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明清实学思潮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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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sn.cn/zhx/zx_zgzx/201607/t20160730_3142816.shtml

　　步近智，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张安奇，人民出版社 北京 100035

　　原发信息：

　　《开封大学学报》1998年第04期 第18-23，31页

　　内容提要：

　　明清实学思潮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盛时期；乾嘉时期实证学风的高度发扬；道、咸时期实学思潮的再度高涨。其爱国“经世”的优良传统、务实革新的精神和求真求实的学风，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明清/实学思潮/现实意义

　　期刊名称： 《中国哲学》复印期号： 1999年03期

　　字号：大中小

　　分类号 B249

　　明清实学，是我国学术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含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学术思想形态。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而提出，至明代后期而蔚然形成了一股内容深刻丰富、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术思潮——“明清实学思潮”，将中国儒学由宋明理学而推进至又一新的阶段。

　　这一学术思潮，由17世纪初的明末东林学派开其端绪，至19世纪60年代初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遂告结束而进入近代的“新学”思潮。在二百数十年中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盛时期，乾嘉时期实证学风的高度发扬，道、咸时期实学思潮的再度高涨。在这一思潮的前后两个阶段中，都把儒学的“经世”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救亡图存而务实革新。而且，从这一进步思潮的高涨而涉及的范围说，由学术而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从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和尖锐程度说，它由批评理学而发展为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抨击；它终结了宋明理学的长期统治，冲击着旧礼教、旧传统的束缚，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光彩，为迎接近代准备了某些思想条件。

　　同所有的学术思潮一样，明清实学思潮也由于社会背景和思想内容的不同，呈现出了阶段性的不同特征。

　　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第一阶段：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盛时期，是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

　　从明万历中期以后至清康熙前期，史称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在此时期，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导致农民大起义和民族战争的络绎不绝；在江南各地，还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市民阶层的反抗运动。尤其是明王朝的覆亡，对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们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总结明亡教训，憧憬未来的理想社会。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这两股势力的汇合，就构成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兴盛的主要社会基础。加之，此时“西学江渐”，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碰撞，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对实学思潮的兴盛也起了一定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士大夫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局面，他们把“理学”与“心学”的空疏教条看作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为了救亡图存、“济世”“救民”，他们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实学”。特别是明王朝的覆亡，朝野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本质是王朝覆灭的重要祸根，救弊之道在“实学”而不在“空言”。于是，他们从学术应“反（返）之于实”（高攀龙）出发，提出“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反（返）之实”（王夫之）。他们坚决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务实致用之风，“思以济世”、“学必实用”，“不发空言，见诸实效”（傅山），以有用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尤其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这四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勇于探索和开辟治学新路，其探讨学问之广和著作之宏富，堪称一代宗师、百科全书式的大家。就以黄宗羲而言，他虽出于王门，却“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他毕生潜心于史学、经学、天文、历算、音律等实际学问的研究，著述宏富。他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学风，所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开山巨著，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方以智则不仅精于儒学经典，并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学、文学、音韵学等实际学问都有深入研究。他特别强调“质测”之学，提倡实测、试验，主张“寓通几（按：即哲学）于质测”，认为“质测即藏通几”和“通几护质测之穷”的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物理小识》、《通雅》等，是对以理学为中心的学术体系的有力冲击。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批判理学的一员主将，他着力揭露陆王“心学”即“禅学”的本质，是“内释而外儒”，其罪“深于桀纣”。因此，他在批判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理论，“以复古作维新”，试图发扬儒学通经致用的优良传统，以昌盛“经世致用”的实学，达到“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世”的目的。王夫之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一反晚明空谈不实之风，力辟陆王，侧击程朱，提出“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反（返）之实”，从而终结了宋明理学。他对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都深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和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和倡导“实学”，成为这一思潮的主要特征。

　　从明末顾宪成、高攀龙开其端，发展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等人，又从关切时政出发，在经济方面提倡并研究“利用厚生”之学。从“惠商恤民”、“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到“工商皆本”的提出，积极倡导“利用厚生”的“富民”之学，并且明确提出授民以田和“有田者必自耕”的思想。这反映了商人、市民阶层和众多百姓的利益，有力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高涨，还突出地表现在反对专制独裁和早期民主思想的出现。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以否定君权，乃至批判封建君主是“为天下之大害”的“独夫民贼”，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鲜明表现。他们由批评理学而发展为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抨击，黄宗羲甚至提出了类似近代君主的议会立宪制度的设想。这一切，形成了实学思潮中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特征。

　　第二阶段，乾嘉时期“实证求是”之学的高度发扬。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发展到康熙后期，即趋于低落态势，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和启蒙精神的色彩，逐渐由“说经皆主实证”的乾嘉考据学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显示出“实证求是”的实学特征。

　　明清之际实学高潮中对理学的猛烈抨击，和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想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表明理学作为思潮已经走到了尽头。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仍大力提倡理学。而在明末清初初露光彩的早期启蒙思想，则由于缺乏成长的土壤，也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育。这是与清朝统治者实行压制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政策，以及推行封建文化专制政策相关联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使清初的这批抨击理学的思想家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学术思想形态。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顾炎武等只得转向“尊崇节义，敦励名实”的东汉古文经学，意图从经学的研究中找到治世的真理和方法，以复古作维新。这种复兴经学的倾向，使知识界转向朴实考据经史的治学途径，并为尔后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提供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依据。

