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化门东醉别时，主人折赠最高枝。船开酒醒潞河远，回头烟树漫参差。”这首元代杨柳词，生动描绘了文人南下、亲友于大都齐化门外置酒饯别的场景。
齐化门即现在的朝阳门，始建于元初，本是元大都的东南门。明初北京城门有重大变动，而齐化门则继续沿用，成为北京东部两门中最重要的城门。正统年间增建箭楼、瓮城、闸楼，更加壮丽巍峨，又易名为朝阳门，但民间仍多俗称为齐化门。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每年需要的大量粮食物资，主要仰仗沿运河北上的江南漕运。朝阳门直抵京东水陆交汇的通州，成为漕粮入京最为便捷的通道，并因此发展成为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民俗信仰的胜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上的朝阳门图（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朝阳门是漕粮进入京城的必经之地，在元、明、清三代均占有重要地位。江南漕粮由水路汇运至通州以后，大部分从朝阳门进城，再转运至城内各仓储存、发放，朝阳门遂有京城“粮门”的美誉。老北京更口耳相传，朝阳门券洞内的石刻谷穗，就是该门历代相传的镇门之宝。以此之故，元、明、清维系京师安危的粮仓，也以朝阳门附近为多。沿至清代，朝阳门以北建有北新仓、海运仓、富新仓、南新仓等大型粮仓，用于储存军民用粮。朝阳门以南则在元代太仓的基础上建造了禄米仓，专门储存京城百官的俸米。据清末《天咫偶闻》记载，京仓发放的禄米多红朽变色，俗称“老米”“紫米”，但显贵人家却“以紫色米为尚”。可见漕粮对民众生活的重要影响。至今沿用的海运仓胡同、仓南胡同、禄米仓胡同等地名，也充分反映了漕粮济京的悠久历史。以海运仓、禄米仓为代表的京仓遗迹，更汇融漕运史、仓储史、城市史于一体，成为古都北京具有代表意义的文物建筑。朝阳门内外的商业贸易，亦伴随漕运的兴盛而繁荣。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明、清两代，更是如此。元、明、清三代北京商业中心由城北向城东南、再向南城转移的历史过程，就与漕船停泊地点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而作为水陆交冲的朝阳门，则始终位于漕船往来的关键地段，其商业氛围亦长盛不衰。早在元代，多数民用物资与商人来到大都城下后，只能在近城的东门外卸船、登岸。齐化门关厢很快发展为“南货”的集散与交易地。《析津志》有载，元人沿海道北抵通州，一般在齐化门外居止,“趋之者如归”，漕运岁储也多在此交易。因而齐化门附近商贸繁荣，“居民殷实”，成为大都最重要的商贸区之一。门内十字街以东的车市、门外东岳行宫附近的香烛酒纸市，尤为著名。时人在《日出齐化门》诗中说道：“都城万井烟，沃盥整衣裳。纳履戒车马，出入纷仓皇。”可以想见齐化门内外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历明至清，朝阳门内外的商业持续相沿。明代《二刻拍案惊奇》一书中描述有人于朝阳门外“闹热胡同，只拣可口的鱼肉荦肴、榛松细果，买了偌多，撮弄得齐齐整整”，就是商业繁华的写照。清人借漕粮入城之便，又在朝阳门内大街开设大量售卖米面的店铺，著名的店铺就有义和店、义盛隆、永昌店、晋源店等十多家，吸引了全市居民的目光。往西靠近东四牌楼即元代十字街附近，又有著名的京城“四大恒”，即控制北京金融市场的恒兴号、恒利号、恒和号、恒源号四大钱庄。再往西为猪市大街，分布有猪店、猪肉铺数十家，整日买卖兴隆。猪市大街以北的隆福寺，更自明代中期以来，就已成为北京重要的商业中心。朝阳门熙熙攘攘的人流、络绎不绝的货运，亦使其往东的大道，成为攸关京师生计的“国东门孔道”。自元代以来，不断整建扩建。清代雍正年间，又花费白银三十多万两，改建为宽敞平坦的石道。其后继续修葺的乾隆帝，也强调江南漕粮、百货抵达通州，多“舍舟遵陆，径趋朝阳门”，以尽快入城。朝阳门作为“国东门，既食货交会”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凸显。
