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评论：中美消防不好比

最近，与中国消防内部专家有过一段争议。中国人总是拿美国作为参照物，提出中国的火场损失率、火场伤亡率、火灾发生率等参数与美国比，然后得出结论是，中国消防办得很不错，消防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这一点，专家的感觉与大多数公众的印象恰好相反，在公众的感觉中，到处有火灾，时时有伤亡，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在这里，我来分析一下，专家和公众的主观认识差距在哪里？为什么中美消防不好比？

在体制内的专家看来，我国消防事业蒸蒸日上，人员素质在提高，防火制度在完善，装备投入制度化，管理制度完整化。所以，他觉得火场伤亡率不应该上升，不应该维持不变，应当逐步下降，才符合制度改进的趋势。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家庭规模发生变化，人口组成发生变化，燃料在集聚，气候在变化，风险在增加，火灾整体趋势应当上升。原始人是没有火灾问题的，因为缺乏燃料积累；社会越发达，火灾问题越多；美国最发达，所以火灾问题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严重。但是，中国的火灾问题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古代的中国是有很多火灾问题，因为中国建筑以木材位置，燃料负荷高。可是为什么不能建立稳定的消防制度呢？因为中国雨季集中，湿度是最好的阻火手段。所以，一年中只要抓住某些时段的防火问题，是可以控制火灾的，从1292年到1902年的600年间，中国没有官办的消防制度，靠的就是降雨依赖和宵禁制度。近三十年来，我国树木缺乏的严峻形势，导致普通民居的燃料负荷降低，钢筋混凝土的“鸽子笼”住房，是很少有火灾蔓延风险的，这是导致火灾的整体趋势在下降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我们的消防投入增加了，消防队伍素质提高了，消防制度完善了，消防法制发展了。

第二个问题，中美消防之比较问题。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火灾损失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有很多原因，说起来中国是没法比的。第一，美国的家庭燃料负荷很高，你到巴拿马运河去看一眼就知道，成山成海的中国产品运往美国，这些都转化成美国普通家庭的燃料负荷；第二，美国的家庭人口密度低，没有三代同堂，也就缺乏了防火的最有效火检装置，人的眼睛；没有三代同堂，也就缺乏国内最常见的“诫火”文化；第三，美国建筑占地大，隔离大，相互缺乏照应。有时候，我们报警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受到了火灾的威胁，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比较少见，方圆几百米，寥寥几户人，这种局面怎么比？没有闲人，也就缺乏火灾的早期报警。第四，美国建筑封闭，即使是家庭也是使用集中空调，而不是国内流行的单机空调。从通风的角度来认识，美国的火场损失比中国高，那是对空调质量的讲究造成的。第五，美国消防的投入极高，比中国高一个数量级都不止。投入大的回报是灭火效率高，这个灭火效率或者说火场减损率，却是很难评估的指标。美国的消防投入，大约是火场损失的一半，这是啥概念？并不是消防投入越多越好，而是让群众满意最好。问题在于，群众的态度是满足司米德定律的，所以美国的消防投入节节高。中国群众的态度是经过新闻审查的，所以你看不到有任何问题。

中国消防拿美国的消防来对比，得到的总是非常有利的比较结果。首先，我们的家庭人口多，发现事故的苗头早很多，这一点是减少火场损失的最关键因素；其次，中国的住房成本远远高过装修成本，所以家庭燃料负荷远远低于美国。很多人对此没有切身的体会，要知道美国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用木头搭起来的，成本很低，所以燃料负荷极高。第三，美国私人建筑基本有火灾保险，所以根本不怕烧，这一点是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结果。美国人自己评论美国人太散漫，缺乏那种问责的精神。问题在于，如果都问责了，还要保险公司干啥用？有了这三条，中国的火灾问题与美国的火灾问题就无法比较了，比较火场损失仅仅是心理安慰而已。火场损失低，那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燃料负荷低，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原始人没有火灾，不是因为人群素质高，消防办得好，而是因为没有燃料可以烧。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火灾损失越大，意味着社会的发达程度越高，火灾损失是经济水平的一种标杆而已。如此，我们还能比较中美之间的火灾损失吗？关公是永远不能战秦琼的，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那么，为什么中国火场的损失要低于美国内？英国运筹学专家鲁本·司米德（Ruben Smeed）是伦敦大学从事交通研究的教授。他曾经应用运筹学方法从事交通问题研究，设计了诸如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来优化交通穿城而流。在二战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做过类似的工作，他不太可能是对死亡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他可能对交通问题采取一种宿命论观点。 Smeed推测，流量在伦敦市中心的平均速度总是每小时九英里，因为这是人们会容忍的最低速度。利用智能交通灯可能会增加汽车上路的数量，但不会增加他们的速度。只要交通速度加快，更多司机会加入，让流速慢下来。他对交通导致的车辆碰撞问题也有一个类似的宿命论观点。交通死亡统计数据的利用可以追溯到汽车时代来临之初，他假定，某一国家每年的死亡数量符合一个简单的公式：死亡人数等于0.0003乘以人口总数的2/3次方，乘以车辆总数的1/3次方。这个发表于1949年的公式被称为司米德定律。到今天，由于汽车和道路工程的改进，该公式已经很难保证完全准确了，但他的预报结果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段都保持在上下一倍的范围内。死亡人数不太依赖于某个特定国家的规模、道路的质量、交通规则或车辆的安全设备。司米德教授的看法是，人的本质在发生作用，死亡人数主要依赖于心理因素，不会依赖于物质的环境。简单说来，人们没头脑的开车，是因为它们可以合理化这种作法，直到死亡的数量达到一个不能否容忍的数量级。为了避免超出心理的临界点，他们将开始采取措施，更小心驾驶。因此，司米德定律认定了任何一个领域的死亡总数是我们在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水平。

从司米德定律来看，中国当前的火场损失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心理门槛。如果火灾数量或火场损失高于我们的心理门槛，我们会自觉提高自觉的防火安全意识，严查火灾隐患，消灭事故萌芽。如果火灾数量或火场损失低于我们的心理预期，我们会放松自己的防火安全意识，疏于隐患排查，放过事故萌芽。也就是说，当前的事故水平，正是我们的社会心理上可以接受的起码水平，这是前发达国家在“大国崛起”前的认识水平。只要保持这个水平，我们就马照跑，舞照跳，一切生活照旧。如果超出心理的预期，我们就在潜意识和心理态度上弥补了消防投入的不足，克服了潜在的隐患，让安全水平恢复到常态上来。也就是说，消防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如果人对火灾的感受程度发生变化，人的态度会补偿设备和技能的不足，从潜意识里改善社会的安全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平衡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不能永远保持只积累不消费的状态，家庭燃料负荷在增加，家庭规模在缩减，家居时间在缩短，这三条趋势是导致家庭火灾问题增加的重要推手。此外，随着收入的提高，工作岗位的效率在提升，人的安全素质很难成倍增加，所以工作场所的安全事故也在直线上升，凡此种种，都仰赖消防队伍的“大消防”工作来弥补。可是，流动性的消防制度不鼓励终身积累，不鼓励专业深造，不鼓励校园科普（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临时工最讨厌的工作，中国特色的岗位评估是没有栽树乘凉权重的。），所以中国消防的隐患在增加，只不过最近风调雨顺的，火灾统计数据还没有体现出制度的缺陷而已。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的火灾问题，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大家手头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击鼓传花，等待真正消防危机的到来。

注：本文得到麻庭光博士授权并允许转载。

麻庭光博士为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消防与安全技术系助理教授。

目前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从事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