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是怎样变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
贾玉民
孔子死后的两千多年里，以给孔子“列传”而将孔子蓄意拔高和神话的书籍，在中国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司马迁是唯一未给孔子头顶垒加光环的早期历史学家。但他的《史记·孔子世家》在其问世后的两千年间，却不断遭受各种人等的臧否与质疑，有人甚至指控司马迁阉人心理变态，内心充满对武帝“独尊儒术”的仇恨。
其实，司马迁遭人诟病的主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汉代官方正史《史记·孔子世家》中，口无遮拦地向世人如实透露了当年孔子父母孕育孔子时的那点不检：孔子“野合而生”。除此而外，司马迁对这位比他年长300余岁的中国早期教育家基本没有任何不恭。
孔子是否“野合而生”，今天看来，其实已非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世界上“野合而生”的人比比皆是，如果都象孔子及其父母那样，尽管身后声名略失典雅，却能给人类贡献一个又一个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那我们这个命运多舛的世界，岂不早就进入了文明之颠？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与佛陀释迦牟尼同时代人，比耶酥基督大500岁，早MUHANMODE 1000年。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创立哲学学派的人，都曾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过划时代影响。
唯所不同的是，与释迦牟尼和MUHANMODE相比，孔子生前声名并不显赫，甚至在其死后的最初许多年里，世人对他也知之甚少。他的全部言论与思想，都反映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甚至他的这本叫作《论语》的小册子，也不是他自己亲手撰写，而是他死后很久了，才由他的门徒们根据回忆搜集整理而成。这一点，孔子似乎又与释迦牟尼、耶酥基督和MUHANMODE早年间的遭遇没什么两样。
司马迁是熟读过《论语》并对孔子身世及其思想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当朝皇帝汉武帝已经偏爱孔子，孔子的思想与形象也已经被人人为地部分加以拔高，但在司马迁笔下，孔子仍然是个饱食人间烟火的普通儒家学人，一个经历坎坷、郁郁寡欢的“民办学校校长”。因此，了解孔子的真实形象，《史记·孔子世家》应该是最可靠的文献记载之一。
孔子的全部思想，按司马迁说法，用一个字即可完整概括：仁。关于仁究竟为何物，孔子死后的几百年里，后世儒家学人对之下过不下百种的诠释和定义。其中，司马迁的定义最为靠谱：仁者爱人。
仁在中国古代汉语里有多重语义指向，仁慈，仁爱，善待，是最基本的意思。孔子仁者爱人的含义是说，在那个公众普遍缺少民权，诸侯利益纷争如沸的时代，作为一个具备道德修养的人，如果他的身份是王候将相，他应该尊重善待他的臣民；如果他的身份是臣民，他应该尊重善待他的同类。
如果司马迁这个解释没有背离孔子原意，那么，孔子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是不是与后来基督教先知耶酥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YSL先知MUHANMODE所倡导的和平、公正、正义，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的意味呢？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那批学人中，孔子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倡导仁者爱人思想的人。孔子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把仁的概念泛化于整个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它具有了皇家专制思想的崭新含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它部分地迎合了中国传统王权政治中以德治国的虚假思维概念。
这也就是后来穷兵黩武出身的汉武帝为什么会在当时硝烟尚未散去，杀戮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突然要采纳一个叫董仲舒的儒家门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所谓以德治国的把戏了。不是汉武帝喜欢孔子的说教，而是他敏锐地看到了，仁者爱人是他巩固王权政治利益的一个可用工具。
事实上，还在《史记·孔子世家》尚未落笔写成的时候，司马迁其实就已切身感受到了，汉武帝所谓的以德治国，不过是他推行王权政治思想的一个辅助性工具罢了。司马迁在早惨遭“宫刑”的不幸经历已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了，在王权政治的官方语系里，是没有“仁者爱人”这个词汇的。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生前臭狗屎、死后香饽饽的人物范例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轻时作过乐手、羊倌、库管员、私人门卫、墓地保安等。后来，他看收学生办私学可以维生，这才决定把教书育人当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且一干就是几十年。
孔子的思想是在他40岁以后基本形成的，其标志是他曾在那年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说他四十不惑，主要是指两个方面而言。一是十几年教学之余，他大量阅读研究了西周典籍文献，认定西周的“礼制”是治国建邦的不二法宝。其二，他认为解决和治理当时各诸侯国混乱不堪的纷争局面，推行周礼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有了这样一个信念，孔子从54岁起，突然一改前二十多年养成的述而不作的习惯，开始在教学之余腾出大量时间出游列国，推广他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孔子的这一行为被后人称作“学以致用”的典范。但从司马迁提供的资料看，孔子的宏伟计划和理想似乎没有找到多少实践的机会，除在鲁国短暂担任过三个月司寇（司法总监）外，在其它列国几乎一无所获。而且，还在外面遭受了不少人身屈辱。
应该说，孔子是个个性要强，十分顾及自我尊严的人。但同时，孔子又是个善于变通，长于交际，甚至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不惜弯腰屈膝、挑战自我尊严极限的人。
《子见南子》是一则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历史故事。说的是，孔子为了向卫国国君推销他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不惜私下拜访卫灵公的宠姬南子，结果引发学生对老师的道德底线产生了严重质疑，因为据说，南子在卫国民间口碑中，是个具有严重道德瑕疵的女人。
我们读《子见南子》的故事，至少有两点必需给予特别关注。首先，它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详尽历史记载，在《论语》中也有扼要提及，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它绝非后人凭空杜撰。其二，司马迁记述这个故事的初衷，有可能只是旨在强调孔子生前命运艰辛多舛；而后来的民间文艺家和孔子儒学的反对者，却把这个故事的道德因素无限夸大，这才给孔子的人格精神造成了一定伤害。
其实，当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更为理性角度回头再看这桩历史公案，孔子的行为又有多少值得人们如此小题大做、揪住不放的地方呢！曲线迂回、正事反做，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作人行事的重要方式，孔子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想，私下拜访南子，走走夫人路线，又有何不可！
问题出在孔子死后被人神话。在中国，即便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如果他一旦不小心说了一句统治者一直想说而不便说出来的话，那这个小人物的人格精神就很可能在顷刻间被人无限放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客观上提升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声名，但也在阉割了儒家学说的灵魂后，被人为地推上了一个它实际不该具有的神坛地位。这是孔子的万幸，也是孔子的不幸；是儒家学说的荣耀，也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悲哀。
晚年的孔子，其境遇要比人们想象的好得多。孔子在68岁那年重新回到他的故乡鲁国曲阜，他的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有三分之二一直追随他，对老师保持了终身的忠诚、崇敬和爱戴。孔子的学说虽然没有被当时任何一位国君所认可，他的理论也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但孔子在民间播撒的儒学种子，却在他死后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他生前的最后5年时间，主要用以整理西周政治制度和优秀文化典籍。经他增删、整理、修订过的《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文献，不仅是儒家学派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历史文献，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华夏文明的传播进程。
参考资料
〔1〕《史记》 司马迁 著 中华书局 1977
〔2〕《世说新语》刘义庆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
〔3〕《论 语》孔 子 述 商务印书馆2000
〔4〕《太平御览》李 昉 著 三联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