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城市演变的广角与微距|邱小石·早茶夜读675
675 | 读城记2020
观察城市演变的广角与微距
70后,(消失的)读易洞洞主
在阅读《中国都市史》的同时,我把《全球城市史》又仔细读了一遍。将两本书的写法进行对比,更容易发现其独特性。
先从问题出发,两本书都明确了写作的动机。《全球城市史》希望回答城市发展的普遍性是什么、城市的成功依赖的是什么。《中国都市史》则问到:中国的都市具有哪些世界都市的共通性?又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中国特色?我的理解是,两本书都希望从普遍性中找到特殊性,从这点来看,两本书的动机是一样的,都在竭力阐释城市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本质。
但两本书的表达方式却大相径庭。
《全球城市史》是一部关于城市历史演进的简笔画。作者科特金走笔如飞,有时候用几十字就写了几百年,抽离了细节强化了整体,呈现出框架结构的骨感,在不断比较递进中勾勒出城市兴衰几千年的轮廓。作者引用城市学家凯文·林奇的话说:“一个突出的城市景观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科特金也总结出了城市之所以成功的「轮廓性」答案——神圣、安全、繁忙之地。
在《全球城市史》,描述中国城市历史的篇幅非常短小,依然是概括性的表述,“惟王建国”,城市皆以帝国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这是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形成了中国永恒的城市秩序。而这种标签式的结论在《中国都市史》看来经不起推敲,此论断正是《中国都市史》想要颠覆的固见。
《中国都市史》认为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研究存在很大的盲区——太聚焦政治制度,忽略聚落演变;太聚焦主导政治职能的帝都,忽略了无数发挥经济职能的市镇。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导致历史记录的官方性,书写民间的资料稀缺,可供研究的材料非常薄弱单一,这也正是《中国都市史》的作者斯波义信想要发起挑战的地方。
如果说用摄影镜头来比拟城市发展的观察,《全球城市史》是一个广角,《中国都市史》则是一个微距,尤其从第三章「都市的解剖图」开始,汉口、宁波、上海、佛山、台南、台北这些传统史书中记录有限的城市,反而成了《中国都市史》的主角。斯波义信仔细描述了作为内陆大集散地的汉口的水陆交通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口城市规模、人口、商业数量上的变化,并挖掘细节以应证。其中的一个细节是,为了搞清楚原籍和暂居人口的比例,作者定义了一个人是否是暂住人口的基准——是否一直汇款给原籍?农闲期外出打工及回乡的频率?是否始终送遗体返乡?……总之,斯波义信的城市观察,不仅让我们走出了长安和北京,也从宫廷走向了民间。
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城市史》就比《中国都市史》略逊一筹,它们是表达方式的两极。《中国都市史》以挖掘详细史料见长,《全球城市史》也有其独特之处,常常引用名人语言来辅助结论,激活你的历史想象力——
历史学家沃纳·凯勒说:“夜色越浓,文明和文化的衰减的程度越深。这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同孩子般地在等待被唤醒。”
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在埃及,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找到永恒的形式,除了城市之外。”
一位罗马作家说:“希腊人所能自诩的是其’无用’的艺术,埃及所谓的遗产是躺在‘闲置的金字塔’里的,这些怎能与罗马的十四条引水渠相媲美。”
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说:“宗教包容的奇迹在贸易集中的地区总能找到。”
规划家奥姆斯特德说:“纽约中央公园是一个宏伟目标,就是为成千上万的退休工人提供一个上帝的杰作,以供效仿。”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在建造莫斯科的过程中,我们不在意搬走一棵树,一个小教堂或是某种教堂,诸如此类。”
这些让人产生丰富联想的点睛之语,扩展了观察城市的多元角度,帮助理解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书中还引用了新加坡一位部长的话:“我们给了市民一个环境整洁的城市、现代的生活福利设施和强大的经济。现在,我们所想的是给予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新加坡这种管理体系,连文化都是由政府供给,这个国家也的确产生了儒家思想集体主义的道德秩序和集体意志。邓小平曾经公开表示羡慕新加坡的这种社会秩序,以及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认为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最佳蓝图。人类总是很贪婪,一方面想从普遍性中获得确定性与安全感;另一方面又总想从特殊性中彰显个体主张,获得自信、自尊意识。
我同意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所说的:“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但不完全认同这句话的后一句:“城市是一个独特的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城市的理想。城市确实是各种心灵状态的映射,但未必都会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自由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从城市兴衰的演变过程中,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也要接受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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