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宗法分封制的特点及影响
周朝的建立，使中华文明由夏、商的部落联盟走向了宗法分封制，社会有了一大进步。对于这种制度，孔子在《论语八佾》中高度赞扬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他主张“克己复礼”，恢复周制，并为之奋斗终生。后世的历朝历代，儒家学者遵从祖师爷孔子的教导，赞美周制、宣扬周礼者不绝于耳。直至今天，依然有学者对周制、周礼赞不绝口。他们否定商鞅创立的推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说什么“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无君比有君好”等等。本文就周朝宗法分封制度的特点和对后世的影响谈一点个人看法，与大家共同商榷。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夏朝就确立了宗法制，经过商朝的发展，到周朝已经比较完备。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周朝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实行分封制。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分封制是宗法制的外在表现，通常称宗法分封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制度，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他实际上只统治京城周围方千里的土地，将其余的土地和平民、奴隶，都分封给亲属、功臣等，让他们建立诸侯国。诸侯国的义务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周天子交纳贡品，平时镇守疆土，战时带兵随从周天子作战。
周朝建立后，周武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具体分封的情况是这样：
第一类，是周武王的宗室子弟姬姓的封国，数量最多，有53个。如鲁国，侯爵，姬姓，为周文王第四子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的封国。晋国，侯爵，姬姓，为周武王小儿子的封国等。姬姓，乃五帝中皇帝的后人。
第二类是功臣的封国。如齐国，侯爵，姜姓，为姜子牙的封国。宋国，公爵，子姓，为商纣王叔父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启在周武王伐商以前就投奔了周，有文章说他是商朝的叛徒，也有文章说他不满商纣王的统治才投奔周的。大概是他出身商朝贵族，身份高贵，且协助周武王伐商有功，封的爵位最高。孔子的先祖是宋国的孔防叔，乃微子后裔，所以孔子为“子”姓孔氏。
第三类是五帝中尧、舜、禹、颛顼后人的封国。如蓟国，侯爵，姬姓，是尧后人封国；陈国，侯爵，妫姓，是舜后人封国；杞国，伯爵，姒姓，是禹后人封国；秦国，伯爵，嬴姓，是颛顼后人封国；楚国，子爵，芈姓，也是颛顼后人封国。
这种分封制不是一封了事，就此罢休。被分封的诸侯，还要将自己的领地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功臣。以此类推，世代延续，层层下分，经过西周275年的历程，到西周末，中华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星罗棋布。有的诸侯国小的大约就是一个居住点。到底有多少诸侯国现在谁也说不清，通常说有3000多个。《管子》一书中还说有万国之多。这些诸侯国都有自己管理体系和军队武装，中华大地被撕裂成无数个独立的小块。
世卿世禄这种制度什么时候产生史学界有争论。商朝有没有这个制度还无法考证。郭沫若认为世卿世禄制度从西周开始。所谓“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概括地说：世卿世禄制度，就是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
西周严格施行宗法分封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建立了以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为序列的统治体系。就官制而言，大体上有卿士、诸侯、卿大夫三等。卿士辅佐周天子执政，诸侯世守其国，卿大夫辅佐诸侯治理国家。
周朝分封诸侯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给每个诸侯国封有几个监国的上卿大夫。监国的上卿大夫世袭罔替，并从诸侯手里领取世袭采邑，有自己统领的军队、武装。他们的势力很大，权力也很大，实际上诸侯国是国君和卿大夫的二元统治。
诸侯国的军国事务没有卿大夫、尤其是上卿大夫的同意是很难行通的。包括立储，谁当国君这样的头等大事都得他们同意，得到他们的拥护，否则门都没有。譬如：齐国内乱，公孙无知杀了齐襄公自立为国君，得不到贵族卿大夫的支持只当了一年国君就被杀了。逃跑在外的齐国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夺齐国的国君，小白先派人回国找上卿大夫高氏和国氏，得到他们的支持才敢回国，成为后来的齐桓公。诸侯国的二元统治使国君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对于这一点，许多所谓的学者没有深刻认识其严重性，屡见发表的文章忽视了二元统治的负作用，从而出现了不少偏颇的认知。