1902年，朝阳门城楼西面（城里），庚子之变后城楼已显破败，脊吻、小跑和木围栏等构件已掉光，不久将获得彻底修缮（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元代大运河开凿后，从朝阳门出城东赴通州、天津，再乘船南下，成为官绅士民前往江南最便捷的选择。江南人北赴京师，也以此路线最为方便。朝阳门遂成都城民众迎来送往的必经之地。前引元人在齐化门外聚会饯别的竹枝词，即是一例。据《元史》记载，皇庆三年（公元1314 年），年过六十的文学家程钜夫辞归，元仁宗特地“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饮饯于齐化门外，给驿南还”。这既是大都民风民俗的具体反映，也成为元廷给予年迈老臣的特殊礼遇。这一文化传统，在明清两代数百年间经久未衰。清初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就以好友赴杭州任职，招集京城文友，“饯之朝阳门外”。从明代杨士奇《南归纪行录》记录的细节，更可感受朝阳门对于都城民众特殊的文化意义。杨士奇（公元1366－1444年），江西泰和县人，明代前期著名辅佐大臣，与杨荣、杨溥并称“三杨”。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年过七十的杨士奇获准回乡扫墓，次年返京，来往均由朝阳门。杨士奇上朝告辞时，公侯、大臣知其即将离京，当即邀约在朝阳门外行祖饯礼。祖饯为古代隆重的饯行仪式，即在祭祀路神后设宴送行。杨士奇再三恳辞，众人答应不再举行祖饯礼。但次日离京之际，虽然寒风冷冽，众同官仍与姻戚乡亲一道，将杨士奇“送出朝阳门”。少数挚友则与其子侄等人，一直送到通州船上。次年杨士奇返京，在通州登岸陆行。内阁学士闻讯，先集于朝阳门外东岳庙迎接，其老亲邻居亦聚此相见。由此可见，当时京城迎送，一般以朝阳门为标志。少数至亲密友，再远至通州的运河码头。数百年间，难以计数的亲友通过朝阳门迎来送往，盘桓流连。由此留下的人文佳话，也成为朝阳门独特的人文风景。明人吴俨在送友诗中，专门提到“朝阳门不比春明，别远无过是两京”，又称“冠盖几人来送别，独予南望不胜情”。春明门为长安外城的东门，两京即唐代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吴俨借用诗人刘禹锡送行的名句“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渲染自己对友人南下的依依不舍。杨士奇返京时遥望城门，也即兴作《早发通州望朝阳门》一诗，内称“沧海熹微曙色红，露华清溢万年松。君王正御蓬莱殿，钟鼓声高出九重”，表达其抵达京外、行将面君的兴奋心情。清代毛奇龄则在诗中高歌：“幽兰在谷芝在田，谢家子弟多名贤。朝阳门外骑马去，为汝一停猪市间。”诗人呼朋唤友、亟待出城驰骋放飞的迫切心情，亦跃然纸上。朝阳门外亮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为京城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内涵。元代齐化门外杏花称于一时，时称“群公赋诗张燕，极为盛事”，有诗为记：“上东门外杏花开，千树红云绕石台。最忆奎章虞阁老，白头骑马看花来。”诗中所说的上东门即齐化门，奎章虞阁老指的是“元儒四大家”之一、也是元代中期的文坛盟主虞集。虞集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返乡后成为文人赋闲的典范。明清时势转移，朝阳门外杏花盛景不再，但清代赵执信东出朝阳门，一方面庆幸“不因出郭了公事，当与野色终相违”，同时也感叹“人情厌常每易动，微官窃禄难肯归？”学术大家钱大昕返乡，亦作诗称“窃比奎章虞阁老，在朝应制又归田”。两人均在诗中提及元代大儒虞集，可见其文化影响之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