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拜访柏格森
柏格森与梁启超
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出访欧洲。游欧期间，他遍访欧洲文化名人，直接了解到西方学术发展状况，接触到了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文学观点。梁启超“所见人最得意者”是“新派哲学巨子” 柏格森。拜访柏格森之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于“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 。归国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文学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柏格森生命美学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转变
柏格森： 20世纪法国哲学的奠基人，开创整个欧洲哲学现代阶段的先行者之一。
梁启超：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相当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梁氏素以“善变”著称，其文学思想大体可以192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作为社会改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宣传家，梁启超前期的文学思想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文为代表，主张文学为“群治”、“新民”，即为政治服务、为思想启蒙服务。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以文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的文学主张，使梁氏早期的文学观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梁启超早期的文学观是中国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观念的流绪。1920年梁启超旅欧归来并退出政坛，其后两三年内，他接连撰写了《〈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1920年）、《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情圣杜甫》（1922年）、《屈原研究》（1923年）等论著，对探究文学家的情感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确定了他后期文学审美观注重情感研究，在更深层次上以人为本、探究人生问题的思想走向，并逐步建立了以“情感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框架，从而由一个外在的功能论者一变而为一个内在的审美情感论者。梁启超前后文学思想从“致用”到“审美”的转变具体地显示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从传统的“经学”附庸到独立的“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
梁启超后期文学思想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1920年后因政坛失意而转向学术，因而可以潜心于学问并注意到文学本身审美价值。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乃是柏格森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各国的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直觉主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对理性的极度高扬，一方面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孕育了科学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柏格森生命哲学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科技文明之流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否定只有人类理性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将世界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一方面是物质。柏格森认为，世界的真正基础和唯一实在是生命而不是物质。生命持续不断地生成运动，是一种永不停止的转化，即所谓“生命冲动(Vital impetus)”，这种生命冲动是推动世界的根本力量。他强调生命冲动的创造进化和生命意志的绝对自由，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的哲学体系中具有本体意义。与其二分的世界模式相对应，柏格森哲学将人们的认识区分为理智和直觉两种类型。科学的理智的认识不能施于生命之上，它只能获得作为假象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对生命的认识和把握，只能依靠本质上与生命同一的非理性的直觉(intuition)。柏格森放弃以科学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所有旧哲学，建立一种直觉的哲学，以纠正以往理性对生命的偏离和对自由的误解。
柏格森不时涉及文学、艺术、美学等，借以解释他的生命哲学，他对文艺的看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并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柏格森美学把审美感知看成是生命冲动，认为美是通过感性的形象显现出内在的生命本体。然而，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尤其是人与自身的生命绵延之间隔着一层厚重的外壳，使观照主体不能深入到生命之流中去，观照到客体对象的生命本体之美。如何才能打破这层厚重的外壳，直接认识和把握到内在生命本体之美呢？柏格森认为唯有直觉，而不是分析的、机械的理性活动。他认为理性只适用于把握无生命的、机械的东西，在理性和科学的作用下，活生生的世界变成了机械的、抽象的、无生气的杂物堆积，生活的意义也付诸阙如。
柏格森认为艺术是一种直觉，它穿透覆盖在生命本体表层的厚重的物质外壳，直接与生命本体合而为一。他把艺术活动与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艺术家对客体对象内在本质的直觉体验，突出艺术创造的主体性特征。他认为艺术家只描绘自己的内心世界，只表现自我。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是以情感人的，或者“与其说是为了表现情感，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接受情感、产生印象；艺术将感情暗示给我们” 。