周王朝，是个奴隶制社会，实行礼仪和酷刑两手统治。周朝建立以后，以周公旦为首，对夏、商的典章制度礼仪规定作了系统详细地归纳总结，结合新王朝的需求制作了《周官》和《仪礼》两部礼法，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礼仪准则。礼，是一套贵族行为规范的准则；仪，是怎么做的外在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礼法，乃“周人治国的精髓”。这两部书，《周官》详细规定了如何建国定都，王室与封国的关系，各个官职的设置和职责等，但与实际的周朝官职的设置等不完全相符，是一部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和百官职守。《仪礼》是对不同身份地位的贵族，包括士、国人祭祀，丧葬，婚嫁，酬宾等等许多生活活动的具体规定，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民以食为天，如吃食，规定“食肉为贵族，食藿（豆类作物的叶子）为平民”。就是食肉，不同地位的贵族吃什么肉也有严格的区分。《国语》记载, 天子食太牢(牛,羊,猪),诸候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猪），士食鱼炙（烧烤的整鱼），庶人食菜，是不能乱吃的。平民70岁以上方可食肉。黍稷稻粱是当时贵重的主食，只有贵族的宴席上才有，平民是无权染指的，等等。违礼，要受到国家或家族的惩罚。
周朝，所分封的贵族及他们率领的人进驻新占领的区域后，首先要建立一个军事据点，称之为“城”，也称之为“国”。而“国”之外广大区域称之为“野”， 实行“国野制度”的殖民统治。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在“野”的人基本上都是奴隶。周朝对夏、商两朝混乱的刑罚进行了多次规范，形成了标准化的《吕刑》和《九刑》，有三千多条，对奴隶和平民实行高压政策，酷刑统治。
礼仪和酷刑的使用范围有严格区别，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周朝建立后制度的一个独有的很大的特点。
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有制演变而来，劳作者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干活先干公田，后干私（使用）田，为统治阶级"劳役租税"形式的管理。籍田，是天子、诸侯的专用田，规定天子千亩，诸侯百亩，征用民力耕种，收入作为天子、诸侯祭祀等费用。每年春耕前，天子、诸侯都要象征性地亲自在籍田里扶犁耕作一下，称为“籍礼”，告诉百姓春耕开始了，赶快耕种，并以示天子、诸侯对农业的重视。
井田、籍田都是最落后的土地管理形式，收获归天子、诸侯和领主，和实际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劳动者积极性不高。加上当时的生产工具、水利设施都很落后，收获很低微，作为人类主食的黍稷稻粱成为稀罕之物，成为有严格限制的食物，贵族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食用。加之，周朝实行贱商、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几乎等于零，所以西周的经济只是单一的井田、籍田的收入，非常脆弱。国人（平民），尤其是野人（奴隶）吃不上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吃谷叶和野菜，衣不蔽体，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自生自灭，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二、三十岁。
以上四点乃周朝实行的宗法分封制最主要的几个特点。这种现状和特点产生的后果、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十分严重。主要有以下几点：
利益驱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周朝分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到西周末年，周天子就开始失去了对诸侯国的领导力和权威性。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自从周平王东迁国都到洛阳后,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弱。几千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制约，在利益驱动下，诸侯国之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打弱国的不义战争天天打，月月打、年年打。为了个人取得高官厚禄、朝三暮四的游说之士也开始大行其道。
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中，诸侯们逞强称霸，争着当领导。随着国力的强弱变化，此消彼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昙花一现的不同霸主。著名的霸主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即春秋五霸。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吞并战争打了294年，几千个大小诸侯国，才归并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和十几个小诸侯国。以韩赵魏三分晋为标志，结束了春秋时期，进入了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仗打得更凶更残忍。如，秦统一中国的几个大战役：伊阙之战歼灭韩魏联军24万人；华阳之战斩首魏军13万，俘虏3名魏将，将俘虏赵军的2万人沉入黄河中；长平之战坑杀赵国40万降兵。残忍的战争使中国大地上的人口几百年没有增长，一直保持2000万人左右。现在给西方人讲这些战争的残忍性，他们都不敢相信。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又打了254年，才被秦国统一而终止。
