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孙崇涛自述》 之二十三
经57届校友孙崇涛老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对由孙老所撰写的《戏缘——孙崇涛自述》进行连载。孙老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此书以孙老自己的亲历亲闻，细致又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孙老与戏的故事。
通向远方的“实践楼”
社会“读书无用论”泛滥期间，恰是我认真看书、钻研学问的好时候。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后，跟青山碧泉结伴的“实践楼”，是我徜徉知识海洋的绝佳处所。暌违多年的书本里，藏有日月山川、历史风云、人世百态、天地人和；局促而宁静的“实践楼”，用书本构建起我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从1963年起至1978年离开“平中”，我在此楼二层临窗东室足足住了15年，我的许多“业余学问”都在这里头做的。
“文革”前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为纠正“共产风”，大力发展生产，各行各业都在狠抓业务和提高质量，学校教师工作量变得十分繁重。平日备课教课，批改作业，观摩检查，假期间政治学习，农忙参加支农劳动，终年终日终晚地忙碌，没有一点空余时间。说句真实感受的话：一入中小学教师队伍，就好比踏上永远走不到头的工作苦途。当时心底有个愿望，也是奢求，希望能有个真正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作之余，可以自由休闲、娱乐，读书。事实根本没法实现。
“实践楼”旧址，我在二层临窗东室住了15年
从大学毕业（1961）到“文革”前（1965）的数年间，我很少继续研读自己爱好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把读书希望寄于未来，购置了大批图书，以备有机会时再在书海中遨游。没有刻意追求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延续我长期养成的习惯与爱好。平阳地僻，“实践楼”近乎世外桃源，学校图书馆没有我所需要的图书，我的书籍来源，主要依靠外地朋友帮我购买。说到这里，我特别会怀念起我的一位亡友。
高浦涵是我家乡的发小，后来一起考入“瑞中”高中，成了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我俩住得近，几乎长年泡在一起。双方父母都把对方看做自家孩子一样，双方弟妹都喊我俩为“哥”。我俩走得近，主要还不是由于住得近，而是有共同的酷爱文学兴趣。我俩是在快乐的阅读中一起度过青少年。他看过的中外文学作品我肯定会跟着看，我看过的他也决不落下，然后彼此交流、畅谈想法，有时兴头所致，还会写诗作文抒情一番。无拘无束，好不开心。
高考时，我报考了文科。高浦涵思量再三，最终选择了理工科——这是除我之外，“瑞中”文理兼优的毕业生的共同选择。为了申明自己不曾“叛变”、“文学挚友”立场永不动摇，填报志愿后，高浦涵再三向我表白道：“无论我读什么、将来干什么,我的文学爱好永不会放弃。我们还会像从前一样。今后你学文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言语一声，我一定帮你办到。”
高浦涵没有食言。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理工科大学头一个志愿——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有线工程系。读到大三，被部队提前要走，去从事军事机密通讯。他小我一岁，少年得志，17岁上大学，20岁就挂上一杠两星的中尉军衔。他走遍河北、四川、浙江等省的大地山川，从来没忘记他的承诺，跟我保持长久而频繁的通信联络，继续交流文学阅读，畅谈社会和人生。他回乡探亲，也会专程到“平中”看我，夜间挤到我“实践楼”寝室的那张单人床上，跟我抵足而卧，彻夜谈心。
我需要什么图书，只要给高浦涵写信，他就会想方设法帮我在外头找到，购来邮寄给我。就以其中的戏曲研究图书为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初版不是成套出版，而是10册陆续印行。高浦涵在全国各地东一本、西一本的给我寻找，陆陆续续地寄我，凑成全套。周贻白著的《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年出版时，地方书店很不容易购到，他就利用出差北京机会，专门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买到寄我。
