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严耕望：生活、修养与治学
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
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满足。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下面姑就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之影响学术工作者，拉杂言之。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不敢深论。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快乐的人生观，心情轻松，胸怀坦荡，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前途，永远觉得有办法，有希望，不悲观。当然不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岂不很好！至于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己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十几年前我来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来到新地方，环境比较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不会有人来攻；纵然有人来攻，也不在乎。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二、一心力、惜时光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此如河渠，固定的相当大的水量，放入一条渠中，必然显得流量很大，气势雄壮；若分入数条渠道，各渠势必显得流量减少，气势微弱，无大作用。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名利无大兴趣，权位尤不敢沾，专心一意的做学术工作。惟生活消遣则兴趣颇为广泛，如朋友谈天，遨游山水，浏览报章杂志，看电影电视。但谈天邀游的机会并不多，至于影视报章，亦随时警惕，尽量放弃，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限度，每天只看一种报纸，至多一节电视，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此外我还有一点分神处，即吾妻体弱，家庭杂务须我分任。不过此与外务不同，只分点时间作体力劳动，不费心力；而且使心神头脑能轻松一下，对于健康也未始无好处！
三、淡名利、避权位
治学贵能一心力、惜时光；然而一般人大多不能注意到这一点，总不免为“名”“利”“权”“位”所困扰，分心力，分时间。当然人非贤圣，名利权位谁不有兴趣，想争取！但这四者的争取，对于学术工作都绝对有妨碍，原因就是要分心力分时间。
四者之中亦有分别。就“名”而言，学术上若真有成就，名不求而自至。不过学术之名只是清名，不能凭以有所享受，而且在学术工作进行中也不能以求名为目的，若以求名为目的，则其学术成就必极有限度。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况更进一层说，名头太大，对于治学也有妨碍。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最显著的例子，如顾师颉刚，二十几岁就享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为当时锋头最健的史学家，每天忙得不得了，几乎毫无工作时间。中年以后，他非常后悔。1944 年，我到重庆，在他主持的机构寄居多日，据他自己评论说，他深悔年轻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只是研究孟姜女真正有了成就。我想这是颉刚师肺腑之言，但不免过分谦虚耳！
就“利”而言，当然一个人总得有基本生活费，不过我想这非绝大问题。何况现在学术人才荒，学术工作真有表现，绝不至于穷得没有饭吃！我自小学到高中，一直以数理科见长，为师友所看重；文科成绩反极平平。但在高中时代，我的实际兴趣已确定转移到史学方面，所以我决然投考历史系。当时我的想法，天下没有个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学术当因兴之所之，不能功利主义。现在想来，初出学校几年，诚然有过近于断炊之虞，但总的说来，仍是生活得不错，实出我预期之外！
就“权”与“位”而言，尤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谋取权位不但要分心力分时间，而取得之后，仍有麻烦，位愈高权愈重，麻烦愈多，不仅因为有权位就有职务要做，而且世俗趋附，习于请托，有权位必然应酬大增，为职务为应酬之不暇，何能一心一意的浸润在学术中！
四、坚定力、戒浮躁
定力本为佛家名词，我想若希望治学有较大成就，定力也极其重要。治学的定力，可分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就内在的兴趣与工作方向言，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又逐时尚而动摇，更不可看见他人研究其他方面问题多所创获，而欲跟踪冒进。见异思迁，跟踪冒进，都是定力不够的表现。就对外而言，遭遇到外面的压力，不能屈服，面对外面的诱惑力，也要坚定意志，不能动摇。记得1941 年，我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晚散步中庭，师谓我曰：“你将来治学有成，必无问题。但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务！”这一番训诲，就是教我要有定力；迄今近四十年，记忆犹新，不敢忘，影响我的治学亦极大！