通常说周朝800年江山，西周只有275年，其余500多年都是东周春秋战国的战乱时期。仗，打了五个多世纪。这个结局，是宗法分封制代代层层分封产生的直接结果。战争的残忍性，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看看现在中东战争的可怕现状，老百姓生活的无奈、痛苦、悲惨，而春秋战国的实际状况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更加悲惨痛苦，老百姓生不如死，苦不堪言。
国君和卿大夫的二元统治，做每一件事都必须达成共识，否则就难以推行。卿大夫，尤其是权力很大举足轻重的上卿大夫，各诸侯国都有两个以上的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国君必须平衡好他们的关系，哪一个出了问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多种多样的阴谋活动。这些大小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武装，上卿大夫也有自己的采邑和部曲队伍。所以周朝800年，无论是周天子坐镇的宗主国还是下封的诸侯国都是内乱不止，废君、篡君、弑君的事常常发生。
周武王建立周朝传到第二代周成王，就发生了三监之乱。管国的管叔、蔡国的蔡叔、霍国的霍叔联合殷纣王的儿子武庚造了反，和周朝廷打了起来。当时东夷还有很多方国未归附周朝，他们趁周朝内斗之机，纷纷起来反抗，企图颠覆周朝。周公旦和姜子牙率军东征虽平了乱，但国力消耗很大。此后，还发生了周孝王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取代了周懿王儿子，继承了天子之位的和平演变；还有公卿贵族们将周厉王赶出王宫的“国人暴动”以及申侯勾结外敌造成的犬戎之乱，彻底瓦解了西周政权等。
东周的春秋战国更是内乱如麻。有著名的四大刺客，即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篡位、废立、弑君事件著名的有：鲁国内乱。鲁庄公姬同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庆父最为专横，拉拢叔牙为党，一直蓄谋争夺君位，并与其嫂哀姜私通。鲁庄公病死，鲁庄公与其宠姬的儿子姬斑继位。庆父不甘心，与哀姜密谋，唆使养马人荦乘丧期打死了姬斑，庆父立哀姜妹妹叔姜生的儿子姬开为鲁闵公。鲁闵公二年，庆父又指使一个叫齮的人杀了鲁闵公，欲自立为君，遭到国人反对，未遂，庆父出逃莒国。鲁闵公之弟姬申为国君，即鲁僖公，贿赂莒国使他们将庆父送回，在被遣返的途中庆父自缢而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庆父不死内乱不止”。还有晋国的六卿之乱，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为了利益打了起来，最后，韩、赵、魏三卿获胜，杀了晋国国君三家瓜分了晋国。还有齐国的田代齐姜，上卿田恒杀了齐简公与诸多公族，立齐平公，传到齐康公，其后人田和废齐康公自立为国君，将姜姓齐国变成了田姓齐国等等。据《春秋》一书记载，弑君事件36起，被灭亡的诸侯国有名有姓有记载的52个，诸侯出国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
礼仪制度是规范贵族（包括国人）的不同身份地位的制度，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分着三六九等，极不平等。礼不下庶人。礼仪制度，不适用于“国”以外的“野人”，即奴隶。酷刑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镇压“野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
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鞭刑和流放等等。鞭刑可以打1000鞭，早把人打死了，十分严酷，远远超过了前代。
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贵族犯罪可以受特殊照顾和处理，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使死刑，也要特别交由甸人（掌田野之事及公族死刑的官）执行。只要是有官爵的命夫、命妇，狱讼时不必亲自出庭，“不躬坐狱讼”，派人参加。刑不上大夫，卿大夫即使犯了重罪也不受刑。周朝是个极不平等黑暗的奴隶制社会。
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的春秋战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正好和这个时代吻合。我们的东方帝国，面对长年累月的纷纷战乱，社会上的许多志士仁人，不忍心人民遭到涂炭，都在积极寻求治理战乱社会的良方，寻求富国强兵战胜它国的策略和办法。由于周天子已经没有了控制社会的权威性，各诸侯国为了生存也都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极力地笼络人才，社会比较松散，统治阶级对思想控制的压力很小，文化人比较自由，从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现了像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庄子、鬼谷子、商鞅、孟子、韩非子、孙子、张仪、苏秦等等许许多多一大批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外交家。
一些受西化思想严重影响的教授学者，对中华文明缺乏深入研究，谈起世界文明总是言必称希腊，认为古希腊时期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哲学家是世界文明的最早创造者，这个观点大错特错。
就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言，我们的东方帝国早已经脱离了城邦时代，进入了以周天子为首的诸侯分封时代，而古希腊还不是一个完整国家，只是一个地域名，还处于落后的城邦社会时期。