柏格森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得到共鸣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梁启超最早接触和介绍了柏格森哲学，其友张东荪译介了柏氏的《创化论》（1919年出版）、《物质与记忆》（1922年出版）等重要著作；1923年张君劢、丁文江之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张君劢一方所持的就是柏格森哲学；其后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更是吸收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精神营养。柏格森哲学与美学在总体上表现出限制科学理性、裁抑物质生活、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的人本主义倾向。而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清理、改造、整合、创新，使中国社会迈出旧文化的束缚，走向现代化。正是通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梁启超等学者重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对于梁启超思想中的西方影响这个论题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阿'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此书中所持的是当时在西方汉学界中占主流地位的“冲击——回应”模式，将梁启超视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冲击而转向现代化的代表人物。然而其后美籍学者张灏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则对此种范式提出质疑。张灏指出：“'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诚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的历史境遇中启动和展开的。然而，作为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与挑战自然不会是简单的回应。事实上，20世纪之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所面临的是一种“双重的紧张”：一方面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如何在这种双重的紧张之中找到中国现代化的自己的新的生长点？这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梁启超在其中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试图通过对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会通与调和，从而将中国引向一条新生之路。因而，对于梁启超后期思想，特别是文学思想的转变，一方面需要我们注意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引进，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借助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做的调适。诚如张灏所说：“为了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必须对传统固有的多样化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除非我们从儒家的内涵开始，否则便不能理解这些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
基于以上认识，在考察梁启超文学思想转变的轨迹时，我们会发现，从柏格森的“直觉”、“生命”到梁氏的“情感”论，其内在通道依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梁启超学涉中西，对中西文化采取的是双重的认同态度，但在中西文化精神的对话中，他仍然借用的是传统文化的平台，用“六经注我”的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合理调适，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观念。
1920年旅欧归来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与他1898年赴日本、1903年访问美洲不同。前两次，他大力推崇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1918年－1920年旅欧期间，梁启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惨况，因而对他过去曾经推崇并热情鼓吹过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于是转而倡言以东方文明拯救濒临破产的西方文明。他在《旅欧心影录》中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分析其原因，他认为是“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他更进一步从哲学史的角度对中西方哲学做比较：“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他认为欧洲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达尔文，均持“纯客观”的、机械的主智学说，“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而“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中国哲学的特点，即是“人生哲学”，而西方直到柏格森等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梁启超正是基于中西文化的对比，发现和接受了柏格森哲学。他认为柏格森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对于人格及自由意志的推崇重新肯定了精神生活的意义，其学说是解决西方唯理性的科学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困境的“一服丈夫再造丸”，让人看到了“新文明再造”的曙光。不过，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理性主义思想的批判并没有极端化，他提倡中西文明互补共适，“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梁启超对柏格森美学思想的投契和接受，还源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渊源和“阳明心学”。