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心愚 | 吐蕃入滇路线及时间考
吐蕃势力南下入滇的扩张活动是其整个东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吐蕃史的研究，还是吐蕃与滇西北磨些等族及西洱河地区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应对其作深入的探讨。
在汉藏史籍中，吐蕃王朝何时向今云南地区扩张以及其用兵路线等均无明确的记载，只能根据当时唐蕃关系的变化及一些与之相关的但又十分有限记载进行分析。由于资料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分歧仍较大，意见也难以统一。
汉文史籍中，唐蕃首次军事冲突为638年（贞观十二年）的松州之役[1]。目前学者们多认为，松州之役前吐蕃控制地区与唐王朝统治区域并不相接，因此，双方并无也不可能有军事冲突发生。之后，因唐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这两位杰出人物在世时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并认为，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唐蕃双方正式交恶是从争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开始。7世纪60年代初，双方在青海湖地区开战，经过激烈争战，以大非川一战唐王朝损失惨重而结束。稍后，吐蕃又在西线用兵，进攻唐西域之地，并取得夺取安西四镇的战略性胜利。几乎在同一时期，唐蕃双方在与滇西北相连的川西高原上也发生了军事冲突。应当承认，目前多数学者的以上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唐蕃关系大的变化经过应是如此。但是，远在西南一隅的滇西北、西洱河地区的形势变化过程并不完全相同，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
据《资治通鉴》永隆元年（680年）七月条载：“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辒等州……”筑城与夺城，反映出唐蕃在川西高原上已是短兵相接，正面冲突。这一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姚州。关于安戎城的争夺，《新唐书·南蛮传》亦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又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唐筑安戎城的时间为678年（仪凤三年）或稍前。这一时间可视为是双方在川西高原上矛盾趋于白热化的时间，而在这以前，吐蕃势力应早已进入川西高原了。根据唐蕃关系的变化、吐蕃攻占安戎城并恢复“通蛮之路”的时间及“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吐蕃扩张至滇西北并迫使今云南迪庆地区部落归附的时间应在680年前后[2]。也有学者认为，“吐蕃与唐朝在青海及西域的争战并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更使它进一步着眼于与唐朝争夺剑南一带的羌蛮地区。因而，根据当时历史情况分析，吐蕃最早接触松外诸蛮及磨些蛮都应是在7世纪70年代前后。”[3]唐代磨些蛮与松外诸蛮即分布在滇西北、川西南地区。这两种看法在时间上虽略有些不同，但在大的方面是相一致的，即认为吐蕃王朝向滇西北地区扩张是在唐蕃青海、西域争战之后，并同时认为向滇西北的扩张与安戎城落入吐蕃之手和“通蛮之路”重开有关，言外之意即吐蕃向滇西北、西洱河用兵的路线为这一“通蛮之路”。分析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及相关地区的地理情况即可发现，这种看法实际上没有注意到滇西北、西洱河地区形势变化的地区性特点，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这种看法存在的最大问题。他说：“有一些道路把吐蕃与今天的云南西北部连接起来，这些路线则完全没有经过唐朝的领土。”他还认为：“吐蕃攻占安戎城立即导致西南诸部族，特别是位居于今大理平坝区域的西洱河全部归顺吐蕃，……把地理因素作为直接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是颇可怀疑的。这样的因果关系是难以成立的。”[4]（P30，32）这段话中的“地理因素”，即指攻占安戎城后吐蕃控制了“通蛮之路”及附近地区。在他看来，安戎城的争夺并不是西洱河地区归顺吐蕃的决定性原因，安戎城所控制的“通蛮之路”也并非吐蕃用兵滇西北及西洱河地区的主要或唯一交通线。应该说，查尔斯·巴克斯的这些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吐蕃王朝向滇西北用兵可完全不必先攻占位于茂州西南的安戎城以及控制这一带的交通线，因为这样既绕道费时，又很不安全。