就这些精神导师出生的年代而言，我国涌现的这些先贤比古希腊的哲人出生要早一、两个世纪。如，管子比泰勒斯早出生一个多世纪；老子、孔子比苏格拉底早出生近一个世纪。
就涌现出的先贤人数而言，春秋战国群星璀璨，层出不穷，比古希腊出现的先哲多得多。
就创造的理论学说而言，春秋战国的先贤对天、地、人、神、鬼、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都有研究，都有卓越的理论贡献，被后世总结为法、道、儒、墨、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等九流十家文化；古希腊的哲人受城邦社会的局限，研究的领域主要是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方面，没有春秋战国的先贤研究的范围广泛。
在春秋战国涌现的诸多先贤中，对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是管仲和商鞅。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管仲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是思想学术界一巨子。曾与梁启超齐名的麦孟华说，管仲和商鞅是和西方任何大政治家可以比肩的大政治家。管仲是春秋初期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涌现出的最伟大、贡献最多、最有智慧的精神导师。管子文化博大精深，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事、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许多世界第一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不少理念、治国的方略、政策、措施，都毫无疑问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至今都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如，天常天道说、民本思想、伦理法治、市场经济等等。此后出现的各学派文化无一不从管子文化中汲取营养，方成为一家之言。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创造的思想理论、治国方略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最早认识宗法分封制弊端的先贤是管仲。他明确提出要加强君权、政出一门、德法并重、依法治国的治世良策。他说：“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他在齐国任相期间，摒弃西周的国野之治，重新划分和整顿了旧的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齐国监国的上卿国氏和高氏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国都以外的乡下，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国家实行中央、属、县、乡、卒、邑的六级管理体制，从而使国家形成统一的整体，加强了国君的权力，有利于管理和统治，是最早的中央集权制的雏形。
他认识到落后的井田制制约经济的发展，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土地承包制度，大大调动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他“以农为本，本末并举”，重视发展工商业的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政策都领先世界，至今具有现实参考价值。他是市场经济最早的提倡者和代表人物。
他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对劳苦大众的重要性认知最为深刻，提出的惜民、爱民、治国必先富民的民本思想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传统思想。
但他的改革不够彻底，没有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在齐国卿大夫的力量仍然很强大，为以后“田代齐姜”留下了隐患。
最坚定、最彻底、宗教徒式的改革者是商鞅。秦人原是商朝的一个部落，周朝建立后，因支持、参与三监之乱被周天子贬为奴隶，成为周王室的养马人。后因秦人屡屡抵御外敌入侵有功，又被周天子封官镇守西陲。西周灭亡时，秦人保护周平王东迁有大功，被封为诸侯国，建都雍城（今凤翔县城南）。接着，秦国占领西周东迁后王畿的大片土地又迁都泾阳，后再迁栎阳。
秦穆公曾与晋文公约定秦晋两国以黄河为界。韩赵魏三分晋后魏文侯以李悝为丞相进行改革，以吴起为将占领了秦国黄河以西直达蒲城、华县以洛河为界的大片土地，骑兵几个小时就到了秦国都城栎阳。关东六国不仅瞧不起秦国，还谋划要消灭秦国。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秦孝公许重愿招贤，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进行改革变法。变法很成功，对中华帝国、人类社会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其主要政绩：一是彻底废除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产生了地主和大批自耕农，埋葬了奴隶制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二是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一直沿用至今几千年。