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友丨“耆旧西吴大雅材”：布衣诗人周筼学行考论
“耆旧西吴大雅材”：
布衣诗人周筼学行考论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所录周筼诗）
（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所录周筼诗）
一、患难之交：“最亲切者莫如竹垞”
周筼约长朱彝尊七岁，二人至迟相识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周筼《沈知退诗序》：“丙戌，朱竹垞来居，亦以知退诗似余也，合录以谋梓焉。”[6]朱彝尊《曝书亭著录序》云：“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曝书亭集》卷三十五）朱彝尊定居梅会里在顺治六年己丑（1649），其时二十一岁[7]。周筼所谓丙戌“来居”者，盖系朱氏“六迁”之一，而其时即已与周筼、沈进（晚号知退叟。1628—1691）等相结交。自此之后，周、朱二氏交游可考者，略如下表（表中上标数字为《朱彝尊年谱》页码）：
由上表所列，知周筼、朱彝尊相识后，交游颇多，且终生未辍；周筼生命中最后两年，均与朱彝尊旦夕相处（详下）。不过，以上并非周、朱二人交往之全部，大量相对谈诗论艺的史实，因未形诸笔墨或虽有文字而未流传，便无从考知。二人相交之始，至迟在顺治三年（1646）。其时明祚倾覆，义师抗清，嘉兴城破，屠戮无算；清兵残暴，盗贼横行，堪称人间惨境（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内《晓入郡城》《平陵东》等诗）。其时朱彝尊入赘冯氏不及三年，为避乱四处迁移，不遑宁居（《晓入郡城》：“辛苦乡关路，重来断客魂”）；移居梅会里，却受到周筼的热情接引，并能与沈进等人切磋诗艺。以周筼的豪侠性格（详下），对朱彝尊必有多方照拂。朱彝尊于乱世中犹能著意于周、沈二氏诗集之合刻，则当时梅里之暂时安宁、周筼等相交之欢然可知。乱世中凝结的情谊系患难之交，最为珍贵而持久。后来周筼境遇困顿，游幕在外且家累极重的朱彝尊不顾自身窘境，分其铢两，加以接济（《曝书亭集》卷三十一《报周青士书》）；周筼晚年至京师（康熙二十四年），更是长住朱彝尊海波寺寓所。朱彝尊《喜周筼至》诗（《曝书亭集》卷十二）有云：
上表虽然简略，却大致能反映周筼文学交游之概貌。周筼文学活动，大略可分为三期。早期，以家乡梅里为中心，与同里诸子相颉颃。中期，足迹遍及江宁、湖州、杭州、绍兴等更为广大的江南地区，交游更广。后期，北上京师，则与在京文士相过从。前后相与唱和者，既有王翃、沈进、缪永谋及“浙西三李”（李绳远、李良年、李符）等同里诸子，也有朱一是、魏耕、屈大均等流寓、抗清志士；既有曹溶等文学前辈、清初大吏，也有汪森、查慎行等文学后进。虽然各自交游有广狭之别，但合周、朱二人事行以观，无疑能联结起以嘉兴梅里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圈与京师文化圈，在清初士人交游中颇具特色。
周筼能与江南文化圈、京师文化圈一众文士相交接，并且同朱彝尊成为患难之交，显然并不仅仅由于其文学才华。朱彝尊应征博学鸿儒，成为当时“四大布衣”之一（另三人为李因笃、严绳孙与潘耒）；与此同时，周筼也以布衣诗人著名于世（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屠东蒙诗集序》：“予友周筼青士，以布衣称。”）。所谓“布衣”，其实就是周、朱等人在易代之际作出的政治抉择；以布衣身份而肆力学术，在清初动荡而艰难的时局中尤为难得。
（汪森《小方壶文鈔》卷六《周簹谷小传》）
二、布衣学者：周筼著述考
周筼列名清国史文苑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传文之史源则以朱彝尊《布衣周君墓表》、汪森《周筜谷小传》等为主。《墓表》首云：
合以上记述以观，周筼实际上具有布衣、商贾、文士（诗人）等多重身份。所谓“布衣”，是指不出仕的读书人而言。康熙朝名动一时的“四大布衣”，除李因笃授官后即以养母为由告归外，朱彝尊、严绳孙、潘耒三人则就任翰林检讨之职，纂修《明史》，“布衣”身份终为“翰林”、“太史”等官方身份所替代。周筼终身不仕，是名符其实的布衣。《墓表》所称“遭乱”，即指明清易代之变。“弃举子业不治”，其实揭出周筼对待新朝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持这种态度的文士，就是遗民。周筼得以列名《清诗纪事初编》之《前编》与《清诗纪事》之明遗民卷，即在于此。