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的是，它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以“主情反理”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1923年梁启超在对明末以降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嬗变的细致考察后写道：“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哲学渊源上说，在传统思想中，程朱学派将“天理”视为永恒的真理，将纲常伦纪当作人们永远信奉的道德规范，而晚明陆九渊、王阳明学派一反以“性即是理”的道德原则，代之以“心即是理”的主体性张扬，倡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心是宇宙的本原，是“天下之大本”。王阳明通过“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反理性推导，把“心为天地万物之主”的唯心观贯彻得更彻底。阳明心学与柏格森美学一样，注意存在的感性之维及多重样式，视人的感性生命和情志为主体应有的规定。但与柏格森强调“直觉”作用不同的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在于“诚意”，诚意是体现良知之心的境界。王阳明的“诚意”论追求的是在生命的整体性原则下，普遍和特殊、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正是通过“诚意”的要求，王阳明把儒家的理性观念转化为感性体认，同时又通过感性体认把日常的感性经验转向理性超越。感性体认的中心地位和中介作用，使阳明心学具有一种美学精神，而诚意成为一种人生审美化的理想追求。梁启超、康有为即是陆王学说的信徒。梁启超青年时代师从康有为，康“乃教以陆王心学”，梁启超服膺于王阳明的学说，称他为“千古大师”，阳明心学成为他强大的心力资源。
梁启超后期文学思想中“情感”论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形成的。梁启超对文学情感的认识，追溯其渊源，当然可以从中国诗学“言志说”、明清小说戏剧言情理论中找到源头，而直接的刺激和感悟是来自于柏格森美学。但他的儒家人生观及其操守和强烈要求改良社会人生的现实责任感又使他在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情感属性时未能像王国维那样完全抛弃“经世致用”的观念，这样，如何既保持文学的自身特性，又能起到改良现实人生的作用，就是其文学观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就需要运用到阳明心学这个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资源和理论工具对柏格森美学进行“误读”式的吸收与改造。
这里所说的“误读”，是说梁启超以“情感”取代了柏格森的“直觉”，再借用融合了“心性”理念的“生命”概念阐明情感的性质和功用。从梁启超对文学中情感因素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柏格森生命美学和阳明心学提供了他可以凭借的思想资源。
在他看来，情感是属于“生命之奥”的东西，是一种人的本能、实际存在、又能超越实际存在的东西。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说：“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口，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握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他强调，艺术家“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情感”论文学思想包括本体论和审美功能论两方面。首先，他将“情感”看作文学的本体，其文学情感本体论包括三个方面：一、他将情感与生命看作一体，认为美和艺术是生命冲动的产物，其最关键重要的中介，就是情感。“生命之奥”必得有情感这个“关门”，“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艺术和美是情感之自由创造和生命意志的载体。这虽然来源于柏格森的生命美学，却也包含他对文学和美的理解。二、情感因其客观化而可以成为创作对象。文学艺术的本质就在于能够掌握“情感的秘密”，即个性化的真情实感，完成一已之情的客观化、对象化。三、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善美的情感修养。这里所谓的“修养自己的情感”，其实是说要通过自我生命的内省直觉的感性体认，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他是扣紧生命、情感的创造欲，来思考“审美”的，确乎能让人感觉他美学意识中那躁动不居的活力。其次，对于文学情感的审美功能的认识，在梁启超看来，以情感为核心的文学审美效应，最直接、最突出的价值功能，就在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即强调艺术是高扬生命力搏动的旗帜，将艺术家自己浓烈的情感“打进别人情阈里头”，“占领了'他心’的位置”，由“移情”而“移人”，使鉴赏者通过审美，通过艺术，把握人生，热爱生命，肩起责任。梁启超始终重视文学对人类精神的作用，他从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把审美情感的陶养和表现与个人心性品质的提高和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准联系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突出了文学艺术的价值。他对杜甫、屈原艺术美价值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情圣杜甫》一文中，认为杜甫“可以当得起情圣的称号”，原因在于其歌哭的“真性情”；《屈原研究》中盛赞屈原有“社会的同情心”，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情感的化身”。这种有着博大情怀的“真情性”、“同情心”是一种“善”的力量。梁启超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感修养，是在强调真善美的统一，真与美均以“人生目的”的善为宗旨。究其实质，梁启超通过“情感”这个中介，着力实现的是两个转化：一是把道德人格理念转化为自我直接体认的生命境界；二是把自我个体生命活动的情感提升为宇宙生命本体化和整体世界的具体化表现，使情感化为普遍的理念，并且可以外化为物质力量改造社会。这里，梁启超对文学情感的审美特性和价值的阐释，虽然来自柏格森生命美学的启发，但很显然，却已经不止于柏格森所说的仅靠直觉显现的原始的“生命冲动”，而是上升到了阳明心学提倡的“诚意”和“致良知”的境界，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积极用世的精神内涵。
在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前后转变过程中，柏格森生命美学的刺激和启发只是一个契机，它促使梁启超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整合和调适，以具有感性生命内涵的“情感”作为文学的核心因素，从而激活了传统文论中的“抒情言志”的审美主义倾向的文论资源，关注文学的“主观性”、“内向性”，推动文学审美观念从社会走向了“人”，走向了文学的主体，并借以使中国文学传统得以延伸和转化，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美新观念。
草地、狗、向日葵，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