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带具演变历程
在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龙纹玉带，是目前唯一有准确纪年的五代玉带具，从这副带具可以看出：双铊尾排方玉带浅浮雕工艺，呈现池面工艺的孑余龙纹开始折转，向三停九似发展，尚未形成整体绘画画面结构。
宋代
沿用唐制，但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数量看，远远少于唐代，原因，一是，此时中国西北地区战乱频仍，玉材来源通道远不如唐代来的畅通。二是，宋代尚金。
宋代虽然流行金带具，但玉具带仍然是最高级别，是身份等级的昭示物、帝王重要奖赏物、边国异族世家的进奉物。
特点：基本继承了唐和五代的形制，带銙的数量减少体量增大，尤其是铊尾加长，带銙侧面地梯形坡度减小近乎垂直。纹饰方面，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已经融合，不再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情，特别是“胡人”形象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文人雅士，主体纹饰周围不再用细小的装饰线纹围绕，因而使得主体纹饰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阴刻线纹从平行短小而演变为随刻画主题需要而弯曲流转，因此给人以流畅飘逸之感。
工艺技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特别是方銙有两个方面变化，一是减小了“池面”的深度，二是恢复了透雕技法。透雕技法比北周时期更加成熟、细腻，例如，荔枝纹、毬路纹就是借助透雕技法完成的。出现桃形带板。
辽、金、元时期
辽（公元907-1125）是契丹贵族建立的政权，金（1115-1234）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辽、金政权存在的时间分别与北宋、南宋大致对应。元代（公元1260-1368）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朝代。
辽代的带饰形制没有严格的规定，不同大小、不同质地饰物可以同时装饰在同一条带上。
金代则“其束带曰吐鹘。……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铊尾，纳方束中，其刻啄多如春水秋山之饰。金代带具已有定制，双扣双铊尾带已经成为唯一，奠定了后世带具主流样式基础。
“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近取金、宋，远法汉、唐 。” 主要取金代带制，以玉为最高，元史舆服志载皇帝的带具数量二十四枚。
辽、金、元官服玉带具不发达，以常带为主。
辽、金、元时期最具特色的是反映“四时捺钵”纹饰的玉带具。其中“春水”和“秋山”纹样最多，主要用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参加春捺钵、秋捺钵活动时佩戴。
春水纹样：春猎之水，纵鹘捕鹅、雁。
秋山纹样：秋猎于山，射鹿、熊、虎。
辽、金、元时期最具特色的是反映“四时捺钵”纹饰的玉带具。其中“春水”和“秋山”纹样最多，主要用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参加春纳钵、秋捺钵活动时佩戴。
玉带具的主要种类：带钩、绦环、蹀躞带穿等。证明该时期“常带”（绦带）是主要带具。金玉带成为官服的一部分在特殊场合使用，其数量大大减少。
辽、金、元时期纹饰主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亦有所区别辽金早期主题纹饰比较单一，只有天鹅（或大雁）和鹘，周围没有花草装饰，以浮雕的方式突出主题，用较粗的阴刻线纹描画细部，环的特征较为明显。金代晚期至元代，尤其是元代，在鹘、鹅的周围加了许多花草装饰，采用多层透雕的技法，层层密密，加大了纵深感、装饰感。有人将这种层层密密的风格总结为“密不通风”此时环的特征已不明显，仅在器物的背面保留环状，器物的两侧，各有一缺口（大部分是缺口都有破坏画面的情况），一侧略大用于承钩，另一侧稍小用于与带固定。
玉带具的纹饰题材范围明显增加，龙、螭、人物、花鸟、走兽、花果、龟游、连珠等都是常见的纹饰，纹饰凸起较高，立体感强，方銙的体积较大且厚重，出现倭角，蹀躞环饰使用普遍，整体艺术风格是粗犷中见精细。
对应“绦环”的带钩，辽金时期不多见，元代带钩的特征是：形制相对单一，多为琵琶形，体量较大厚重，钩首较长，钩首转折的弧度较小，背部多长方桥形钮。
明代
玉带完全程式化，“革带前合口出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明张自烈《正字通》）（图四十三）此时的玉带具已经完全是身份地位的昭示物，基本没有使用功能，出土、存世数量很庞大。
常见纹饰：云龙、云鹤、花卉、动物、人物、杂宝等。
明前期，玉带具制作较为精良，如山东、南京等地皇家贵族出土物就属此类。明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制作粗糙，以龙型为例，身躯细瘦，细部刻画潦草，抛光简单，可以称为”粗大明“的代表作。
明代出现新的带具品种，集钩、环功用为一身的“带扣”，也有人称为“绦环”或“闹装绦环”。从形制上看，这种带扣应该用于日常生活中扎系的绦带上。明代至清初，由于是新的品种，人们既喜爱又重视，因此选料讲究、制作精心，现有不少精品传世。整体敦厚，多两侧对称浮雕龙纹、螭纹、花卉等。到清代逐渐退变，演变成透雕薄片状，钩短小，代表环的孔洞也较小。
另外还有些异型带扣，如单体双钮带扣、连体带扣等。
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