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字与证概念的分析1

文字是学科理论的载体，表达学科概念，成为学科的名词术语。

证候是中医十分重要的概念，习惯上简称为“证”，因此，认识“证”概念，不得不涉及证字，在中医文献中的含义。

证字是汉语言文字符号，在不同学科、不同语境含义不同。但“证”概念发生于中医学，为证候的简称，因此，证字在中医文献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证字含义和作为证候简称的概念。

证字含义，涉及疾病现象和疾病本质范畴的多种含义，当然也包含了证候概念的简称。研究证字的含义，属于中医训诂学、汉语言词汇学等学科研究的内容，应在工具书中解决。

证候简称为“证”，属于证字含义之一，伴随着辨证论治的创立而形成，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是确定的，不变的，如同西医的“病”概念，用不着花心思研究。

“证”概念不同于证字的含义，考证、训诂研究不同于辨证论治逻辑思维的研究，可是，我们常常用训诂、考据手段研究“证”概念，用证字的此含义，去确定证字的彼含义，无法把证候概念规范下来。

文字当它摆脱最初意义羁绊后，随着含义的引申、衍化，原先的唯一对应的“实”，越来越淡化，向着表达符号转化。符号的概念意义，基本上依附于语言环境或者学科理论，离开语言环境或学科理论的观念原则和逻辑联结，我们难以确定文字符号的概念。

在语言由表“实”演变为表“意”或“义”，即符号意义大于“实”的映像意义后，学科理论仍然局限/停留在文字的映像意义上，象考古学家那样去论证文字含义，对于学科的发展不一定有益。

汉语虽然具有它的特殊性，可以称之为活化石，承载了许多古文化信息，但从《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中，就已经可以看出汉语文字的符号意义趋势：“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如果说象形、象事、象意和象声体现了文字的映像意义的话，转注和假借就生发了汉语文字符号意义的萌芽。

转注，段玉裁说：“同意相授，谓无虑诸字，意旨略同，义可互授相灌注，而归于一首。”摆脱了文字与实际的名实唯一对应的映像意义。

假借，许慎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因为读音相同或相近，借用过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这就更体现了文字的符号意义。

可见，研究古汉语文字的概念，训诂学上有“词不离句”的原则要求，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考虑，不能被文字本身所困扰。

文字本身是思维的结果，是外部世界大脑映像的外在物化，研究文字语言，可以了解人们的思维，了解语言逻辑。当然，文字的概念意义，必须有旁证，不能违背“孤证不立”的原则。

研究字的含义，是语言学的任务，研究古文献中的字义，是训诂学的任务。医古文的学科目的，在于考证准确文献语言，纠错改偏，它的客体对象，是文献的文字内容及其含义。

医学的任务是研究生命疾病，生命体及其疾病发生、发展变化，才是医学的客体对象，文字仅仅是反映这种研究的工具，它所承载的概念内涵，以医学的学科理论为根本。因此，中医学证概念的认知，最根本的在于，中医学的学科逻辑，在于辨证论治的客观实际。

确定证概念，要以辨证论治为事实依据，病机理论为逻辑方法，不能脱离中医的生命时空关联性。

不能把证概念的确定，用训诂考证的方法来研究，也不能用非中医的逻辑方法来研究，这样的话，难免各取所需，逻辑错误，概念百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五花八门，自然无法统一。

任何学科的任何概念都必须通过某种文字符号表达出来，文字符号表达的学科概念是语言词汇学的收集对象，而概念是学科知识的基本构成，存在“名”“实”对应关系，不过，并非都是唯一对应和机械对应。

同样一颗金星，晚上看见的我们称之为长庚，早上看见的称之为启明，长庚和启明的“实”皆对应金星，可因为时间内涵不同，同样的“实”具有不同的“名”。

“名”“实”对应关系并非摄影、拍照关系，而是学科观念基础上的、与学科逻辑相吻合的理论反映，往往抽象程度越高，“名”所对应的“实”越是不具体或不确定。

泛泛地讲，证候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指中医对疾病现象进行逻辑思维后形成的所有病机性质的具体判断。

证候的临床学意义，是通过病机理论确定的，离开病机内容，证候就不存在，研究证候，本质上是研究病机。

如果我们把“辨症求机”思维的所有逻辑结果，都归属于证候的话，因为病机要素构成及其关系的具体程度，证候的实质性含义存在层次差异性。

在没有任何具体病机内容的情况下，证候抽象程度最高，是对“辨症求机”判断的泛称，包含所有具体的病机性质结论及其形成结论的证据和条件；有了病机性质的判断，证候就不那么抽象了，具有了一定的实在化特征。

病机理论落实临床具体，需要确定就诊病人可能存在的病机要素及其关系的具体性质，当这些病机性质确定，医生用病机理论赋予就诊病人具体病机性质名称，证候就“专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