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贺拉斯·弗林克的分析：治疗性的灾难

弗洛伊德对贺拉斯·弗林克的分析，治疗性的灾难

（1995）发表于《美国心理分析学院学报》，第22期：137-152。

作者：西拉斯·华纳（Silas L.Warner）

*费城心理分析学院前院长，宾夕法尼亚研究所高级职员。

译者：张涛（[e-mail])

本文考察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1921年至1923年美国心理分析家贺拉斯·弗林克（Horace Frink）的分析，以及其灾难性的和悲惨的后果。对他与弗洛伊德关系重新产生的兴趣源于弗林克的女儿海伦·弗林克·卡夫（Helen Frink Kraft），他在1989年向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艾伦·切斯尼医学档案馆捐赠了关于他父亲和弗洛伊德的大量新文献。借此，对 Freud 猛烈批评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Freud声誉的两个极端立场对立出现。丹尼尔·戈尔曼（ Daniel Goleman ，1990）与弗洛伊德（Freud ）撰写了有关弗林克（Frink）分析的文章。他的语气很关键，表示“弗洛伊德-猛烈批评”。

弗林克的失败概述

如今，贺拉斯·弗林克（Horace Frink）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上鲜为人知。在1920年代初，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领导者，并被弗洛伊德选为他在美国的副手。1911年，他成为享负盛名的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成员，两次当选主席，分别于1913年和1923年再次当选。他的著作《病态的恐惧与强迫》（Frink，1918年）于1918年出版，并获得了广泛好评。

Frink在1921年3月至1921年7月与弗洛伊德进行了分析。他完成了“训练分析”后返回到美国，但患有严重的心理症状。返回维也纳后，他于1922年4月至7月恢复了 与弗洛伊德的分析，但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开始想自杀并有时精神病。应弗林克的要求，他的妻子多丽丝（Doris）搬到了内华达州，并于1922年10月与他离婚。弗林克的精神状况突然“消失”，于1922年12月27日与他的前病人安吉丽卡·韦特海姆·比耶尔（Angie）结婚。新婚夫妇于1923年2月返回纽约，弗林克（Frink）的精神状态逐渐失代偿。他变得沮丧和困惑，并表现出异常的爆发性愤怒。他无法恢复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或无法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提供领导。安吉无法容忍他的行为古怪，新婚破裂。他的第一任妻子多丽丝（Doris）于1923年5月死于肺炎，他当时不得不抚养两个孩子，分别是7岁的John和3岁的Helen。

1924年5月，弗林克（Frink）在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医生的照料下将自己送往菲普斯精神病医院，他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抑郁症，但他认为弗林克的抑郁症会对适当的精神病治疗有所反应。但是，安吉没有任何的改善，因此开始离婚程序。Frink在1924年10月从Phipps出院了。经过两次严重的自杀企图，他于1924年11月再次送往McLean精神病医院。他于1925年4月从McLean出院，并于同年晚些时候与Angie离婚。从1925年起，两个孩子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直到约翰于1934年上大学。尽管弗林克（Frink）再也没有恢复他的精神分析工作并且没有其他工作，但他一直保持理智，直到1936年去世前。他 1936年死于心脏病发作，时年53岁。

贺拉斯·弗林克的病史

我主要根据Frink的女儿和儿子提供的信息整理出了Frink的案例历史（Kraft，1987年）。

我怀疑弗洛伊德在分析之初就从弗林克获得了一份完整的病史。弗洛伊德在分析之前没有常规去接受精神病史的检查。如果弗洛伊德仔细研究病史，他会注意到弗林克在1908年和1918年间反复无用的抑郁症的复发模式。

在弗洛伊德的辩护中，弗林克向弗洛伊德寻求了今天所谓的“训练分析”。弗林克的前分析师AA·布里尔（AA Brill）曾提到过弗林克。弗洛伊德本来希望布里尔或另外的美国分析家表示对Frink的心理稳定性有任何特别的关注。弗洛伊德主要听到了美国人对弗林克的高度赞扬。

Horace Westlake Frink是1883年Henrietta Westlake Frink和George Frink的第一个孩子，位于纽约以北100英里处的Millerton。他唯一的兄弟是罗伯特，比他小两岁。Frink家族在那里住了很多年，George Frink拥有并经营着一家铸造厂。亨丽埃塔·弗林克（Henrietta Frink）是纽约附近的希尔斯代尔（Hillsdale）的一名医师及其妻子贺拉斯·古德温·韦斯特莱克（Horace Goodwin Westlake）夫妇的独生女。

