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对所有人的奴役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对所有人的奴役

文丨 詹姆斯·博瓦德

>>James Bovard<<

译：禅⼼云起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被援引的自由观念之一，然而，它是一种假的自由：政治家和左派利用它来骗人接受毁掉真自由的政策。20世纪“免于匮乏的自由”最有力的倡导者，正是那些赞成政府权力摆脱几乎任何限制的人。

例如，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创立者、《苏维埃联盟：一个新文明？》作者韦伯夫妇于1936年宣称：“个人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个人买得起充裕衣食和宽敞住宅的权力。”

韦伯夫妇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应该容许政府以“免于匮乏的自由”为名杀害多少以百万计数的人民？但在斯大林统治最血腥的十年，他们断言，要让政府的经济计划取得成功，“在颁发决定与完成任务之间就必须中止公众的讨论”，对总体规划的任何批评，都应被视为“不忠甚至是背叛的行径”。

政府要能够用衣食来给民众自由，就必须有权处决任何官方经济计划的批评者。在访问乌克兰之后，韦伯夫妇赞同斯大林对“富农”（那些并非最穷的农民）的镇压。他们评论说：“必须承认，若要增加收获产量，就必须对农业中的个人资本家进行清除”。

（产量骤减。）

20世纪余下进程中，将自由与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等同起来的看法，变得愈来愈普遍。英国最知名的纳粹德国支持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在他1936年出版的作品《法西斯主义》中写道：“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薪酬还不错、工作时间短、就业有保障、房子住得舒坦、有机会和家人、好友休闲娱乐。”

詹姆斯·格雷戈尔（James Gregor）在其著作《法西斯意识形态》中强调，法西斯的目标是“抑制那些有助于增进个人有效自由的因素。”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在1937年发问：“即便我们自己的人民也心生疑窦，民主究竟能否匹敌于独裁统治，让这代人得到自己想从政府那里得到的？”

芝加哥大学教授莱斯利·佩普（Leslie Pape）1941年指出：“民主国家准备承认极权国家在积极自由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声明。”

英国史学家凯尔（E.H. Carr）1951年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察，对于当代而言，“免于匮乏经济束缚的自由，显然就像免于国王和暴君政治束缚的自由一样重要。”

凯尔为英国战后一系列经济控制辩护：“自由的代价亦即自由的束缚。每个人享有的一些自由，要以一些人的更大自由的束缚为代价。”

然而，运用这一标准，政府就能借着造出“一些人的更大自由”为名来摧毁数量不受限制的自由。凯尔支持的英国工党政府这样推进自由：为煤矿招募劳工，授权劳工部指派工人到任何被当成国家利益的就业岗位；授权10,000多名政府官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包括对私人住宅的搜查）；禁止餐馆向顾客提供费用超过5先令的餐饮（1947年相当于不到2美元）；对拒绝种植政府要求的特定作物的农民予以罚款。

正如法律教授吉迪恩·坎纳（Gideon Kanner）所指出的那样：政府也“将英国所有潜在土地用途国有化，只许延续现有土地的用途，任何其他土地用途都要获得'规划许可证’。”

工党政府通过一致排队等待配额来给人自由：通过剥夺来提供自由。（1998年《纽约时报》文章援引工党政府在战后的食物配给，这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这也是英式菜肴长期没落的一大因素。）

政治家承诺的“施”越多，赋予自己“拿”的权力也越多。凯尔在1945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委员会主席，宣称“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享有[索取政府施舍的]权利，除非政府有权召集和指导（享受施舍的）个人的生产能力。”

因此，从政府那得到好处的代价，就是人们的糊口谋生受到无限控制。

一旦自由等同于某种物质生活标准，没收就成了通往“自由”的道路。因此，政客越贪婪征税，他对自由就越明显热爱。以提供“免于匮乏的自由”为名，政治家获得了摧毁私人公民独立基础的借口。“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政客的许可证书，不是公民的权利宣言。

任何没有一定财产的人都被认为是不自由的，因此亟待政治援助。约翰逊总统为他1965年宣布的大规模扩张政府的社会计划辩护说：“黑人陷入困境，许多白人也陷入困境，他们陷于与生俱来的、无路可逃的贫困（…）公共贫困和私人贫困结合起来，一起削弱了他们的能力。”

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把穷人定义为“出于他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无法自立的人”。这种关于贫穷和自立的看法是对美国全部历史的嘲讽。这意味着每年收入少于7,890美元的个人（官方的单人贫困线）既无能力自律也无能力决断。

积极自由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便每个人“可以成为最完全的自我”。然而，政府援助计划在鼓励人们“成为最渺小的自我”方面臭名昭著。1935年罗斯福总统本人警告说，“继续依赖援助会导致精神和道德的分裂，从根本上破坏国民坚忍不拔的品质。”

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宣称：“几十年来，福利往往是个陷阱，把一代又一代人托付给一个凡事依赖的循环。靠福利长大的孩子更可能辍学，更可能违法，更可能成为未成年父母，更可能依赖福利养育自己的孩子。”

当政府奖励人们凿沉自己的船时，潮水涨得再高也无法托起所有的船只。

对“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信仰系于政治上的短见，一心只考虑政府行为的单个方面：在根据政府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情而完全不顾政府对人民干了什么事情来衡量自由。政府以税收来奴役劳动者从而向福利受益者提供“自由”。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政府税收政策反令普通公民生活陷入家计维艰的泥沼，并确保他近几十年大概率沦为国家的受监护人。

