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三访中国

智利诗人聂鲁达与中国似乎很有缘，1928年、1951年和1957年曾三次来中国。

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名字，听起来很中国化，他与中国似乎也很有缘，1951年和1957年曾两度来中国，并与艾青有着深入的交往。艾青说：“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往事·沉船·友谊》，《艾青全集》第5卷第266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在读到它之前，我们早已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少年时代，人生如白开水，对“沧桑”尤其膜拜，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想不到，要真到满面沧桑时，我才读到这本书的全文。这真是一本妙趣横生、段子丛集的书，由此，我才知道聂鲁达在1928年初还来过一次中国，到的是香港和上海，还有一段传奇经历。

那时，聂鲁达在仰光做外交官，除了三个月为开往智利的商船办理一些必要的文件外，“接下来的三个月无所事事，孤独地在市场与庙宇中沉思”。（转引自亚当·费恩斯坦：《聂鲁达传》第60页，杨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寂寞之中，他跟朋友阿尔瓦罗要到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横滨看看“东洋”景儿。1928年2月7日，聂鲁达从上海寄出的给妹妹劳丽塔明信片中，谈到对上海的印象是：冷。——“我从没有感到这么冷，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雪。”（《聂鲁达传》第62页）接下来，在风雨之夜发生的事情，聂鲁达更是终生难忘：他和朋友要体验一下1928年的夜上海，便从一家歌舞厅转到另一家，扫兴的是，那天不是周末，都很冷清，跑了六七处后，他们感到索然无味，两个人便各自坐了一辆人力车要返回乘坐的轮船。

当时已经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们的人力车夫小心翼翼地停下车。他们用一块油布把车前面仔细挡住，不让一滴雨淋到我们的外国鼻子上。

“多么细心、周到的民族。不愧是经历了两千年之久文明的国度。”阿尔瓦罗和我各自坐在移动的座位上这么想。（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第87页，林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

他们的美好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便发现问题不对了。人力车并没有拉他们要去的地方，而是到了荒郊野岭。车夫熟练地揭下挡雨布后，七八人围着他们喊：“Money！Money！”阿尔瓦罗装出往裤袋里掏武器的样子，得到的回应是一顿老拳，两个人仰面摔倒。多少年后，聂鲁达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过中国人为了使我不致撞伤，在半当中托住我的头，还轻轻地把我放倒在湿漉漉的地上。他们飞快地翻遍我的口袋、衬衫、帽子、鞋子、袜子、领带，熟练得如同杂耍演员。他们搜遍每一寸衣服，我们仅有的一点钱不剩分文。他们按上海强盗的传统礼数，倒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的文件和护照。”（同前，87-88页）这段文字每一次读，我都忍俊不禁，写得如此滑稽，看来礼仪之邦的“文明”强盗给聂鲁达一个不算凶神恶煞的印象。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是以这样身无分文而结束。

1957年，三访中国的时候，聂鲁达对于被剥光衣服、被扔在街头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当时中国处在殖民者的铁蹄之下；是赌棍、鸦片烟鬼、妓院、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陆强盗等的天堂。”二十年后再来，他感觉：“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我的主要印象是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胜利地发生了变化。无数实验在全国各地开始进行。封建农业就要经历一场变革。道德风气如旋风过后般透明。”（同前，299页）两个时代，两种不同印象，而且两种待遇，这次，他也坐不到黄包车了。（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