在贺拉斯的童年时期，发生了三起情感的创伤事件。第一次发生在他7岁那年。他调皮地向在当地池塘里游泳的爱犬扔石头。石头砸在狗的头上，使它淹死了，而年轻的贺拉斯无助地看着。弗它林克（Frink）后来写道，“他对这一事件的悲痛无疑是我小时候所经历的最大的痛苦”（弗林克，1918年，第86页）。

另一个童年的创伤是一场烧毁了他父亲的铸造厂的大火。八岁的贺拉斯（Horace）和罗伯特（Robert）随父母住了不久，随他们的外祖父母搬家。乔治·弗林克（George Frink）决定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铸造厂或新的业务。弗林克（Frink）兄弟受到西湖（Westlake）祖父母的热烈欢迎，但他们一定在感情上没有安全感，在心理上是孤儿，不知道父母是否会回来。事实证明，他们再也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了（Kraft，1987）。

弗林克童年时期的第三个情感创伤是他母亲15岁时死于肺结核。他的祖父韦斯特莱克（Westlake）指责乔治·弗林克（George Frink）“忽视”了亨利埃塔（Henrietta），并责令他为她的死负有责任（Kraft，1987）。年轻的弗林克一定听过Westlake博士和他的女婿 George Frink之间的敌对性的交流。他后来写道，他把父亲和祖父都视为坚强、专制的人格（Frink，1918年）。两者都可能引起年轻的贺拉斯的内疚和自责。祖父韦斯特莱克获得了弗林克兄弟的监护权，不允许他们的父亲去探望他们。

贺拉斯（Horace）是一名出色的学生，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和班长。他在当地学校上学，然后在寄宿学校学习了2年。1901年秋天，他被纽约市康奈尔医学院录取。1905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医学博士。

1906-1907年在Bellevue进行外科实习。1907年，弗林克（Frink）在手术期间不小心割断了右手食指，伤口被感染。肌腱被破坏，他再也无法弯曲手指。从心理上讲，这可能会产生“ 阉割的焦虑”。尽管如此，他还是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市外科医生的助手，继续在外科领域工作。当他被命令对一个13岁男孩进行手术并拒绝执行此危险且“不必要的”手术时，他的外科生涯突然结束。他的导师进行了手术，患者在手术台上死亡（克拉夫特，1987）。

弗林克的第一次严重的抑郁症发生在1908年，当他回到希尔斯代尔的家中时。尽管他强烈地感到了失败和沮丧，但他放弃了外科手术生涯，不得不选择一个新的医学方向。他的外祖母Westlake于1904年去世，Westlake博士则在1908年去世了。失去他的祖父可能在1908年加剧了他的第一次抑郁症。他与弟弟罗伯（Robert）共同持有了房子。他开始广泛阅读，并专注于精神疾病、催眠和精神分析（Kraft，1987）。

贺拉斯（Horace）开始求婚多丽丝·贝斯特（Doris Best），他是最近毕业于纽约州查塔姆的大学毕业生。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多丽丝（Doris）对贺拉斯（Horace）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并在感到沮丧时最初给予了他支持和鼓励。以下是贺拉斯（Horace）在1909年给多丽丝（Doris）的一封信中的陈述，显示了他的自卑感：

我从你的言论中得知你以为我是神童还是天才。你一个人也要去相信你自己。我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如果我的大脑是炸药，它们不会把我的帽子炸掉。（卡夫，1987年）

贺拉斯（Horace）和多丽丝（Doris）于1910年结婚了。他们搬到纽约市，在那里他进入了私人的精神分析部门。弗林克与Brill，Kardiner和Oberndorf一起于1911年成立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并于1913年当选其主席（Frink Obituary，1936年）。1912年，贺拉斯（Horace）与亚伯拉罕·布里尔（Abraham Brill）进行了每周一次的“精神分析”。Brill主要关注Horace的梦。1916年，约翰·弗林克（John Frink）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1920年，女儿海伦（Helen）出生了。

1918年，弗林克（Frink）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很长时间，整理了自己的临床精神分析材料，并研究了文献，创作了他的《病态的恐惧与强迫症》。它广受好评，直到1956年Karl Menninger仍然认为它是“最清晰，最好的心理动力学文字说明之一”（Menninger，1959年，第846页）。他的书于1918年出版，弗林克（Fri nk）经历了一次“跌落”，并再次变得沮丧，发展出他所谓的“中毒性的头痛”。。他的症状逐渐好转，他得以重返家人并在纽约市恢复他的精神分析实践（Kraft，1987）。