　　自康熙后期的乾隆、嘉庆时期，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思想文化控制业随之加强，对汉族知识分子采用了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一方面，继续提倡理学和推行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吸引士人进入仕途，并通过开设“博学鸿辞科”和组织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佩文韵府》、纂修《明史》等大型类书，以招揽士人；另一方面，则对知识分子采用高压政策，不断制造文字狱以残害士人，并禁止结社讲学活动，还发布了不少禁令。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和高压政策的推行，严重危及士人们的生命和窒息着整个学术界。众多的学者为了避祸，被迫躲进了脱离社会现实的故纸堆中去讨生活，不敢议论政治和学术理论原则问题。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非政治化的严重倾向，就完全违背了清初顾炎武等人以复古为维新的宗旨和通经致用的“实学”精神。这些学者只是片面地继承了顾炎武汉学方法和所讲求的音韵训诂之学，使学术完全脱离了社会实际生活，只局限于古书的辑录、校刊、辨伪和一字一义的考据，说经主实证而不谈论义理。于是，清代考据学成为学术的主流。加之，清王朝经过清初的经济恢复阶段，到了乾嘉时期，经济已经迅速上升，因而已有余力来促进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时，从事考据的学者不仅得到官方的赞助，而且还有民间商业集团提供物质上的保障，这就更加促进了考据学的兴盛。近代著名的经学史家皮锡瑞把清代考据学称为“专门汉学”（《经学历史》）。他说：“乾隆以后，许（慎）郑（玄）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学界把它称为考据学或朴学（就学风比较朴实而言）。由于它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又有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

　　在乾嘉考据学创建的初期，考据学大师惠栋、戴震等，在高压政策的控制下，被迫不敢过问现实政治，但他们却继承了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反理学的优良传统和求实创新精神。至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时，虽然在考据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已经没有了反理学的思想内容，更不敢涉及政治，完全不同于清初的汉学传统。这当然与清代统治者日益强化的文化专制政策有关，客观条件迫使多数学者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埋头于单纯的考据之学。因而，自乾隆以来的统治者就利用这些汉学家的这一弱点，一反以往尊朱黜汉的态度，转向大力鼓励从事脱离现实政治的考据之学，以作为推行理学的补充，即所谓“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阮元《研经室集》一集卷二），以此来为清王朝服务。这样，它便失去了清初汉学的“通经致用”的元旨，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缺乏理论思维深度和理论批判洞察力的、偏枯的考据学派。但是，至汪中、焦循、阮元却与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不同，他们还是继承了顾炎武、戴震等的汉学传统，随亦为考据训诂学家，但他们既重视经传训诂的考据，又反对理学而提倡实学，志于用世。乾嘉考据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百余年，在学术史和思想史领域，都作出不可抹杀的、独特的贡献。特别是乾嘉考据学讲求“实事求是”的实证方法，这方法，正如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叙述的那样：

　　第一曰注意。必先留心观察事物，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其间也。

　　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一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

　　第三曰立说。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假说。

　　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

　　第五曰断案。

　　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

　　这一实事求是的实证方法，又正如载震所说的：“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而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这种求真求是的精神，可谓是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遗憾的是，限于历史条件，乾嘉学派还只是停留在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文物古籍的考证阶段，并无能力发展为独立的科学学派。而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却意味着具有启蒙精神和“经世致用”、倡导“实学”的实学思潮的低落，而“实证求真”的实学特征却得到了充分发扬。这对于改变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和开启近代科学学风都曾产生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道光、咸丰时期实学思潮的再度高涨。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清王朝日趋腐败，西方列强的入侵，遂使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国遭受空前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亡的灾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乾嘉考据之学已经日益不能适应内忧外患相逼而至的局面。于是，在封建士大夫中涌现出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一批远见卓识之士。他们比较敏锐地感触到时代的忧患，开始敢于正视晚清社会政治现实的黑暗面。他们痛恨清王朝的腐败，注意了解世界情况，要求改革和抵抗外来侵略。因此，他们在学术上对汉学沉溺于名物训诂而无力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迫切问题十分不满，推崇明末清初经世实学的优良传统，从而掀起了一股改革图强以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潮。这股热潮使学风为之一新。它既是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乾嘉学派的抵制，也是明末清初实学高潮的复兴和发展，同时又是整个明清实学思潮的终结。它的主要特征为“自强图存”而倡导变革“改制”的“经世”实学。

　　龚自珍提倡两汉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精神，十分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功能，注意把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并从历史变异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凡朝廷政治必须注重变革和“改制”的主张。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他还利用“公羊学”的传统和理论，“讥切时政，抵排专制”。