我的许多古典小说、戏曲藏书里，洒有高浦涵辛勤四处奔走的汗水，浸透着我俩友谊的斑斑痕痕。我非常珍惜这些图书。我憎恨“文革”“破四旧”，不光是由于它扫荡了我的书本，耗费了我的钱财与时光，更因为它摧毁了高浦涵留给我的美好记忆和留念。
高浦涵单纯、直率，“文革”间出言不逊，竟当着众人面，说跟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的不该是“×副统帅”，结果大祸临头，被打成“五一六”反党反军份子，被部队开除，遣送家乡劳教。直到“××集团”粉碎 ，才得以平反复职。长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内心积郁，摧残了他的健康。复职不久，英年早逝，抛下晚婚晚育的爱妻和幼子。这样的朋友，永久刻记在我的心底，我们的交往与友谊，成为我一生的记忆，一想起他给我收集、购寄的那些书籍丧失，我就痛心疾首。
大学毕业分配“平中”以来，尽管学校工作非常繁忙，我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爱好和阅读没有完全放弃，只要稍有一点空隙，我就会在“实践楼”坚持研读。我的研读重点，先前是元明杂剧，大学后期（1960）至任教“平中”期间，渐渐转向了南戏。
我保存的注有撰写时间的读书札记，记录了我在“实践楼”的阅读经历和收获。这些收获，成了我日后从事戏曲史专业研究在南戏成果方面的雏形或成分。如1962年年4月18日的阅读札记《从<南词叙录>看徐渭的戏剧观念》，是我发表于《文艺研究》1980年5期首篇长论文《徐渭的戏剧见解——评<南词叙录>》的雏形。1962年4月16日《说南戏的人民性》、1962年9月9日《读〈杀狗记〉》、1978年8月21日《<赵贞女>戏文衍变与<琵琶记>评价问题》等，连同大学期间所撰的《关于<荆钗记>》（1960年6月22日）、《关于两个本子的<白兔记>》（1960年10月）等札记，共同构成我日后有关宋元南戏历史及其代表作品“五大戏文”（《荆》、《刘》、《拜》、《杀》、《琵琶》）论著的成分。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不了解我底细的人，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硕士生刚一毕业就“突然爆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文学遗产》、《文艺研究》、《音乐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国家顶尖报刊上连连发表大块文章，一时间成了“学术新人”，误以为这是靠我的天分和拼命，却不知这是我幸苦积累20多年“蓄势待发”后的起飞。
成功总会向长期坚守者敞开大门，等待、取巧和用心不专，则会堵绝你通往目标的门径。前些年，母校“瑞中”邀请我给小校友们谈谈自我素质锻炼的体会，我给总结了三点，归结为六字、三个关键词：兴趣，坚持，创新。这是我治学半生最简单的小结。上面所说的经历体会，就是“坚持”二字。
我给“瑞中”小校友报告自我素质锻炼的“六字经”
学校复课后的几年，特别到了70年代中期，“文革”制造的文化禁锢好似略有松动。197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在革命大批判的文山牍海中，突然冒出一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专书，它如同荒漠长出一棵雪莲花，“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唐岑参《优钵罗花歌》）。尽管读者对该书过分的“褒李贬杜”倾向持有不同观点，但不能不承认，郭沫若此书的出版意义比之作者的学术见解更为重要。评论界称之为“浴火重生”，就包含这层意义。这本书成了我“破四旧”之后重新购书的头一本专业图书，并且贪婪地将它仔细阅读了一遍。它把我带进久违的阅读快感，重新燃起了我去探究“古典”的欲望。
这本书重新燃起了我探究“古典”的欲望
接着，1973年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五六十年代整理出版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各地群众争相抢购，就像干涸的禾土在抢吞少有的甘霖，供不应求。
1973年重印本《红楼梦》
我的一个亲戚在家乡瑞安新华书店门市部工作，为我买到这些计划配给书店的小说提供了便利。当时还没有“走后门”之说，我的亲戚上班时，悄悄用旧报纸包好新书，下班走出后门，悄悄塞给我。这是地道的“走后门”，使我喜悦交带着羞愧。