弗洛伊德对弗林克的分析

弗林克（Frink）意识到自己情绪波动的严重性和决策中的困惑，因此安排了与“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维也纳的“训练分析”。弗洛伊德于1921年3月至1921年7月对他进行了分析。当他看到弗洛伊德时并没有感到沮丧，实际上可能处于轻躁狂发作。弗洛伊德可能认为弗林克天生活泼，充满了创意。他几乎每天睡不着觉，每天凌晨3点就醒来了。Frink写道：“我很开心、健谈，充满乐趣，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但是他也遇到了“不现实和无能的感觉。形成心理图片”（Kraft，1987，第8页）。

弗林克面临的直接问题是他自己陷入困境的婚姻以及他与病人安吉的关系。安吉（Angie）在1921年夏天来到维也纳，并与弗洛伊德（Freud）进行了多次采访，她对此印象深刻。她和贺拉斯（Horace）希望与他们的配偶离婚，以便彼此结婚，并且他们希望弗洛伊德（Freud）是同意的。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比茹尔（Abraham Bijur）将对离婚提出异议，但他们希望多丽丝·弗林克（Doris Frink）会同意让贺拉斯离婚的计划。安吉后来告诉阿道夫·梅耶博士，弗洛伊德“建议我离婚，因为我自己不完整，而且如果我现在把弗博士丢给他，他将永远不会再试图恢复正常并可能发展成同性恋。尽管以极高的伪装方式。”

弗洛伊德建议安吉和贺拉斯在巴黎会见亚伯拉罕·比约尔，以讲出他们的计划。他们这样做，遇到了阻碍。安吉（Angie）描述了贺拉斯（Horace）静静地坐着，在这场对抗中显得茫然不知所措（Edmunds，1988）。

他们于1921年夏季回到了纽约，贺拉斯（Horace）要求多丽丝（Doris）搬到内华达州以“迅速离婚”。多丽丝（Doris）感到很沮丧，但同意遵守贺拉斯的要求。

贺拉斯（Horace）和安吉（Angie）对未来的计划越来越不确定，因此致信弗洛伊德以寻求建议。弗洛伊德鼓励他们继续结婚（Edmunds， 1988）。

亚伯拉罕·比约尔（Abraham Bijur）向弗洛伊德（Freud）致了一封愤怒的信，威胁要在一份纽约报纸上发表整页的声明，揭露精神分析家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弗林克（Frink）的不道德行为：他与被分析者的恋情（Edmunds，1988）。比约尔（Bijur）寻求纽约的精神分析家，弗林克（Frinks）的朋友Thaddeus Ames的帮助。艾姆斯（Ames）致信弗洛伊德（Freud），询问弗林克（Frink）的状况，并于1921年10月9日收到弗洛伊德（Freud）的以下答复：

由于您自己是分析师，所以我相信您不会以为我曾给过弗林克或B太太一些建议。您知道，分析师提供咨询意见并指导分析者的热情并不大。我只需要阅读病人的心声，就发现他爱B.太太，很想她，并且没有勇气向他自己坦白。

她在内部主体的心理秩序的所有抵抗（或几乎所有抵抗）中与许多抵抗作斗争。我必须向弗林克解释他的内在困难是什么，并且不否认我相信，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实现性满足和温柔爱情的方式，那么每个人都有争取性满足和温柔爱情的良好权宜，而这两种方式他都没有在他的老婆那里发现。当他变得不确定时，我不得不忍受他压抑的欲望，以这种方式成为他希望与B夫人离婚和结婚的拥护者。在与后者的对话中，我感到有权利保证弗林克对她的感情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我发现她的思想也很伤人，但是对丈夫的爱却没有带来任何困扰。她只是怀疑弗林克是否真的或足够深地爱着她。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光荣的爱与惯例的案例；从那时起，我的兴趣就结束了，从那时起，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现在，我非常确定，公众将无法理解我的真实举止与据称劝告双方离婚和结婚之间的区别。

