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僧尼书画一一两汉至魏晋南北朝
中国佛教在两汉（西汉、东汉，前206—公元220）之间，约200多年，由印度开始通过西域逐渐传入内陆。经过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变化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佛教传入我国内陆的具体时间，传说很多，难以统一。较为公认的说法，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滥觞。
大月氏原居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汉文帝（前 179~前156）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西迁至塞种地区（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一带)。
汉代只有佛教壁画遗留，但皆为未署名的画工完成，艺术上欠法度，技艺略显粗糙，表现手法还未尽善尽美。既然画工都难留姓名，更勿论佛门书画家了，所以汉代没有发现有记载的佛门书画家。
降至战火割据中的三国，曹魏和刘蜀皆没有佛门书画家的记载。倒是孙吴产生了一位知名的佛门书法家康僧会，可谓鲁殿灵光者耶。
康僧会（？—280）其先康居国(古国名，领土有新疆北境及中亚地区)人。世居天竺(今印度国)，父移交趾(今岭南一带)。10岁时双亲故去，丧服毕入道。深达三藏，及天文图纬。赤乌十年(246)至建康(今江苏南京)，结茅安居，设像行道。吴帝孙权(222～252)召对殿廷，迨见舍利，帝起敬，孙权遂为建塔，并敕造建初寺(为吴地第一座佛寺)让康僧会住。康僧会又于浙江海盐创金粟寺。宏化之余，从事佛经翻译。计译出《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王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为一代楷模。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笃志好学，博览六经，颇属文翰。
佛教传入我国是大乘、小乘（亦称南传佛教，而南传佛教统称上座部佛教）一起传入的，晋朝(西晋、东晋）文化昌荣，翻译佛教经典也很繁盛。西、东两晋皆有著名的佛门书画家的记载流布。西晋者，曰于道遂。于道邃敦煌(今属甘肃)人。年16出家为僧，师事于法兰。兼内外学，善医方，尤巧谈论，竺法护每称之。能书法，美书札。常游名山。后随于法兰到西域，欲求异闻。疾终于交趾(东汉后改为交州，在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东晋者，曰山阴僧、康法识及大名鼎鼎的慧远。
山阴僧里籍姓氏无考，“山阴”者，浙江绍兴之别称。这僧书法好手段，“偿伪作王献之书《保母墓志》。”能伪“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小王”的书法，可知伊之书法水平是极高的。
「 图：慧远和尚法像 」
慧远（334-416）《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作惠远，雁门楼烦(今山西原平)人。本姓贾，为仕宦家庭，家境优裕。东晋永和二年(346)，随舅父令狐氏南游至豫州颍川(今河南许昌)、洛州(今河南洛阳)求学，为书生，学习儒家六经和老庄。十年(354)至太行、恒山，从著名僧人道安出家，法名慧远。十二年随道安还冀都，住受都寺，精思讽持，以夜继昼，为道安所重。东晋升平五年(361)，时局动乱，随道安等百僧人山西、河南交界的王屋女林山，后渡河至晋司州河南陆浑山。兴宇三年(365)，随道安到湖北襄阳，在此弘法十五年。太元四年(379)，道安往长安，慧远与同门及弟子数十人到荆州上明寺。八年(383)，拟与师弟慧持去广东罗浮山，途径浔阳，见庐山幽静，足以息心，乃留住龙泉精舍，后住西林寺。义熙八年(412)，慧远立佛影台，作《万佛影铭》，并请谢灵运作铭文。十二年寂于庐山东林寺，浔阳太守阮侃为之造墓，谢灵运造碑文，宗炳立碑寺门。工诗能画。明杨慎云:“远公画江淮名山图，画谱宝鉴竟不知远公善画也。”又谓其工诗，尝注诗经。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寺院数千，僧尼数十万。杜牧有诗云当时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有载的佛门书画家也不在少数，最著名的有梁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萧衍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期间，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政治上，能比较开明地处理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物的关系，重视从士族的中下层选拔人オ，注重吏治，调强“官以人为清”。在军事上，他善于用兵。武帝且多オ艺，《梁书·武帝纪下》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ト筮占决，并悉称善。”武帝最著名的，是他极力提倡佛教，近于痴迷，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史评这点是武帝统治时期的最大弊政。
梁从公元502年开国，在577年被灭，仅有56年的时间，而武帝一人即统治了48年，所以梁几乎是萧衍一个人的国家。由于武帝是一个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并且还四次舍身出家，可以说武帝是与佛教缘分最深的一位皇帝。关于梁武帝与佛教有过几次大的事件。
