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琐忆：拾麦的回忆

 拾麦的回忆   （十四）

新疆北部的8月，正是夏收大忙。“文革”期间，兵团农场虽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但管理不善，广种薄收。收割时浪费也很大，掉地上的麦穗俯拾即是，倒伏的、杂草太多的、过于稀疏矮小的麦子，康拜因割不起来，公家也没有人力“净地”。当时，农场职工工资很低，口粮标准也不高，领导就默许职工家属拾麦子，归己。我自然也参加拾麦，一个多月坚持下来，有数百公斤的收获。用牛车拉到河坝地方公社加工成面粉（农场不准自己的面粉厂为私人加工），可补充口粮之不足，麦麸还可喂猪，鸡也喂到十余只，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

但拾麦很辛苦。每天一大早带着干粮和水下地，傍黑才背着结结实实一大麻袋麦穗回家，风吹日晒、饥渴冷热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开始，图快，弯着腰拾；腰痛得不能坚持了，就蹲下拾；再后，就跪在地上、坐在地上拾。麦芒扎、霜风吹，手上全是口子，缠满了胶布......

拾麦也很紧张。收割机刚开过去，秋耕的拖拉机就拉着五铧犁突突突来了，抓膘过冬的羊群也咩咩叫着下地了。还有“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恶劣气候，不定什么时候，第一场雪提前来到，就全埋了。机器、畜群、拾麦的妇女老人儿童......夏收后的田野，忙乱中被渲染出一抹热闹的亮色。

有关拾麦的记忆，最清晰的一页，是1976年9月的一天。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很早就下地，只动手不动脑地拾我的麦。下午，一位刚从连队出来的苏北大嫂走到了我一起，小声对我说：“毛主席去世了。”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看看四周，反问她：“谁说的？”她说：“都广播了，连里正布置灵堂呢。”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懵了，许许多多的疑问、想法，蒙太奇似地在脑子里乱哄哄地切换来切换去：不能把，不是有传单说他会活140岁吗？那么强大的人也会死吗？他会把中国交代给谁呢，是那位旗手吗？......那个下午，我没能再拾麦，只是发愣。茫然中放眼四望，才发现，收割后的麦茬地，其实很荒凉。坐在荒凉的麦茬地里，手里握着一把参差不齐的麦穗，大漠的风吹着我的乱发......良久，似乎听到有古代先哲的吟哦，在广袤的戈壁上，在无垠的蓝天下，在这高天厚土之间，苍凉而悠远地回响：念天地之悠悠，念天地之悠悠......天地，永恒的天地，唯你永恒的天地......我流泪了，默默地。我无法克制突然涌上心头的一种深深的悲哀，为逝去的岁月，为苟活的自己，为不可知的明天.....

回想起来，即使是刚听见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也没有这样复杂的情绪，因为事实上，当时他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十来年了，他扔下的这个坍塌的破碎的家，又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艰难地立起来了。而远在北京中南海的，那个掌握着自然包括我们在内的，数以亿计的家庭的命运的人，现在去世了，将会有怎样一种前途在等待着我及我的家人呢？在这样的惶恐中，日子慢慢地流逝，谁能想到，不到两年，我居然迎来了自己生命的转折点呢。

高考报名记 （十五）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真是大悲大喜的一年。最悲者，唐山大地震也；最喜者，粉碎四人帮也。那个时候，对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不像后来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那么详尽，加之远在边陲，没有收音机，更无电视机，连报纸也没有，一切的消息来源只有连队挂在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还有就是连里开大会传达。所以当时我对大地震所知甚少，说“最悲者”，是现在的感受；但四人帮的覆灭，新疆边陲也是传达到人人皆知的，说“最喜者”，是当时就有的感受。

粉碎四人帮，传达给全国人民一个信息，国家会有一个改弦更张的变化，我当然也这样期盼。盼到1977年春天吧，果然有好消息传来，要恢复高考了，而且听说年龄放宽、政审放宽，虽然到底会放宽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但这总是给人希望的。那时候，兵团的家属中，不乏内陆来的下乡、回乡女知青，也有部分具备高中学历。她们为找工作、改变生活困境，不远万里西出阳关远嫁兵团，结果梦想破灭，做了没有工作的二等公民“家属”。现在，要恢复高考了，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升学最终解决工作问题——显然不容错过。同一个团、甚至同一个师的，都在互相打听，互通信息，决心一搏。我也请重庆的同学寄来了教科书、复习资料，捧着丢弃了整整13年的书本，夜以继日地复习，大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悲壮气概。这样突击了两个月，我自认为，完全有实力和边远地区文革中毕业的年轻人竞争一下了，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与我联系较为密切的有浙江的周、湖南的熊，她们也怀有一样的慷慨赴征的“壮士情怀。”

终于盼到报名那一天。我们蹬了几十公里自行车赶到团部教育科，一看通知，傻了，年龄限制到30岁，而我刚好31岁！我一下呆若木鸡。周和熊年龄都在线内，她们悄悄鼓励我说，年龄又不是政审，就报30岁。我心慌意乱，强忍着随时都会夺眶而出的泪水，机械地和她们一起填了报名表，年龄一栏，报了30岁。那天晚上，住在一位老乡家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不是欺骗吗？将来查出来怎么办？向老乡说起，老乡也没有主意——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欺骗组织，相当于旧戏文中的“欺君之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天一早，我跑到教育科负责报名工作的刘干事家，向他说明情况，请求他不要取消我的报名资格。他慢慢地刷牙、洗脸，最后说：“你既然已经超龄了，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想来，我有多么的不明事理，我自己都怕欺骗组织，他难道就不怕吗？如果我不说，他或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我说了，就等于将责任全交给他了，除了“我有什么办法？”之外，他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以回答我。

我只有认命，苦笑着对周与熊说，祝你们成功吧。在独自回家的路上，连自行车都蹬不动，哪里还有去时的劲头。那一种无奈和失望，至今记忆犹新。

在周与熊们更刻苦地复习和更焦灼地盼望中，领取准考证的时间到了。谁也不曾料到，兵团又来了文件，规定正式职工才能报名参加高考，家属一律不准报名。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赶到周家，她两只眼睛肿的像桃子一样，见了我，一句话未说就泪如雨下，我握着她的手，也哽咽难言。转天，我正准备去看望熊，却听人说，她已动身回湖南老家去了。

到1978年，兵团准许家属报名参加高考了，我当然年龄更不合适了，而且，至少在我们团，也没有听说有别的家属报名，大概在一次次打击下，能坚持到底的人，终归是少数。不过，周与熊结局不错，周的丈夫是浙大毕业的，在兵团给大学生家属批工作的时候，周得到工作机会，到连队中学任教，后来她夫妻一起调回浙江了。熊回湖南后，次年终于考上了大学，开始了她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