初唐小吏孙过庭，尊羲抑献，称《兰亭序》思逸神超，不是也与御制《王羲之传论》完全一致吗？王羲之虽无真迹传世，而唐摹《姨母》《初月》《丧乱》《得示》《奉橘》诸帖，当称“下真迹一等”，《淳化阁帖》中行书亦当略存梗概，惜无与《兰亭序》风格相近者。另外，修褉成诗，当时为序乎？日后为序乎？若当时为序，从文字量来看，是不是《临河序》更可信？姑且认为《神龙本》即其原貌，那么，这样的文字量以及点画形态，是否席地而坐，一手执卷，一手执笔所书？种种疑窦，读了不少“正方”的文章，并不能涣然冰释。右军尺牍，一帖一面目，是“不成熟”的。正因为“不成熟”，才尽善尽美，匪夷所思。而恰恰《兰亭序》是成熟的，所以，我素不喜郭氏文风，而也乐意把《兰亭序》在风格意义上，划归智永。或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神化《兰亭序》背景下的王羲之，已非王羲之，世人只知《兰亭序》，则可能不知中庸而理解为平庸。在我看来，米芾、王铎那样一帖一变，龙跳虎卧，才是羲之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