一、舍道归佛。萧衍一家世代信奉天师道，他即位的第三年即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信奉佛教，说:“公卿百家，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又在《广弘明集》中说:“原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灭。”
二、舍身出家。为竭力抬高佛教的地位，强化信仰佛教的社会效果，武帝令人啼笑皆非的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其结果是每次舍身，群臣皆以巨额钱财将他赎回。据《梁书·本纪》载，梁武帝舍身第一次是大通元年(527)，时年64岁；第二次是中大通元年(529);第三次是太清元年(547)。这三次舍身，在佛寺第一次是四天，第二次是十六天，第三次是三十七天，时间越来越长。群臣奏表上书称萧衍为“皇帝菩萨”，并且由“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赋”。武帝这样故作惊人的“表演”，既扩大了佛教的声势，并借机把国库的钱财归到了佛寺。
三、禁断酒肉。佛教的戒律是不准饮酒，但食肉并不禁止。《十通律》就允许出家人食“三净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怀疑杀生的三种肉)，梁武帝却勒令僧尼一律素食。他一共写过四篇《断酒肉文》，反复地多方面阐明断禁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武帝的提倡，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这对后来佛教徒的生活影响颇大。
再有，梁武帝大事营造寺院佛像，亲自敕建同泰、大智度、法王、仙窟和开善等寺院。这些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雄伟壮观。为求功德，武帝执迷做斋戒法会，还多次在同泰寺高升法座，为僧俗讲《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金字三慧经》等。武帝不仅讲说佛经，也还注解佛经阐述经义。《南史·梁武帝纪》说他“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此外他组织译经，天监五年(506)僧伽婆罗被召至建康译经，武帝还“笔受其文”。至天监十七年，译出《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
梁武帝的崇佛倡佛，引来了南天国(今南印度)西天第二十八禅宗祖师菩提达摩的至建康，达摩的到来，创立了中国禅宗，而禅学对画家是颇有影响的，虽然达摩最终定居河南嵩山少林寺，但与武帝的一段对话却是广流至今的。当武帝见到菩提达摩时即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达摩回答:“廓然无圣。”梁武帝再问:“对朕者谁?”达摩妙答:“不识。”武帝又问:“朕自九五(帝王之位)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达摩否定说:“没有功德。”武帝不解地问:“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解释:“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默无语，达摩知再无法交流，便在那年十月十九日脚踏一根芦苇渡过长江，来到北魏，息影在少室山五乳峰石洞里，最后并把壁观安心的“二入四行”之法，传给了慧可。
此后，中国在文学、诗歌、美术等方面，无一不受禅学的影响，甚至到了以谈禅为风流逸事，以交禅为雅荣洁耀的地步。对于书画家，禅学改变着他们的创作思维，使他们对“色”、“空”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东方美学的一种流派，极其丰富了书画家的思想。
「 图：梁武帝《草书》碑拓 」
梁武帝“六艺备闲”，有次他与萧子云讨论书法时说:“近来看到王献之书法，白而不飞;而你的书法，又飞而不白。现在你可以考虑考虑，不妨在这个上面来个折衷。”结果萧子云就用篆文写成恰到好处的飞白书。梁武帝看后大为高兴。“梁武帝是个懂行的皇帝，以皇帝的身份指导臣下进行书法创作的探索和实践，那对于书法事业的推动，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洪丕谟《点击中国书法》2004年1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梁元帝萧绎(552-555)是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起先封湘东王，太清六年(552)即位。在绘画上，萧绎擅长人物、走兽，兼擅书法。他的大儿子萧方等，字实相，也擅长人物画。据说萧方等面对坐上宴客，只稍随意点染，使人物形象时突现出来。拿画去向认识宴客的孩童，孩子们都不假思索就能指出这是某某，那是某某某，可见画技之绝。
另外北朝北周有一位女出家人闪亮登台，乃天英尼师，也是要着重一笔的。天英里籍无考，也不知在哪儿祝发为尼。尼师善书，孝闵帝二年(558)书《大集经》和《楞严经》各一部，麻纸，共469行，发现于敦煌石室中。用笔沉稳，端庄而不呆滞。署款：“为七世师宗父母、法界众生、三途八难，速令解脱，一时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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