从地理环境来看，今滇西北地区属青藏高原向东南延伸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海拔高度、地形、地貌及生态环境等方面与青藏高原多相同。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与今藏东地区和川西高原地区由于都处于横断山区，所有山脉与水系均为北南走向，并呈纵向排列。在这些由北向南的水系中，有三条大江从吐蕃境内南流经过滇西北，这三条大江即金沙江、澜沧江与怒江，其中以金沙江为最大。横断山区的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高原上的人们通往外界的交通线的选择，由北向南的几大河流所形成的河谷地带，就成为天然的重要交通通道，从西藏高原到滇西北，人们便可沿河谷顺江而下。除这几大江河外，金沙江以东的由北向南的雅砻江河谷亦可顺江而下，从高原进入滇西北或川西南。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在研究了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石棺葬文化后曾言：“如果从大族系讲，我们将石棺葬文化视为北方循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的河流南下的氐羌民族的文化，可能大致不误。”[5]童恩正先生的这一结论，虽主要是探讨石棺葬的族属，但实际上已指出了今西藏、川西高原至滇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早已存在。云南考古学者汪宁生先生在研究了古代滇藏文物考古资料后则明确指出，横断山区的几大河流两岸自古就存在一些交通线。[6]从吐蕃及滇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这种沿河谷地带而下的交通线应是直接的和相对便捷的，也是相对易于行走和可较大规模通行的，更为重要的是，沿金沙江等河谷选择交通线，可远离唐王朝7世纪时在西南的控制据点，这可保证交通线的相对安全，使唐朝军队难以发现，而吐蕃通过这些遥远的交通线至滇西北也不会对整个唐蕃关系带来大的影响。根据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中的材料，吐蕃与南诏在公开结盟之前早有密切往来，而唐代文献中对这种往来及相应的交通线却无任何明确记载，这就说明唐王朝确不知道金沙江等河谷地带存在着可供吐蕃通行的交通线。在前面已提及的汉文史籍记载中，唐王朝当时知道的所谓“吐蕃通蛮之路”远在东边，即在今四川汶川、理县一带，下决心筑安戎城之目的，就在于阻断此路。前已言及，唐欲控制的这一交通线实际上并不是吐蕃至滇西北、西洱河地区的主要或唯一交通线，只是唐王朝可能并不清楚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当时吐蕃通南诏之路，大体说来是从拉萨东行，经工布地区进入今西藏东南的芒康及四川巴塘一带，然后再向南顺江而下，沿着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河谷地带进入滇西北地区。”[7]（P82）根据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应明确指出，吐蕃军队南下主要交通线应是沿澜沧江、金沙江之间的河谷地带南下，在过今云南德钦后，有一路在奔子栏渡金沙江进入云南中甸，然后再过金沙江抵丽江地区。这从之后吐蕃架桥于中甸与丽江之间的金沙江上可得到证明。《元史·地理志》亦称：“盖以铁桥自昔为南诏、吐蕃交会之大渡津。”因此，从西藏高原到滇西北及再往南到西洱河地区的交通线，主要应是从今中甸渡金沙江到丽江塔城这一条线，此线直到清代仍被称作“滇人入藏之大道。”[8]吐蕃军队从青藏高原至滇西北是沿金沙河等河谷南下，不但唐王朝军队难以发现，当时这一带的其他民族部落也不可能阻挡。
分析当时唐蕃争战的态势，可知双方安戎城之战及控制这一带交通线的真正战略目的在于西川地区（成都平原）的攻防，并不在滇西北尤其是西洱河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当然，安戎城一带形势的变化肯定要对唐蕃在西洱河地区的争战尤其是这一地区各民族部落对唐王朝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显然是相对为次的，并不起决定作用。今云南丽江、鹤庆、剑川、大理及四川西昌、盐源一带唐代均置有羁縻州县，分属剑南道姚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和辒州都督府。唐樊绰《云南志》在记载铁桥上下磨些等部落时称“此等本姚州部落百姓也”，[9]即指今丽江一带原为姚州所领的羁縻州县。分析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吐蕃向滇西北及相邻的川西南地区扩张，控制唐在这些地区所置的部分羁縻州县的时间可以肯定早在7世纪70年代之前。