三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农耕和作战，实行公正公平的军功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生产及参战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使秦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秦人勇于作战，不仅收复了所有失地，并且开疆拓土，秦国大治，国强民富，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遗憾的是，历代统治者对管子文化和商鞅变法缺乏深刻认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进行普遍宣传，使其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主流文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自宋朝以后极力推崇为统治阶级、权贵阶层服务的儒家文化，使其成为最有影响的学说，成为国学。宋、明的理学家、心学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孟的儒学，将封建伦理道德发展到极致。宋以后的朝代视封建伦理道德为“金律天条”，誓死捍卫。儒学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落后性使他们把技术的进步看成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对工业革命缺乏认知，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机，使中华帝国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并受到百年凌辱。
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义”说，在春秋战国是不受欢迎的。他到处游说，鼓吹“克己复礼”，恢复周朝的礼仪制度，没有一个诸侯国听他的。太史公司马迁对儒家社会价值的评价是：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民国以来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教授，受宋以来儒学教育的影响，谈先秦文化，总是以儒学为主体，旁涉其它学说，产生了许多偏颇的见解。
博通古今的伟人毛泽东对儒家学说看得最为透彻。他说“孔学名高实秕糠”，还说“儒家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
“儒学复兴，孔子走红”，是新生的权贵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掀起的文化逆流。一些人以宣传国学为名，大肆鼓吹儒学，美化封建伦理道德，赞美积贫积弱纸糊的宋王朝等等，其文章、讲座不绝于耳。一些网红学者也张口说“我们是儒家文化”，闭口说“我们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毛病多多的一部分。我们是中华文化教育的群体。局部的、狭隘的儒家文化代表不了中华文化。
受儒学影响深厚的学者有人蔑视地说《管子》一书是后人编写的，似乎不该给予重视。《论语》不也是后人编写的吗？何以奉为神圣？后人总结前人思想、文化写成书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管子》一书是管仲思想、文化、治国方略之集大成，蕴含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许多精髓，是研究先秦文化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有学者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大的悲剧，就是错误地重视了孔子的思想而没有重视管仲的思想，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果断地纠正这一错误，中国将继续错误下去。”
受西化思想影响，知识阶层公知比较多。他们崇洋媚外，攻击中央集权制是专制独裁。有人甚至歇斯底里地谩骂商鞅。他们的险恶用心是借古讽今，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百年耻辱，建立了工业门类齐全的伟大祖国。我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的高速发展以及对新冠疫情的有效全面地控制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于西方。
春秋战国形成的各学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可汲取之处也都有不足。客观地评价儒学，汲取其有益成分，抛弃其守旧落后的一面；从思想上行动上重视、宣扬管仲文化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借鉴其思想文化的精髓，服务于改革开放的现实，应该成为国人的共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者昌，逆者亡，一切腐朽的东西必将被荡涤，公知们一定会被碾得粉碎。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学术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这样说》（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八大依法治国名相》（美国学术出版社）及长篇小说《转折》《路》（太白文艺出版）、《股惑》（中国经济出版）、《西京轶事》（三联中文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