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支遁之二：体现时代特色的佛教理论创新
二，体现时代特色的佛教理论创新
与汉代相比，魏晋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变化就是从宫廷走向社会。但此时佛教的传播主要是在门阀士族阶层。士族阶层援佛入玄，为士人文化的精神信仰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基础，使得佛教在这个时期显示出非常强的生命活力。作为东晋名僧，支遁对佛教理论有过精深研究，在佛教理论探索和传播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是东晋佛教传播的重要人物。比如：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世说新语·文学》）
“三乘”为佛教以车轮形象形容学佛者三种不同境界的概念，分别指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这三乘被认为是学习佛教的难点所在。支遁能够把这三者讲得清晰畅然，大家当时也都听得明白。可是大家下来自己来讲述的时候，顶多也就能讲到两乘，到第三乘就乱了。可见支遁佛教理论造诣的深湛。其佛教方面涉猎也更加广泛和深入：
其一是关于“即色宗”理论的创立。魏晋时期佛教传播的重要工作是译经和解经工作。这二者相互有关联，但背后核心都是如何将梵文佛经变为中国人能够读懂接受的汉语佛经和佛教教义问题。从译经的角度看，因为当时懂梵文的人有限，而且他们的中国文化修养和汉语表达能力往往有限。所以当时比较常见的译经方式为由懂梵文的人向中国文化修养和汉语水平好的人大致说出佛教的大致意思，由后者将其译为符合佛经原意，而且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汉语佛教。这种方法被称为“格义”之法。“格义”之法的负面效应是辗转传达佛经意思容易产生歧义，使人们难以断定什么是佛经最原本的意思。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译经方面往往对一部佛经进行多次翻译。如至东晋末，光《维摩诘经》就有过七种译本。此外还就佛经中某些专门问题进行多方面深入探讨。如关于佛教般若性空就有多种解读，形成“六家七宗”的局面。而支遁则是“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创立者。
即色宗又称即色义，代表其学说观点的文献多已散佚，在现存的零星材料中，《世说新语》所收最为珍贵：
支道林造《即色论》,(刘注引《支道林集·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刘注引《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是真入不二法门也。’”(《世说新语·文学》)
这里，支道林看到了“色不自有”，即客观世界并非自己存在，所以是“空”，但他没有看到色性本空，亦即色之“性空”。而他后面讲的“色复异空”，与《般若》讲的“色即是空”，“色不异空”有些抵牾。这表明他对《般若》“性空”的含义，理解得还不够透彻。包括“即色宗”在内的“六家七宗”只是佛教般若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虽然反映了中国佛学传播过程中的足迹，但并不完全符合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在鸠摩罗什系统译出《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等般若佛典后，他的弟子僧肇在充分理解和把握般若学经论原义的基础上撰写了《不真空论》，集中批评了“六家七宗”的核心派别心无、即色和本无三家，准确地阐发了空宗的要义，提出“非有非无”的“不真空论”。这是对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和魏晋玄学有无之辩的共同批判总结。
其二是关于“小品”的精深研究。“小品”是《小品般若经》的简称。高僧鸠摩罗什等翻译了《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其详译本称作《大品般若经》（27卷），简称《大品经》;简译本称为《小品般若经》（10卷），简称《小品经》。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文字的多寡，而且也是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大品”追求丰富、充赡，“小品”则追求言简意赅。支遁在“小品”方面有深入研究，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世说新语·文学》)
在这场以《小品》为主题的辩论中，面对那位北来道人的屡屡折难，支遁以完美的表现取得完胜，而且还顺便揶揄了旁听席上插不上嘴的名僧竺法深。由此可见支遁对于“小品”的霸主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小品”方面的研究者往往也都希望能以与支遁过招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研究实力：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世说新语·文学》）
对“小品”做过深入钻研的殷浩，在书中做了二百多处读书笔记，都是前人未能解释清楚的深幽隐妙之处。他很希望能与“小品”专家支遁切磋辩论，探讨其中真谛。竟然未能如愿。由于支遁在“小品”方面的权威地位，树大招风，也引起一些竞争者的嫉妒。有人就设法黑支遁一下，给他使个绊子：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遣弟子百度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世说新语·文学》）
为了报一箭之仇，于法开做了精心准备，终于在某一点上攻破支遁的防线。这种做法本身不够厚道，不足效法，但从追求探索真理的角度看，倒也无可厚非。此事另外一个方面的效应则是进一步坐实了支遁在“小品”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其三是关于《维摩诘经》研究。《维摩诘经》以宣扬世俗佛教的“在家居士”思想为皈依，与当时士族道教宣扬的“地仙”思想殊途同归。因而受到门阀士族阶层的广泛认同和身体力行实践。六朝时期光《维摩诘经》的译本就多达七种，可见其影响之广泛。支遁作为出入于名士僧人之间的文化名流，自然深谙其中三昧。他不仅对《维摩诘经》有深入研究，而且还写过《维摩诘赞》，对维摩诘的在家居士思想有过深入评价（详后），所以能够在以《维摩诘经》为题的清谈论辩中表现出色：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刘注引《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
支遁与许询一来一往，无论是许询提出的责难问题，还是支遁的精彩回答，都让在场观众如痴如醉，一起享受其美感效应，甚至忘记了他们论辩的主旨为何。支遁对于《维摩诘经》的精深造诣，可见一斑。
除以上几点外，支遁在禅宗思想等方面，也有不俗的修养和积累。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支遁：综合佛学玄学的士人文化精神代表》，载《文史知识》2021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