查尔斯·巴克斯依据《新唐书·南蛮传》中的材料提出，吐蕃扩张至川西南地区的时间至迟应在7世纪50年代初。他认为，652年（永徽三年）唐将曹继叔率军队破辒州地区三个与吐蕃有着联系的民族部落是唐蕃之间在西南“武装争斗的最早记录”[10]（P26）。他在分析材料后还认为，这一公开的武装冲突是唐蕃在这一地区已有的日趋激烈的暗斗的结果。这一场规模可能并不大的战争虽不是唐蕃军队的直接冲突，唐军打击的对象也只是亲吐蕃的属辒州所领的位于今四川会理西边的羁縻州县中的部落，但由此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吐蕃沿雅砻江南下的政治军事势力当时已能左右或影响辒州一带的局势。值得注意的是，曹继叔破辒州三部落的时间早在安戎城筑城之前，这说明早在唐蕃双方于今四川理县、汶州一带出现争战之前，吐蕃势力南下已达辒州一带。从地理位置看，辒州地区远在安戎城西南，与滇西北及西洱河地区相毗邻。相对而言，唐王朝置辒州都督府时间较早，在辒州的军事力量也明显比姚州强。辒州一带吐蕃已有如此大的力量这一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吐蕃当时应控制了与辒州相邻但位置更靠北并地处高原之上的今云南清钦、中甸、维西以及其南面的丽江一带，因此这足以说明吐蕃进入滇西北时间只能在7世纪50年代初或稍前，可肯定不会比到达辒州一带晚。国内亦有学者认为，吐蕃南下以武力威胁西洱河部落的时间应在唐初。如，赵橹先生在研究南诏与吐蕃关系时曾这样说：“唐代初年，为了经营云南的东、西两爨，唐廷设辒州都督府（治今西昌）及戎州都督府（治今宜宾），更于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在今姚安设姚州府，以经营西洱河湖区诸部落，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升为姚州都督府。其所以加强对姚州辖区的控制，与多次对西洱河湖区诸部落的征讨分不开。何以云南西北部及西洱河在这一时期屡次暴乱？皆因吐蕃实力已逐渐深入云南西北部的磨些部族所致。所以唐廷除遣将讨伐外，更强化姚州都督府以制吐蕃之侵扰。”[11]赵橹先生将唐王朝加强对西洱河地区的控制与吐蕃南下入滇的扩张活动联系起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所提的“唐代初年”这一时间概念太笼统。从赵橹先生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可肯定不是指664年姚州府升为姚州都督府之后，而应是指从621年设姚州府到664年升为姚州都督府之间这段时间。如果是这样，赵橹先生的看法与本文以上的分析结论就基本上相一致。
根据史籍记载分析，吐蕃在唐王朝刚建立之时就已威胁西洱河各部落应不大可能。这种威胁是何时出现的，要结合吐蕃王朝南下扩张的过程来确定。分析汉文史籍中稍后情况的记载，吐蕃军队开始威胁西洱河一带的时间只能在7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初，决不会晚于664年姚州府升为姚州都督府时，因为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严重威胁和挑战，造成了本为唐王朝控制的西洱河地区的不稳定，唐才将经营西洱河地区的姚州府升格，以加强与南下的吐蕃争夺，尽可能稳定这一地区，以从战略上确保西川的安全甚至唐整个西南地区的安全。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吐蕃势力向滇西北地区扩张与对西洱河一带构成威胁二者虽确有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是时间有先后和具体区域不同的两个问题。西洱河又称西二河、洱河，即今云南洱海，这一地区地理位置明显偏南，今滇西北的迪庆州及丽江一带均远在其北面，尤其是迪庆州，地处高原之上，与今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州相连。吐蕃王朝崛起于高原后，其势力从横断山脉沿河谷南下向云南扩张，应是先控制今昌都和甘孜州，然后再往南推进到云南迪庆州和丽江一带。当其势力完全控制了丽江至鹤庆、剑川一带后，才可能对西洱河一带真正构成足以使唐高度重视的军事威胁。因此，吐蕃势力入滇控制今迪庆州和丽江一带的部落或唐王朝丢掉置于丽江一带羁縻州县的时间应早于吐蕃对西洱河构成威胁的时间，定在7世纪50年代初或稍前应是有充分理由的。《资治通鉴》贞观八年条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12]此条材料中之“中国”不是国家概念，而为一地域概念，仅指唐的中心区域，比当时称的“大唐”所指区域要小，因此不能以此条记载作为吐蕃当时还未进入唐所有控制区域（包括边远羁縻统治地区）的依据。实际上这一记载正好证明，在松州之役前，崛起后的吐蕃已在四处扩张，征服兼并了其周围许多部落。由此可认为，吐蕃当时虽不太可能已夺取唐在滇西北所置的羁縻州县，但进入今迪庆州北部甚至再往南进入中甸是完全可能的，因而吐蕃至迟在7世纪50年代初或稍前便已控制了迪庆州并抵达丽江一带这一结论应无大误。[13]（P7，401）