布衣、文士、遗民、商贾之外，周筼还是一位学者。朱彝尊编纂《词综》，即颇得周筼之力。周筼本人还撰有不少著作。《墓表》指出：“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词纬》三十卷，《今词综》十卷，《析津日记》三卷，《投壶谱》一卷。”（《曝书亭集》卷七十二）已有五种六十八卷。
周筼著述，可考者如次：
（一）《采山堂集》二十四卷
《采山堂集》，汪森《周筜谷小传》称作《采山集》。此集系周筼诗文集，逐渐散佚。后人集为《采山堂诗》八卷，收诗九百一十八首；又《采山堂遗文》二卷，有序、传、记、书、跋及信札等各体文章四十七篇。其词作收入《全清词》者则有三十四首。以上诗、词、文，合计共近千首。
（周筼《采山堂诗》八卷）
（二）《词纬》三十卷
蒋景祁（京少。1644—1697）《刻瑶华集述》：“近日周布衣青士（筼）独著一书，网罗古今，分别源委，富至二千馀叶，名曰《词纬》，将次问世。”[9]汪森《小传》：“（先生）又精于词律，遍搜唐宋元诸词家各调中有字句长短平侧变换者，分别体裁，辑《词纬》一书。惜未行世。”（《小方壶文钞》卷六）陆奎勋（聚缑，坡星。1665—1740）指出：“先生向有《词纬》一书，能究声律之所以然，以示后学。此又可以见先生为诗学之准绳无疑矣。”[10]可见此书根据词律分体编纂唐宋元诸词，是一种词学著作。吴熊和先生云：“今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有《词纬》稿本。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引周筼论词中换头藏韵，又《词辨》下卷引周筼论小令中调前后两韵，可能即出于《词纬》。”[11]
（三）《今词综》十卷
《今词综》显系接续《词综》之作。朱彝尊好倚声填词，标榜南宋，开创浙西词派，《词综》则是一部通代词集，收录唐、五代、宋、元五百余家词人词作。至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编成十八卷，以仅及所见之半，邀请汪森予以补辑[12]。康熙十一年（1672）四月，朱彝尊与周筼至嘉善访柯崇朴，商量补辑事宜，其时《词综》已达二十六卷[13]。康熙十七年（1678），在汪森、周筼、柯崇朴等人帮助之下，朱彝尊编成《词综》三十卷并付梓，于《词综发凡》中畅厥旨趣[14]。康熙二十年秋，朱彝尊借主持江南乡试空隙，返乡同周筼、汪森聚，商量《词综》补辑事宜[15]。至康熙三十年，增补至三十六卷[16]。不难看出，对于《词综》之成书，周筼颇有补辑、校雠之劳。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对周筼大加表彰：“周布衣青士，隐于廛市，于书无所不窥，辨证古今字句音韵之讹，辄极精当。是集藉其校雠。如史梅溪《绮罗香》后阕‘还被春潮晩急’，原系六字为句，《草堂》坊本脱去‘晩’字，诸本因之。周晴川《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钱’，原系‘眠’字为句，选本讹作‘明’字，遂以‘明月影’为句。欧阳永叔《越溪春》结语‘沉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并系六字句，坊本讹‘玲’为‘冷’，‘珑’为‘笼’，遂以七字五字为句。德祐太学生《祝英台近》‘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去’，讹‘不’为‘又’。一字之乖，全旨皆失。今悉为改正。他如苏子瞻《念奴娇》则从《容斋随笔》，汪彦章《点绛唇》则从《能改斋漫录》，王晋卿《烛影揺红》则从《漫录》去其前阕，李后主《临江仙》则从《耆旧续闻》补其结语。其余纠定，难更仆数。坊间虽有图谱，倚声者宜考质焉。”[17]《今词综》之作，显系周筼借校补《词综》之机，放眼当代，规仿其例而编成。《今词综》之“今”字，显就当代而言，故清初之词必在其列；又由周筼的布衣身份与遗民认同，则明末之词也应在其列。如果上述推论不误，那么，周筼此书虽佚，却是王昶《明词综》《国朝词综》之先声。
（四）《析津日记》三卷