有关各方必须权衡其感情强度与外部环境的强度，并根据其决定采取行动。结果可能不利于我不得不去提供帮助的要素。我当然是会后悔的。（Frink论文：弗洛伊德给埃姆斯的信，1921年10月9日）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弗洛伊德对Frink情况的思考。尽管他否认直接向贺拉斯和安吉提供了建议，但显然弗洛伊德确实“影响”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伊德，移情的发现者，否认他将自己定位为弗林克压抑欲望的倡导者位置，后者影响了弗林克继续用安吉（Angie）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弗林克（Frink）可以决定是否与安吉（Angie）保持婚姻，还是与多丽丝（Doris）离婚并与安吉（Angie）结婚。弗洛伊德确实说过，贺拉斯和安吉必须“权衡”局势的利弊并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他一定知道Frink会向他寻求指示要遵循的方向。我相信弗洛伊德对弗林克产生了“影响”，认为弗洛伊德有权与多丽丝离婚并要娶安吉。安吉拥有强大的个性，因此决定要与弗林克结婚。安吉可能给了贺拉斯一个最后通:：与妻子离婚并嫁给她或面临终止恋爱关系。

弗洛伊德在1921年9月12日给弗林克（Frink）的信中说，他已经回复了安吉（Angie）的“漫长而绝望”的电报，要求他向她保证弗林克（Frink）仍然爱着她，并说：“没有错误，要友好和耐心点。”

弗洛伊德这封信中总结道：B.是一颗有爱心的宝贝。告诉她，不要责怪分析，因为人类感觉的复杂性只会暴露出来，而这并不是由分析造成的-我认为继续分析对您并没有用-您的个案已经完结”（Frink Papers，Freud致Frink，1921年9月12日）。

弗洛伊德的信大大提振了贺拉斯的下坠的自尊心，并促使他向安吉写信说自己“非常，非常开心” （埃德蒙兹，1988年）。但是，贺拉斯的自尊就像是一个有泄漏的气球，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弗洛伊德的定期鼓励，以使其持续得到膨胀。而他对离开多丽丝和他的两个孩子的前景感到内疚。

弗洛伊德同意继续弗林克的分析，并于1922年4月至7月见他。一个问题在1922年5月亚伯拉罕·比茹尔死于癌症时得以解决了。安吉和贺拉斯出席了在柏林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会议，弗洛伊德送给安吉他的照片，题为：“致安吉· 弗林克（Angie Frink），以纪念您的老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22年9月。”这肯定消除了对弗洛伊德的鼓励所存有的任何疑问（Kraft，1987，第16-17页）。

安吉（Angie）和贺拉斯（Horace）仍然留在欧洲，贺拉斯（Horace）的抑郁和混乱的思想恶化了。他感到自己被“模糊，奇怪的感觉”和不断的罪恶感所困扰。在十月下旬，贺拉斯收到了多丽丝（Doris）的回话，说他们的离婚已经是过去时了。在1922年11月和12月期间，他与弗洛伊德一起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分析。弗洛伊德对弗林克的“昏迷”和“幻觉”感到了震惊，以至于他雇用了一名医师在他身边过夜。弗洛伊德没有告知安吉贺拉斯病情的严重性（Kraft，1987，p。18）。

忽然，在12月中旬，Horace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了，并且恢复了正常的人格。据安吉（Angie）在12月23日说：“弗洛伊德说他认为分析已经完成，。博士现在正在使用它来维持他的神经症，他应该结婚，生孩子，并且很快就会在幸福的条件下生活得很好。1922年12月27日，安吉和贺拉斯在巴黎结婚。他们在埃及度蜜月，并于1923年2月返回纽约市（克拉夫特，1987年，第 18页）。弗洛伊德在训练分析中向另一位美国人奥本多夫（Oberndorf）提到，贺拉斯（Horace）和安吉（Angie）已经结婚。认识他们的奥本多夫告诉弗洛伊德，由于“他们不同的背景、社会志向和野心，婚姻将“永远不会成功”。相反，弗洛伊德说，婚姻将因其性满足而成功（奥伯恩多夫，1953年，第148页）。

还在度蜜月之时，贺拉斯再次当选纽约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弗洛伊德（Freud）在给布里尔（Brill）的信中说，弗林克（Frink）“显示出很少有深刻了解的迹象，而且他通过自身的神经症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我对他作为治疗者的机会持有高度的评价”（Kraft，1987，p。19）。弗洛伊德认为贺拉斯是“年轻美国人中最聪明，最有前途的人”（罗森，1984年），第 378页）。贺拉斯是一个友好的人，弗洛伊德不希望这种精神分析运动完全是犹太人的。弗洛伊德任命弗林克（Frink）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新领导人，这在弗林克（Frink）争夺权力的分析竞争对手之间造成了许多的冲突。正如桑德·罗兰（Sander Lorand）所说：“为了与其他分析师相处，弗林克的性格并不是最好的”（克拉夫特，1987年，页。19）。弗林克似乎向纽约的分析师展示了他性格的两个相反方面。有时他显得抑郁、困惑和优柔寡断，有时他可能是专横、专制和自大的。弗林克不是很外交，并说他是根据弗洛伊德的建议行事的（Kardiner，1977）。