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记载中，吐蕃“夺取六诏之疆土，征白蛮之赋税，收乌蛮为属民”是在都松芒布杰时代（676～704年在位）。[14]（P254）在有的藏文史籍中，也有678年悉若多布任大相时率兵进攻西洱河的记载。[15]仔细分析这些记载并与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载作比较，可发现藏文史籍记载与汉文史籍记载在时间上并不矛盾，因为藏文记载所反映的是吐蕃控制了迪庆、丽江以及剑川后进一步向南推进，换言之，也就是继续南下用兵西洱河及其后所发生的史实，所以时间当然应在本文前已言及的根据汉文记载分析得出的进入滇西北的时间之后。
总之，综合分析汉藏史籍的有关记载，可以认为吐蕃势力入滇是沿横断山脉河流南下，其进入滇西北的时间当在7世纪50年代初或稍前。
[1]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新唐书·太宗纪》。又《新唐书·高祖纪》有武德六年“吐蕃陷芳州”记载，但同一事《通鉴》卷一九〇记为“吐谷浑寇芳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芳州，武德元年置，神龙元年废芳州为常芬县，隶叠州。从其地理位置看，《通鉴》所记应是。
[2] 杨增适.迪庆藏族族源琐议[A].云南藏学研究论文集：第二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3] 陈楠.吐蕃与南诏及洱河诸蛮关系丛考[A].藏史丛考[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4] 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著，林超民译.M.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5]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J].考古学报，1980（4）.
[6] 汪宁生.从文物考古材料滇藏关系[A].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7] 平措次仁.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8] 黄懋林.西徼水道[M].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M]（主编主点李春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9] 樊绰.云南志：卷四[M].
[10] 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著，林超民译.M.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又曹继叔征胡丛等三部落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为永徽六年，《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四也考定为永徽六年。《通鉴》记载应是。
[11] 赵橹.南诏北臣吐蕃发微[J].西藏研究，1999（4）.
[12]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M].
[13] 新编《中甸县志》中，明确称贞观八年（634年）吐蕃占领中甸地区，其依据为《旧唐书·吐蕃传》中此年吐蕃破“白兰”诸羌的记载,并认为“白兰”即“白狼”，中甸为白狼地，于是有以上看法。很明显，仅以此条材料还不能得出以上结论。中甸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14]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15] 冯智.吐蕃南诏神州铁桥[J].西藏研究，1992（2）.
原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作者赵心愚，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