　　魏源和龚自珍都是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奠基者刘逢禄的学生。魏源从今文经学的“公羊”说出发，认为“世”分三等：治世、乱世、衰世，而把自己所处的那个黑暗腐败时代列为“衰世”。因而，他反对把经学神秘化和纯学术化，十分推崇西汉“六经治世”的主张，力图“以经术为治术”，“更法改图”，变革朝政。龚自珍以此与乾嘉考据训诂之学相对立。魏源则指出，孔子删述“六经”，其宗旨无非在于“经世”，故他严厉抨击考据训诂之学是“锢天下聪敏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他认为，饾饤考校与心性迂谈都不是学术的精神实质，学术的精神在于“济世”，在于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主张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去研究学术，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而为现实所用。 故而魏源于道光七年（1827年）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这是一部分列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等的资料汇编。他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明确阐述了他的编辑宗旨：“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时务莫切于当代”。他还强调说：“取经世之益”，“必有真儒，征斯实用”。可见，魏源编辑该书是为清朝“当代”提供一部切于世用的经世大典。

　　在鸦片战争期间，魏源站在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一边，曾亲身参加了抗英斗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深受震动。他在事后说：“凡有气血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海国图志叙》）。他冷静地分析了鸦片战争中抗英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西方侵略者拥有船坚炮利的客观优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观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这一观点，不仅表达了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而且一反故步自封的蒙昧主义，尖锐地提出要先了解西方世界（“悉夷情”）方能抵抗外来侵略（“制夷”）的深刻主张。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扩充为《海国图志》，成为我国近代第一部介绍有关世界知识的书籍。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等西方诸国，就是为了“悉夷情”，以达到“制夷”的目的。而且，他还逐渐发现西方列强之所长，并非仅是技艺。在《海国图志》中，就多处流露出他对于“不立王侯”的西方民主政治和繁荣发达的商业的赞美之情。这种赞扬，无疑反映出他对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及其腐败政治的不满，以及要求学习西方以图革新自强的强烈愿望。

　　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在政治上是封建士大夫中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开明派，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又是站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分水岭上的文化巨匠。他们的经世实学，将明清实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实学思想，既是明清实学的终结，又是近代思想的起点。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是开近代思潮风气先河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新学”学派的先驱。

　　明清实学思潮的现实意义

　　明清实学思潮，曾经在我国思想学术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无疑也产生过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它的爱国“经世”的优良传统、务实革新的精神和求真求是的学风，对于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爱国“经世”的优良传统，应继承发扬。

　　“经世致用”是中国儒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而爱国“经世”又是明清实学思潮处于高潮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和百姓大众的疾苦，不满乃至反对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竭力主张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倡实用、实政、实测，反对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教条学风，要求学用一致、经世济民。这一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和积极“经世”、务实革新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今天，自应继承发扬。

　　（二）借鉴“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利于为现实服务。

　　清初杰出的实学思想家颜元十分推崇“六府”、“三事”、“三物”，并作为他办学的教育内容。颜元所倡导的“尧舜三事”、“周孔三物”的实事实物之教，用以反对宋明理学的性理之学。他认为：前者是“实学”，后者是“虚学”；前者“有用”，后者“无用”。这一提法，行似“复古”，但其精神却纯为当代现实服务，实开思想解放之先声。

　　所谓“六府”，其典出于《古文尚书·大禹谟》，即水、火、木、金、土、谷。孔颖达《疏》说：“六者民之所资，民非此不生。……府者，藏财之处。六者货财所聚，故称六府。”

　　所谓“三事”，其典也出于《古文尚书·大禹谟》，即“正德、利用、厚生”。孔颖达《疏》说：“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糜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兴利除害，使民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者，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

　　所谓“三物”，其典出于《周礼·大司徒》。即“六德”（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上述的有关“六府”、“三事”、“三物”，实际是涵括了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些主要内容。其中自然包含了封建道德伦理的一些糟粕，必须剔除并进行批判改造。有的则可资借鉴，并赋予时代新义，以丰富和充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元所推崇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三事”。在道德与功利的问题上，他抨击了那种号称不谋功利或空谈功利的不实之学，提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功利主义。借鉴明清实学思潮中在功利问题上的各种观点，重视使“三事”相互结合而又相互促进的提法，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利观，有利于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亦即道德与功利的关系，这对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继承和发扬“实证求是”的科学精神，为“科教兴国”事业服务。

　　“实证求是”是明清实学思潮处于乾嘉时期低落阶段的特征表现。“实证求是”是由汉代“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这一学术概念转化而来的。随着清王朝的稳定和巩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也随之加强，于是，大兴文字狱，实施高压和怀柔的两手政策，以加强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从而造成学术界不敢过问现实政治，迫使大批知识分子将心思才智转移到故纸堆里，在古代儒学经传的繁琐考证中求得其精神寄托。即使如此，他们仍然继承了明末清初由空返实的求实学风。他们崇尚汉代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风尚，讲求读书要达到真解，必须要对文字和音韵下一番训诂考证的工夫。所以，他们提倡“实证”方法以求真、求是“算造根本，当凭实测”（阮元）的科学精神。乾嘉汉学在经传训诂的考据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崇实求真的“实证”方法和科学精神，为近代科学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和学风，对于当代的“科教兴国”事业，也将有所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