此书未见学界论及。其书亦佚，然而尚有若干片断，保留在清人著作中，尤其以朱彝尊《日下旧闻》引用稍多。以下略举数例：
（1）京师像设之奇古者，曰刘銮塑。说者疑銮与元音相近而误。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贤祠，其像塑自刘銮，则銮别是一人，著名于正奉之先者也。正奉塑像，虞文靖特为作记。《元史·方技传》云：“有刘元者，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下云：“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而刘同人纪帝京景物，遂目为“艺元”，足资喷饭。（《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二引。注云：“《析津日诗》”。又云：“原在郊坰门，今移改。”[18]按：前注为朱彝尊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析津日记》，当从。后注为于敏中等增补时所加。）
（2）吴匏庵园居有海月庵、玉延亭、春草池、醉眠桥、冷澹泉、养鹤阁。今访其遗迹，已不可得。（《析津日记》。）……臣等谨按：玉延亭、海月庵，《析津日记》云：“访其遗迹，已不可得。”而《春明梦余录》以为在皇墙之西，故朱彝尊原书列之中城西偏，其实亦传闻之词耳。（《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19]。按：前一条为朱彝尊所引，后一条按语为于敏中等所加。）
（3）天寿万宁寺，在鼓楼东偏。元以奉安成宗御象者。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湢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篆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竑文。（《析津日记》）臣等谨按：万宁寺，《析津日记》所纪四碑，撰文姓名只标其二，此外二碑，想无足传，故原书略之。今寺中止存焦竑一碑，馀俱无考。（《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20]
（4）《析津日记》：“天坛生龙须菜，清明后鬻于市，食之甚脆。”（《（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六，《土产·蔬属》“龙须”条。）[21]
（5）《析津日记》：“仙露寺遗址地名千人邑，故比丘尼皆曰邑头尼。”（《御定韵府拾遗》卷四下“邑头尼”条。）[22]
由以上各例，知《析津日记》以记京师名胜、景物、特产等为主。因此，周筼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京师后，除至色公府授徒、与朱彝尊同居并交游之外，花费大量时间流连京师各地，了解地理情况、景观概貌与土风物产。周筼写作日记时，与朱彝尊旦夕同住，因此朱彝尊对此书相当熟悉（或即保存于朱氏之手），是以能在《日下旧闻》中加以征引。由《（雍正）畿辅通志》之引据，知此书可能至雍正时期尚存，其后则逐渐散佚。
（五）《投壶谱》一卷
周筼此著，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于礼记类，注曰“存”[23]，知朱彝尊必亲见其文稿。此著后来未见著录，可知也已亡佚。《投壶》是《礼记》中的一篇（今通行本《礼记》之第四十篇）。孔颖达云：“郑《目录》云：‘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此于《别录》属吉礼，亦实《曲礼》之正篇。’是投壶与射为类。此于五礼宜属嘉礼也。或云，宜属宾礼。”[24]朱子编《仪礼经传通解》，将《投壶》列为乡礼[25]。实际上关于《投壶》篇之性质，学界一直未能定论。据朱彝尊《经义考》考察（卷一四七），关于此篇的单种著作，有虞潭《投壶变》一卷、郝冲《投壶道》一卷、亡名氏《投壶经》四卷、上官仪《投壶经》一卷、史玄道《续投壶经》一卷、卜恕《投壶新律》一卷、钟唐卿《投壶格》一卷、刘敞《投壶义》一卷、司马光《投壶义》一卷、王趯《投壶礼格》一卷、朱子《壶说》一卷、方承赟《投壶图》一卷、熊朋来《投壶说》一篇、王恽《投壶引》一篇、刘仁敏《倾壶集》三卷、佚名《高丽投壶仪》、亡名氏《投壶考正》一卷、何宗姚《投壶新式》一卷、汪禔《投壶仪节》一卷、李孝先《投壶谱》一卷及《拾遗》一卷、周履靖《投壶仪制》一卷、詹景凤《投壶说》一篇等，凡二十馀种。朱彝尊将周筼《投壶谱》著录在上述著作之后，显然以其性质相类，因此其学术价值也在该著述系列中得以凸显。
