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翘 | 《佛教名物术语词研究》序（节选）
《佛教名物术语词研究》序
（节选）
董志翘
佛教傳入中土，始於東漢。據傳漢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詔問群臣，通人傅毅以“佛名”解夢。明帝遂遣蔡愔等人緣絲路往天竺尋求佛法，適遇高僧攝摩騰、竺法蘭等，遂延請來漢。白馬馱經，至於京都洛陽，既而譯成《四十二章經》， 改“ 招提寺” 為“ 白馬寺” 而居焉。
其實，縱觀佛教傳入中土的全過程，似可以“傳”“取”二字概言之。“傳”者，指早期自西向東，行進在古絲綢之路上的天竺或西域胡僧將佛教傳入中土的“傳經”過程，比較著名的僧人有安世高、支婁迦讖、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取”者，指中後期中土僧人西行天竺的“取經”過程，比較著名的取經僧人有三國高僧八戒①、東晉高僧法顯、唐三藏法師玄奘以及律學高僧義淨等。
佛教傳入始終是伴隨著經師佛法儀軌傳授和佛經翻譯的實踐展開的。在早期“傳”的階段，從事佛法儀軌傳授和佛經翻譯的實踐主體是天竺或西域胡僧，中土僧人多是“執弟子禮”以學習者的身份參與佛教活動，在譯經過程中主要充當“正字”“潤筆”“抄録” 等角色。這些天竺或西域胡僧既是佛法講壇的講師，傳授佛講理論和佛教儀軌，又是譯經場的主要誦經師和譯經師。從翻譯實踐的主體來説，天竺或西域胡僧所誦經文為梵文或巴利文佛經，部分可能是中介語西域胡語轉寫的佛經，天竺或西域胡僧母語多是天竺語或西域胡語②，而漢語則為他們的“習得語”。這種佛經翻譯活動是將“母語（天竺語或西域胡語）”翻譯為“習得語（漢語）”的過程。再者，天竺或西域胡僧所據經文多是口誦，翻譯過程大多是隨誦隨譯，幾乎不用梵本。這是早期譯經的主要特點，我們研究早期佛經文獻語言時必須特别關注。在後期“取”的階段，從事佛法儀軌傳授和佛經翻譯的實踐主體多是中土僧人，天竺或西域胡僧不再是譯經場的主導，譯經不再是依據天竺或西域胡僧誦經，而是根據所取經本來翻譯。中土僧人的母語是漢語，而天竺語或西域胡語則為中土譯經師的習得語。這種佛經翻譯活動是將“習得語（天竺語或西域胡語）” 翻譯為“母語（漢語）”。翻譯過程大多是手執梵本或胡本逐段逐句翻譯。這兩個階段譯經的原經差異以及譯經者語言習得方式的不同直接影響了譯經的語言風格。這種變化也是佛經“舊譯”向“新譯”轉變的内在動因。
在翻譯實踐中，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尤金· 奈達（Eugene A.Nida）提出了著名的“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論。奈达和泰伯（Nida & Taber）認為：“所謂翻譯，是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首先是意義，其次是文體。”③也就是説，翻譯過程中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即譯語接受者與原語接受者能獲得大致相同的意義概念和語義認知上“最接近的、自然的對等”。就佛經翻譯來説，佛經中原語（天竺語或西域胡語）和譯語（漢語）共有的意義概念和語義認知，如人類語言基本核心詞彙和基本句法語體很容易做到“功能對等”，其中最容易做到的是詞彙語義的對等。佛教文化作為一種輸入文化，在傳入中土之前，與佛教理論和佛教儀軌體系密切相關的佛教名物和佛教術語，是漢語體系中没有的概念或語義認知，所以早期的佛經翻譯實踐中很難做到所謂的“功能對等”，對佛教名物和佛教術語的翻譯多是採用音譯的形式。隨著中土佛教受眾的擴大，佛教文化的中國化深度和廣度的凸顯，佛教名物術語詞的這種音譯形式越來越滿足不了中土佛教受眾的需求，除一些已經熟知的音譯形式，如“佛（佛陀）”“菩薩”“涅槃”等，大多數佛教名物術語詞出現了音譯—意譯的共現形式，即根據譯經的不同時地所標註的“秦言”“漢言”“晉言”“齊言”“梁言”“唐言”等意譯内容。
佛教名物術語詞研究對象涉及佛教名物詞研究和佛教術語詞研究兩個方面。佛教名物術語詞承載著豐富的佛教思想文化，其音譯詞形和意譯内容反映了撰譯者及當時社會對佛教名物術語的語音和語義理解，是漢語和佛教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對佛教名物術語詞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全面了解中古時期漢語的語音詞彙特點，而且對漢語語音詞彙歷史發展規律的揭示與總結有著重要意義。
……
