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论著】王冠中|《新中国重大疫病防控中的政府协同及实现机制研究》自序及后记

自序

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我学的专业是中共党史，记得当时中共党史专业下面有个研究方向叫“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对策研究”，虽然我至今仍没搞清楚为什么会在党史专业下开出这么个研究方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后来何时又撤销了，但当时我一看是研究社会问题，感觉很“实用”，对口味，就毫不犹豫选择填报了这个方向，但当时做的主要是“三农”问题中的村民自治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困境与出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综合效应的发挥》这么个题目，找材料时偶尔涉及到一些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硕士阶段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就是2003年非典爆发后，因隔离政策实施，同学们被学工部门组织起来“圈禁”在学校露天操场聊天的经历。博士阶段跟张静如先生学习中共党史，对先生在党史时限内的社会史和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算是正式读过几本医疗社会史方面的专著。

博士毕业后来到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系工作，承担了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的《政治学原理》、《比较政党制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正式成为了高校中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一员。当时考虑，做科研工作，一定得对老百姓有用，且得有相关的知识积累。左思右想，决定在政治学与卫生、健康问题之间建立某种理论上的关联，也即是想在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中拓展出疫病政治学、健康政治学这样的话题来，所以在2009年申报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时，以《新中国疫病防控中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资源整合研究》为题，一举拿下了当年的青年项目，很是顺利，这也反映了我“对老百姓有用”的思维与国家各类基金项目主旨的某种契合。但随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却不怎么顺利，报了好几次，也换了好几个题目，最终都如石沉大海。2013年从美国访学回来后，反复琢磨，认识到前几次失败的原因，还是“对老百姓有用”的主旨贯彻不到位，所以最终在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时，改到疫病防控研究上，以《新中国重大疫病防控中的政治协同及实现机制研究》为题目进行申报，最终项目批下来了，但把“政治协同”改为了“政府协同”。这就是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本书书名的由来。

关于这一书名，还有一些需要向读者朋友交待的细节。当时政治学界都提的是“政府协同”，我为什么申报时自创了一个“政治协同”的概念呢？当时我的考虑主要是基于中国政治运作的现实，执政党领导、党政协同只能用“政治协同”这样的概念来囊括，仅在政府体系内，难以涵盖疫病防控中党政之间的协调配合，当时的申请书中还将此作为一个创新点予以叙述。项目批复后，为了这一字之差，我还通过学校社科处打电话问全国社科规划办，是否是项目录入时搞错了，回复说批的就是“政府协同”而非“政治协同”。开题后跟同行专家聊天，专家说社科规划办之所以批“政府协同”，一是主体清晰，课题研究时操作性强，二是执政党与政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用协同概念来表述不准确，也即领导关系不能等同于协同关系。这一解说我在当时认为很有道理，所以随后的课题研究，我就严格区分了领导与协同这两个概念，对国史上执政党领导政府疫病防控的行为叙述大幅减少。但谁知在结项时，问题又反转了。五位匿名评审专家中有两位，在提出本项目研究的改进意见时，都指出要加强“党和政府在协同防控中的作用”问题，这就让我感觉有点哭笑不得了。看样子，专家在同一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还很普遍，有时候过与不过，就是点运气。当然，不能忘了感谢各位匿名评审专家，项目结项成果鉴定最后还得了个良好。我深知本项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不足，欢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有关拙著的思维印记，谨记于此，是为序。

后记

本书出版之际，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感谢70年来共和国史上为百姓健康和疫病防控付出辛劳的一线卫生工作人员。他们用辛劳和汗水，铸就了共和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辉煌。

感谢我的母校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我相关知识积累创造的良好学术氛围；感谢我的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给我开展研究提供的良好环境；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给予本书出版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在学术道路上得以成长；感谢人民出版社编辑马长虹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劳。

最后，还得特别感谢我家人给予的关爱和支持。夫人吉光女士酷爱文学，时常给我一些文字、语法和修辞上的指导；儿子家欢和女儿家笑两位小朋友，给我枯燥的研究工作增添了许多乐趣；母亲吴美荣、岳母孙喜明、父亲余建安、岳父李振国四位老人在花甲、古稀之年，还像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任劳任怨地为儿女们无私奉献。家人的关爱和支持，是我在科研工作中能够取得点滴成就的坚实基础。

王冠中

2018年10月于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