（六）《乐章考索》十卷
朱彝尊《柯寓匏振雅堂词序》：“柯子寓匏，学士馆甥，其于词，盖幼而习焉。既而助予编次宋元人之词，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词人体制，探其源流，为《乐章考索》一书。其用心也勤，其倚声也敏，其于诗也兼工，而日进于作者，殆习伏众神而臻于巧者与！”（《曝书亭集》卷四十）则周筼又同柯崇朴（寓匏其号）合著有《乐章考索》一书，主旨则在考索词律。此著未刻，存有旧抄本（十册。题《乐章考索未刻稿》）。金蓉镜曾将其同万树《词律》对校数过，发现此著“增出词调”“凡五十三调”，“所采博矣”；“《词律》缺字讹句尤多，此书皆无讹，凡数十处”；“两公所据之本，精于红友”[26]（万树字红友）。则此著之词学价值可知。
周筼著述，可考者有上述六种。从学术分类上来看，《投壶谱》与古礼有关，属于经部之学。《析津日记》以“日记”为名，似当置于子部杂家，但其内容则以纪京师景观、物产为主，兼有考证，其实是朱彝尊《日下旧闻》之先导，则当置于地理类，属史部之学。至其《词纬》《今词综》《乐章考索》及其诗文集《采山堂集》，当置于集部。如果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那么，其著述即分属经部之礼类（《投壶谱》）、史部之地理类（《析津日记》）、集部之别集类（《采山堂集》）与词曲类（《词纬》《今词综》《乐章考索》）。由于词律与音乐相关，因此注重礼乐之学，是周筼学术研究中最显著的特色，同朱彝尊注重经史之学与集部之学，形成对比与互补；《词综》得以成书，周筼之贡献不难觇知。
长期以来，朱彝尊作为学术大家的一面，为其巨大的文学成就所遮掩，直到近二十年来才有所改观。与此相类，学界多注意周筼作为布衣、遗民、文人之身份，而对其学者身份，通常忽焉不察。以上著述，就是周筼学术贡献的明证。周筼不仅协助蒋景祁编《瑶华集》，还协助朱彝尊、汪森编纂、补辑词学巨著《词综》；其《析津日记》一书，其实就是《日下旧闻》的先导之作，对朱彝尊颇具启发与助益。明了此节，当有助于加深对集布衣、遗民、商贾、文人、学者于一身的周筼的全面认识。
那么，周筼的学术起点是什么？易言之，周筼具备何种学术基础与条件，能支撑其学术活动与文学交游？以下试予发明。
（周筼《采山堂遗文》目录）
三、周筼学术渊源考
讨论古人学术，当论世以知人。盖古人治学，除先天禀赋外，必与其成长环境有关。至于周筼，前揭汪森《周筜谷小传》，止称其“少嗜学。学成去，学贾。贾之暇，辄从王先生迈人及先生之兄介人所学诗，且贾且读”，信息较少。朱彝尊《布衣周君墓表》，称其“先世居殳山之麓千金圩，徙嘉兴之梅会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书，年十九丧父，居忧读丧祭礼，乡党以孝称。遭乱，乃弃举子业不治，就市廛卖米”，信息略丰，而于周筼之家世，所论无多。考周筼《从弟弇山诗序》云：
发蒙读书、致力科举，长达十馀年的教育无疑为周筼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当时科考，“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27]士子所读，以永乐时所颁《四书五经大全》为准（由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奉命撰成）。《四书大全》系总名，包括《大学章句大全》一卷《或问》一卷、《中庸章句大全》二卷《或问》二卷、《论语集注大全》二十卷、《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共四十卷。自朱子表彰《四书》，作《大学》、《中庸》之《章句》《或问》及《论语》、《孟子》之《集注》之后，其说为宋元诸儒所服膺、发挥，出现了不少经解之作，其中以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较为简当。倪士毅合陈、胡二书为一，颇加删正，成《四书辑释》。永乐时纂就之《四书大全》，“实全以倪氏《辑释》为蓝本”[28]。《五经大全》，包括《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经大全》《春秋集传大全》《礼记集说大全》五种，也是在宋元诸儒成书基础上，抄撮编成。不过，“当时程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29]。周筼早年欲走读书科举之路，所读当以《四书大全》为主，主程朱理学，其学问亦当植基于此。