《佛教名物術語詞研究》是一部點面研究相結合的著作，既有佛教名物術語詞“面”上的理論研究，又有佛教名物術語詞“梁言詞”的“點”上釋證。通讀之後，我認為該書具有以下特點：
（1） 該書對佛教名物術語詞的功能、來源、音義構成及語義内涵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做到了理論研究與個案考釋相結合。
（２） 該書從語言學角度對佛教名物術語詞音譯意譯形式的歷時演變特點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對漢語語音史、詞彙史的細緻描寫，其中不僅揭示了中古佛教漢語的詞彙語音特點，同時也是專名詞彙研究的拓展與嘗試。
（３） 作者對佛教名物術語詞的考釋與研究，將有助於對佛經翻譯語言接觸現象的認知和翻譯理論策略的總結。
（４） 該書對佛教名物術語詞的研究能夠豐富佛經語言文化研究的形式和内容，提升對中國佛教文化歷史發展變化歷程和原因的認知。
（５） 該書借助佛教名物術語詞音譯和意譯的紐帶，在豐富的佛教語言文化系統中探討了佛經撰譯者對印度及西域佛教語言文化的主觀認知和改造問題。
當然，該項研究尚屬一種創新和嘗試，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無疑值得肯定。不過，作者在佛教名物術語詞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術語還有待於學界的檢驗和批評。書中對佛經原語天竺語或西域胡語中因為“體”“格”“性”等屈折變化而産生的不同的語詞形態也統稱為同根詞或同源詞，就其内涵和外延來説略欠精確，尚不能很好地揭示佛經原語的語言特點。希望家棟今後在佛經原語學習方面多下功夫，加強對梵語、巴利語及西域胡語的了解，豐富佛經原語的理論知識，從而對佛經原語研究中一些概念作出更為準確的界定。另外，該書的附録部分也是研究主題的有機組成，在“梁言詞”研究之外揭示出了更為廣泛的研究内容（如關於佛經中二十八星宿詞釋證）和研究課題（非“梁言詞”類佛教名物術語詞），為以後的拓展研究打下了很好地基礎。因此衷心希望家棟能夠沿著這一研究路徑，假以時日，對佛教名物術語詞作出更加全面系統的研究，釋證出更多的佛教名物術語詞。
……
是為序。
庚子秋月於
石頭城下秦淮河畔
①“八戒”是三國高僧朱一行的法號。該法號也是吴承恩《西遊記》中“豬八戒”原型的來源。由於受“豬八戒”原型影響，後人很少以“八戒”法號稱高僧朱一行，而多以俗家名“朱一行”稱之。
②“天竺語”“西域胡語”是個籠統的説法。“天竺語”泛指古天竺地區通用的語言，主要指梵文和巴利文等。“西域胡語”泛指古西域地區諸民族使用的語言，這是佛經傳入中土的中介語，主要指吐火羅語、粟特语、希伯來语等。
③原文參見：Nida,E. and Taber,C.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Leiden,1969。
赵家栋 著
978-7-5720-0464-3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
赵家栋（1974— ），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汉字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古近代汉语研究，主攻方向为佛典及敦煌西域写本文献语言研究。在《中国语文》《敦煌研究》《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言科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及省部级重点和一般项目5项。
内容简介 ·
佛教名物术语词承载着丰富的佛教思想文化，其音译词形和意译内容反映了撰译者及当时社会对佛教名物术语的语音和语义理解，是汉语和佛教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语料。对佛教名物术语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古汉语时期的语音词汇特点，而且对汉语语音词汇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与总结有着重要意义。
《佛教名物术语词研究》重点研究了佛教名物术语词中的“梁言”词，该研究丰富了佛经语言文化研究的形式和内容，提升了我们对中国佛教文化历史发展变化历程和原因的认识，同时对佛经翻译史、佛教思想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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