1923年4月，贺拉斯（Horace）得知多丽丝（Doris）患有肺炎。她的家人不允许他见她，他于五月初得知她的死亡。贺拉斯深受其害。他和安吉被抚养了两个孩子（克拉夫特，1987年）。

贺拉斯（Horace）英勇地尝试适应他的新婚和对孩子的照顾，恢复了他的精神分析实践并领导着纽约精神分析学会，但这对他来说太过分了。他与安吉的关系成为持续不断的敌对关系之一，他的沮丧和内疚使他不知所措。他和安吉都写信给弗洛伊德，以求他来帮助他们步履蹒跚的婚姻，以及贺拉斯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但是弗洛伊德几乎没有如何的帮助。他还试图应对自己的健康问题（Kraft，1987）。卡丁纳曾经对弗洛伊德提出过一些见解，他曾问弗洛伊德觉得他自己耐以作为分析师的能力在哪里。弗洛伊德回答说：

我对治疗的问题没有太大兴趣，我一直都忙于理论问题，因此，每当有机会时，我都会处理自己的理论问题，而不是关注治疗问题。我没有耐心待很长时间。我厌倦他们，而我想传播自己的影响力。（Kardiner，1977，第68-69页）

1924年3月，Frink当选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新主席。在1924年5月，贺拉斯致力于在巴尔的摩的菲普斯精神病医院，在很著名的心理医生，阿道夫·迈耶博士的照料下。迈耶曾是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贺拉斯（Horace）的精神病学教授，尽管不是心理分析家，但他对心理分析通常很友善（Edmunds，1988）。

迈耶（Meyer）给安吉（Angie）写信说，贺拉斯（Horace）遭受了“我认为可以治愈的明显抑郁症”（埃德蒙兹，1988年，第45页）。贺拉斯（Horace）在菲普斯（Phipps）感觉好些，直到七月下旬他在巴尔的摩的一家酒店拜访了安吉（Angie）。她发现他仍然精神疾患，抑郁，困惑并且像是一个陌生人。然后，迈耶安排贺拉斯将其余的款项花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牧场上。贺拉斯（Horace）喜欢日常活动和户外活动，并感觉好些了（埃德蒙兹1988）。

同时，安吉指示她的律师开始进行离婚诉讼。贺拉斯返回到菲普斯医院，并在律师为离婚协议工作期间出院了。他回到纽约市，与他的老朋友兼医生的Swepson Brooks博士住在一起。1924年10月27日，他服用了过量的Veronal和Luminal，但显然没有撑到出院。

然后，贺拉斯（Horace）再次自杀，割断了尺动脉。布鲁克斯（Brooks）博士于1924年11月将他安置在麦克莱恩精神病医院。离婚于1925年春最终宣告完成解除。安吉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他和他的两个孩子靠这个可以过上适度的生活（Edmunds，1988年）。

他和他的孩子在北卡罗来纳州南派恩斯（Southern Pines）住了2年。然后，他们于1927年搬到新泽西州的恩格伍德，贺拉斯（Horace）尝试重建他的精神分析的实践，但未成功。他们回到纽约的希尔斯代尔（Hillsdale），直到约翰于1933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海伦（Helene）和贺拉斯（Horace）搬回了南派恩斯（Southern Pines），贺拉斯在1935年娶了学校老师兼老朋友露丝·弗莱（Ruth Frye ）（Kraft，1987年）。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声称，“贺拉斯·弗林克（Horace Frink）从未恢复健康理智”。（琼斯，1957年，第105-106页）。但是，他的两个孩子都同意，直到1936年他遭受了最后一次精神病发作之前，他还是完全理智的。他的妻子露丝（Ruth）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所以他去世前未能返回见最后一面。海伦描述了这种终末期精神病的突然发展。贺拉斯回想起与安吉在一起时的经历，以及“她在巴黎看起来如此容光焕发”的样子。他回忆起她的话：“贺拉斯，运用你的大脑和我的钱，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世界。”然后他告诉海伦，他的精神疾病是复发了，他很快就“发疯了”。他进入了松树布拉夫疗养院，一周后于1936年4月18日死亡。

他的死亡证明书显示他患有躁狂抑郁症，广泛性动脉粥样硬化和慢性心肌炎（卡夫（1987），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