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打箭炉的锅庄（四十三）

清朝中叶，也就是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是打箭炉锅庄的鼎盛时期。此时，打箭炉已是四川南路边茶贸易的最大市埸，一家家锅庄自然成了边茶交易的埸所和中介机构。

边茶贸易给炉城带来繁荣，其间“锅庄”又功不可没。

我们先来看前人笔下当年打箭炉的繁荣景象。康熙年间，那位自称“泾阳知事”的焦应旗，在他的《藏程纪略》中就说：辛丑（康熙六十年，即公元１７２１年）三月初四，到打箭炉后，看到的景象已是“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

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奉檄入藏的王世睿，在《进藏纪程》中也讲，他见到的西炉是“四方商贾辐辏，为川茶夷货交易之所，设有钦差监督税务”。

那位著名的风雅王爷（果亲王允礼），在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十二月十九，路过打箭炉时，更为那“茶货所聚，市肆稠密，烟火万家”的景象而惊叹，称它是“通西藏、西海（清海）之要区”。

在乾隆年间（十八世纪中后期），打箭炉茶市，已年销边茶十万零三百多引，达一千万斤以上，为明嘉庆年间（十六世纪中叶）年销两万引（长引一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姑且按每引百计算）近两百万斤的五倍。

此时的打箭炉，已远非一般边城可比。在征讨拢藏之廓尔喀的战争中，以臬司官职督办粮饷的林俊，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从西藏回来， 一住进打箭炉行馆（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招待所”），即为它的“华美”“鲜明”所倾倒，惊叹“即锦官城（成都）之官署人家，亦不能有此丰盛也”！就是到了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打箭炉仍是一派繁华景象。

随驻藏大臣有泰进藏帮办文案、兼洋务局及巴塘防堵等差的吴崇光，在《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中就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炉城为“口外各种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市井繁华，凡珠宝等物”，内陆“无所者，每于此地见之”。

难怪，贺先生在“本事注”中，有“过去盛传四十八家锅庄，执康定财经牛耳”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