一些国家统制主义者坚称税收与自由无关，如社会学家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所说，

“富人在财产再分配时失去了什么，如果被描述为失去自由，那么穷人的获得，也必须被描述为获得自由（…）社会作为整体的自由净损失，和社会中个体的自由净损失是有区别的，和再分配税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从自由的角度并没有依据（…）反对它。”

古丁说的“社会作为整体的自由”何意？照此标准，奴隶制不会减少社会的自由，因为奴隶丧失的自由将与奴隶主获得的自由相等。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收入并按自己的选择来进行支配，和政府没收他们的资金来雇用更多监管机构、更多审查人员和更多通风报信者来更有力地压制公民，对自由而言也没有任何区别，

当代“免于匮乏的自由”会带来什么实际结果呢？经济学埃德加·布朗宁在1993年审视了“再分配的边际成本”：定义为“收入前4/5家庭的总损失对收入后1/5家族的总收益之比。”

布朗宁估算出：（通过再分配，）收入后20％家庭每增加1美元收入，收入前80％家庭就会增加7.82美元边际成本。

再分配的边际成本比人们设想的要大得多，原因是工作的激励减少，无论在纳税人还是受益人当中。另外，正如布朗宁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再分配收入的数额，边际税率必然急剧增加。”结合布朗宁的分析和古丁的定义，没收式再分配带来的破坏，近八倍于它所创造的“自由”。

一旦“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个概念成为普遍认可、有口皆碑的自由，它就化为一份愿望清单，替政治越来越深地侵入人们的生活创造理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米·古特曼（Amy Gutmann），在她1980年作品《自由派的平等》中宣称：“自由派平等主义者想说的是，假如没有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权利，选择的自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古特曼对“必需品”的阐述，揭示了政府到头来怎样有义务控制几乎一切：“向最贫困者提供更多初级产品也远远不够，倘若他们的自我价值成就感或求得他们构想中'善’的愿望被自我怀疑所削蚀。”

依据这个标准，只要人们陷入自我怀疑，自由就会受到侵犯，政府就有责任强行介入，以保证所有人都自我感觉良好。

一位自称“福利自由派”的政治科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1995年声称：“为了实现自给自足的消极自由理想，人们需要由政府承担那么一丁点保障和收入维持。”

依赖政府是自力更生的“新改进型”：对政府的依赖并不算什么大事，因为政府对你而言是比你自己还要好的朋友。人们变得越依赖政府，就越容易受到政治和官僚主义的虐待。只有让人们所想要的限于政府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免于匮乏的自由才是可以想象的。

这样一来，免于匮乏的自由恐怕就变成这样的结果：政府拿走一个人“所有”以便回馈给他（政府所认为的）“应得”。福利国家要么是强迫人通过政治官僚－掮客获得本身利益的一种方式，要么是迫使某人为别人的利益而辛苦操劳的一种方式。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把这个人的自由献祭给“政府必须向他征税来资助他”的欺诈；在第二情况下，政府为了给其他人（通常是选择不工作的人）“自由”而牺牲了这个人的自由。如果某人支付的税收，为他所获得的政府福利提供了资金，那么他的自由也比他原本的自由要来得少。

“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某些倡导者暗示，政府承诺 “日有三餐、夜能安宿”（海军陆战队过去招募兵员的口号）时是公民的大恩人。但用贸易自由来换取填饱的肚子是一桩等而下之的交易。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是，体力劳动的回报在过去150年经历了以往历史所未闻的增长。”

工业化国家普通工人可以用比以往更少的劳动时间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发现，拿目前的工资和价格与1800年的工资和价格相比，今天美国普通工人只需不到两世纪以前工人1/10的劳动时间，就能赚到足够的钱来购买一蒲式耳（公制约35.2升）小麦。

食品的实际价格直线下跌（尽管有政府的农业政策使绊），但政治奴役的“实际代价”并未减少。

一些心怀善意者以为“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并非不可理喻。如果没有食物、衣服或住所，那么就有许多人难以想象自己还能享有什么（更不用说享有他们的自由）。然而，自由不是每个公民都能顺遂的保证；一些人收入微薄的事实，证明不了他们受到强制羁束。将自由本身与自由的个体所能实现的或带来的混淆起来，然后在通往自由之恩赐的骗人捷径中牺牲自由之实在，是一个基本的错误。自由不是以一个人所拥有的多到什么程度而是以他生活的地方强制枷锁少到什么程度来衡量的。

从古至今，政治家利用别人的财产来购买自己的权力。这是福利国家的主要成就。关于政府施舍对自由构成的危险，数百年前某些政论家早就一清二楚。法国作家艾蒂安·德·拉波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在他1577年《自愿奴役论》中提到了古罗马：

“暴君会分配馈赠品，一大桶麦子、一加仑葡萄酒（…）然后每个人都会不知廉耻地大喊：'国王万岁！' 这些傻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在恢复他们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而他们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在没有事先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之前给予他们什么东西。”

除非容许政府控制人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否则“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不可能的。美国人必须当心自由的定义中的“特洛伊木马定义”，一旦接受这样的定义，就等于容许官僚接管每个人的生活。政府的援助会让政治权力渗透到一个人生活之最深处。而当时机成熟，政治家们就会在他们先前慷慨馈赠的地方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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