古典小说虽然重印出版，革命大批判余味依然还浓。为使这些小说不致产生“封建主义流毒”，出版社就聘请名家撰写“前言”,用以“引导”读者。这些“前言”，不少还以“阶级斗争思想为纲”，对作品内容、人物等，进行“阶级分析”，大批判的锋芒依然锐利。这只需看看后来成为我同事兼领导的李希凡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重印本《红楼梦》所写“前言”的这些标题：“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大观园的阶级斗争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形象”，“历史的局限与阶级的局限” ……，可见大略。
既然国家权威的文学出版社可以公开重印发行古典小说名著，那些不曾重印的次名著、准名著，图书馆也照常可以开禁借阅。我的表兄（大姨妈之子）张学海，在中共温州地委党校图书馆当管理负责人，一人掌管满当当一大书库。图书馆顶着“中共”、“党校”名号，“文革”间没有遭到冲击，图书毫发无损的全部保存下来。不仅藏量多，而且品质也不错，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版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学术著作都基本齐全。它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座宝库。来党校学习的一批又一批干部，如同走马灯，很少有人有空去借阅这些图书，特别是古典文学，从购来之日起，好像从没有人动过。偌大书库，几乎成了我一人天地。每逢我去温州市走亲戚或办事，党校图书馆必去。我坐在那儿，很有“坐拥书城”的自豪，感觉甚是良好。
除戏曲之外，我从小还有爱读中国古代小说的爱好，这跟戏曲迷兼小说迷的父亲影响有关。我上初中一年时，已读完《水浒》、《三国》、《西游》、《封神》等一批小说名著。上初中二年时，自己攒起零钱，在旧书摊上购了一套“大某山民”、“护花主人”等人批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十三四岁的小孩，竟像模像样的钻研起“索隐派”的“红学”来。上初三时，我对“红学”的兴趣更浓，从校图书馆借来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初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1918～2012）的大部头著作《红楼梦新证》，似懂非懂地啃起来。该学年班主任林凯老师给我的品德评语中，有“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一语，大概是因为他见到我的这番读书作为。
原版《红楼梦新证》
后来我到了北京，跟周先生供职同一单位，而且还做了邻居，偶然还会上他家坐坐，跟他神侃“红学“。平时在宿舍绿地散步，也会时常碰到他。周先生《新证》出版后，研治“红学”达60年，著作等身，被学界称为“红学泰斗”。一回我跟他闲谈，附着老爷子很背的耳朵大声嚷道：“我看您的《新证》，是在近一甲子年前，那时还是名初中生，信不？”掉光了牙齿的老爷子似感迷惑不解，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努嘴而笑。
半多世纪过后，我跟“周泰斗”神侃“红学”
“文革”期间，没书可读，有书也不能借读。到了此时，我爱好古典小说的旧情复燃，重读了“四大名著”，有了不少以前没有的感受和收获，我一一的做了详细的笔录。看法积累多了，我竟萌生要重写一本中国小说史的宏愿，就到温州表兄图书馆处，陆陆续续借来一批批书籍。我补读了魏晋六朝笔记小说、全部唐宋传奇以及敦煌变文，又细阅了鲁迅、赵景深、孙楷第等前辈学者和母校杭大老师胡士莹教授等的论著。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实践楼”边读边记，历时数年，写了半本《中国小说史札记》，篇幅累计三辑46则，约10余万字。另外还有《水浒》、《三国》、《西游》、《红楼梦》等的专辑札记数册，为我将来写作小说史做前期准备。
我在“实践楼”内写了半本《中国小说史札记》，其中第十则同我今后人生走向有关
我的这项工作没有最后完成。原因之一是，清代以下的小说材料很庞杂，身在小地方的我，没法见阅全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人生走向，在70年代末，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转变的起因，说来更富戏剧性，它竟同《中国小说史札记》第十则（《世说》“韩寿”条恐为“西厢”故事所本）有关。事情发生在“实践楼”通往遥远南国广州的路途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