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跟自己的缺点、我的温情作斗争

文/ 江河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彭江河。

这周我们共读的书目是巴金的小说《憩园》。

小说描述了一个作家离乡多年后又返乡，重新和故乡建立起精神联系的历程。如果从这个角度进入，它的开头就尤为重要：

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们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

就是眼前这一切人世皆非的陌生感，让主人公感到“我好像是一个异乡人”，这种归乡的落寞情绪不仅起于40年代的《憩园》，早在鲁迅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就得到了集中的书写，比如有我们熟悉的《故乡》，还有《在酒楼上》，里面的主人公刚刚从北方回到南方的家乡，文字中扑面而来的凛冽与隔阂令人难忘：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鲁迅直接点出了万千归乡人的心声——“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没有关系”是一切陌生感的实质，游子好似过客，又没有过客那份淡定和轻松。归乡主题成为现代文学中的大宗和新旧转型之际的中国社会状况不无关系，那个让我们感到“在而不属”，无法落地，回也回不去的家乡一直延续至今，春节返乡记热度不减，不能不说是民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种接续。

而之所以一直有热度有痛点，就在于我们不能完全把这种母体关系切割干净，观念上也许可以义正言辞畅快淋漓，但真正地落实到具体的人，尤其是和自己有关的亲友上，就绝做不到那么决绝，即使我们逃离了家乡，家乡依然可以成为我们可资利用的思考原点。鲁迅虽没有再回过绍兴，但他的创作里有绍兴，汪曾祺就更不用说了，高邮素材就是他的创作大本营，有多少提多少，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在地的参与。《憩园》的主人公也一样，虽然刚到地感到十分隔膜，可因为意外参与到了当地的事情，“没有关系”变成了“与我有关”，他和故乡的精神联系便重新建立了起来。所以认知上说“没有关系”，事实上内在的情感却第一个不同意。

这也是《憩园》成熟于《家》的地方，同样是批评旧家族制度，《家》的处理更加果决，更加政治正确，青年一走了之，与黑暗专制的旧家庭再无瓜葛；而《憩园》所想批判的是旧家族“留财不留德”的败家制度，但在创作过程中，中年的巴金更尊重人物自然的情感逻辑，感性让位于理性，真诚让位于概念，即使败家的杨老三作为旧家族制度的头号批判对象，巴金在观念上能够认识，情感上却下不去手，他在《谈<憩园>》（1961年11月12日）中表示：

（观念上：）

况且我又是地主家庭的‘少爷’，所以我只有这样一个看法：人应当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把金钱留给了子孙让他们过寄生生活，这是最愚蠢的事情，因此封建家庭里培养不出有用的好人来。我自己很幼稚，我懂得的事情极少，但是我蔑视那些靠遗产生活的人，我蔑视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情感上：）

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笔带着我在走路，人物自己在生活，在成长，他们常常要推翻我的计划。我也有斗争的时候，我跟自己的缺点、我的温情作斗争，因为我动了感情，我爱上了小说中的人物，我替姚太太和杨家小孩（注：杨老三孩子）想得太多。我更偏袒杨家小孩，由于他，我对他父亲也很宽大了。最初的杨老三故事并不是这样，可是我写出来的却不同了。我本来应当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沉重的鞭笞的。可见我在这场斗争中并未得到胜利，会有人认为这是立场问题。”……

确实，作者情感和观念上的矛盾已经被编织进了文本里，以至于我们阅读时好像也能感受到这两方的拉扯，感受到作者的犹疑，一会儿觉得寄生虫杨老三实在令人怒其不争，没什么可同情，一会儿又觉得他也蛮好笑蛮多情，后者更多的来源于杨家小孩对父亲付出的爱与包容，因为有了杨家小孩的情感贡献，为批判杨老三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即使巴金一再不满杨家小孩的宽容，我依然认为这是巴金有意为文本设置的弹性张力。为了预防理念框架的陷阱，作家的直觉需要走在观念的前面。此外，这篇创作谈发表于1961年11月12日，也是一个需要“观念正确”的时间，当生活被“正确”和“立场”填满，直觉和情感便显得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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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6~20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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