浮躁可谓为定力的反面。性情轻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点，也为治学大忌。因为浮躁的人，行为做事必定虚浮，治学何能例外，自然也是浮而不实，更何能做到勤谨和缓，亦何能有坚强的定力，集中心力与时光在学问上用大功夫？对于问题的探讨也必然浅尝即止，绝不可能锲而不舍的去深入发掘，缜密研究，彻底解决！这种个性的人，如有才气，自可小成，但绝难深入达到较高境界！而且浮躁的人亦易骄满，甚至狂妄，很难永远虚心的求长进！所以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犯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五、开阔胸襟
近代人提起治史，总说要客观。事实上，绝对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是总应该向这方面去做，做到尽可能的客观。而客观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开阔的胸襟。有了开阔的胸襟，才能容纳众说，至少能容忍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问题的各种异见；乃至对于他人成就的态度，也当如此。就个别问题的异见而言，各人看法不同，也必各有其相当理据，何妨多方取摄，作参考之用。就理论而言，各种理论都非十全十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一种理论若果已能成立，为一部分学人所尊奉，这种理论也必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可用性，我们绝不能采取轻蔑甚至排斥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反之要采取容受的态度，在某一种情况下，或许有其用处。只是此种理论亦必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的遵用，以为不二法门的神圣法宝！其他任何理论也都是如此，不能蔑视它，也不能迷信其有无边的法力！就对于他人成就的态度来说，无论对任何人的工作都当予以尊重，不能因为自己不欣赏，无兴趣，甚至自己不懂，而看低他人工作的成就，甚至加以否定；那是专制自隘的态度与思想，不但是品德做人方面的缺点，只就做学问而言，一有此种态度，就很难步入博大之路，甚至愈走路子愈狭，终至逼处一隅，自我陶醉而已！不过反过来说，对于他人的成就——不论古人或今人——也只能采取尊重的态度，乃至佩服采用，但不能崇拜。一有崇拜心理，便易步入迷信，失去理智的判断与采择，那也是专制狭隘思想的根源，使自己心思不能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对于各种理论，各种异见，以及各种学问领域，无所不能容，无所不涵盖，则自己治学才能不自隘，不自满，无止境的向前发展下去。此所谓“有容乃大”，亦“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之意！
六、慎戒执著
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
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泥执著之病。不过我所说的“固执”与“执著”只是一种性格的两个阶段，很难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厥中”。即固执应适可而止，不要过分；也可说是能抓得紧，也能放得开。也就是坚守一定的原则，而因应现实情况，灵活运用，不要死执一点，不能随宜变化。这对于治学大有关系，相信做事也当如此。今姑举一事以例之。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于同学中最佩服好友某君。他的天分努力皆在我之上，所以论成绩，尤其国文书法都较我为优，我写文章一定要先请他看过；只是社会科学知识，我有一日之长。在当时，两人同读《史记》，他于书眉用蝇头小字节录名家评语殆遍；我虽也相当用功，但远不如他的精勤。同读《汉书·地理志》，他能几于成诵；我记忆力特差，只略识各郡县约在何方位而已。同摩绘杨守敬《水经注图》，他笔笔依循不苟；我则大致规摩而已，以为细节处，杨氏亦只以意为之，无所依据。课堂笔记，他书写快捷，故极完备，我则断续不能全。由此可见两人天分勤力，都颇有差距。毕业后，宾四师约我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继续学业，第二学期他也到齐鲁。一日我与宾四师谈到他，深佩其学业，而师则谓彼之前途不如我，令我深感诧异。请其故，师谓彼禀性执著。当时我尚以为疑。不数年，我的工作愈做愈起劲，而他似显诸路不通，无可表现，始服宾师之有远见。再回忆大学时代，两人同习太极拳，我很快即能略得其形似，而他的拳脚伸出始终强劲如少林，教师纠正，亦不能改。此正见个性之差异，表现于动作行事之不同。大约他能刚而不能柔，能认真而不能回环有弹性。也可说，能抓得紧，但不能放得开；用于治学，易执著，不能灵活通变，终至四处阻塞，兴味索然，无可发挥，殊为可惜！归根究源，仍在执著的个性，易走极端，不能裁以中庸，故接受新知，但不能化！观此一例，性情执著之征候略可知晓，足为警戒！
原载《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原标题：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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