周筼的学术之路与其人生遭际密切相关。“年十九丧父，居忧读丧祭礼，乡党以孝称。”（《墓表》）“年十九”，其时为崇祯十四年（1641）。“居忧读丧祭礼”，则周筼其时开始对礼类文献加意研读。周筼之所以对礼类文献特别在意，应当同其家族境遇有关。周氏一族迁居梅里后，处境颇为不易，至周筼之时，“聚族不及二十人”（《墓表》）；周筼走读书科举之路，承载的其实是整个家族的希望。周筼也一心以发扬家声、振兴家族为己任。前揭《从弟弇山诗序》特别强调族人“寻本溯原，用相亲爱”，重视“伦常大义”“躬行实践”，希望能深植其本而“枝叶是茂”。周筼居丧读礼，一方面使其赢得“孝”的美名（“乡党以孝称”），受到同里乡绅、士人之认同（在以宗族、血缘为凝结纽带的古代社会，“孝”的声誉特别重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突破《四书大全》的制义局限，进一步夯实其经学根基。
如果说周筼因丧父而失去强有力的经济与情感支持，那么，明清易代之巨变，则彻底改变了周筼的人生道路。出于对清兵残暴不仁之痛恨、对清廷以关外异族入主中原之排斥，周筼“弃举子业不治”，选择做一名布衣、遗民；与此同时，周筼“就市廛卖米”，承负起家庭重担。周筼因家庭变故、王朝废兴而放弃科考功名，同时却走上了文学与学术之路。朱彝尊《布衣周君墓表》云：
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兵进据嘉兴府城，并对次月（闰六月）爆发的嘉兴人民抗清义举进行残酷镇压[30]，繁华都市，因此荡然，城中故家之财物，也因此散尽。周筼能购得一船“故家遗书”，正在此际。此批遗书，构成了周筼继续读书问学的文献基础。
周筼的学术之路，同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事实上，在清初动荡、肃杀的政治局势下，文士之间正需要声气相通、相互扶持，方能共度时艰。吟诗填词、切蹉学问，就成为谋生之外的文化需求与交际手段。在共同的文化诉求之下，以梅里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得以形成，周筼、朱彝尊均是重要成员。朱彝尊为周筼撰墓表，仿照柳宗元为其友人独孤申叔墓碣书故友姓名之故事，列出了周筼交游最为密切的友人。具见下表（表中上标数字为《朱彝尊年谱》页码）：
以上共九人，加上朱彝尊则有十人。作为梅里文人群体的“关键人物”[31]，周筼的同里友好当然不止十人之数；“缪永谋等因尚在世，故不附名。”[32]但由以上诸人之简介可知，以周筼为重要成员的梅里文人群体，可谓人人能诗。大乱之后，诸人提唱风雅，梅里弦歌不绝，堪称中国地域文化史上一道十分亮丽的景观。周筼在从事商贾、谋生之余，不废吟咏，究心学问，从事礼学、诗律、词律等研究，在梅里文群体中颇为夺目。周筼率性自适，仗义豪放（详下），是梅里文人群体中起核心作用者之一。
周筼作为布衣、遗民，在艰难谋生之际，犹能致力于学术，不断进取。周筼“往来嘉善、桐乡间，以诗格授人”[33]，帮助“有事于诗刻”的汪森“采辑校雠”（《小方壶文钞》卷六《周筜谷小传》），协助朱彝尊编成《词综》，撰成《投壶谱》《析津日记》《乐章考索》等著作，取得创作诗词千馀首的成绩，在时局动荡的清初，实属不易。在梅里文人群体中，周筼学术成就斑斑可考，较为突出。周筼得以列名清国史《文苑传》，显然在于其文学创作、学术著述与学行影响。
四、周筼学行之影响
其次记录周筼访问僧庐、率性自适的隐逸行为：
其次记录周筼豪放不羁的江湖性格：
其次表彰周筼蔑视权贵、轻财重节的事行：
五、结语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研究》第6卷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第49—63页。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宗友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