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自有刘知几，然后中国始有史学（下）韦力撰
《史通》一书的篇章和结构是怎样的呢？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给出了如下宏观概括：“《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这5篇，是对史学发展之历史的清理。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次》《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序传》等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核才》《烦省》等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论。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等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辨职》《自叙》《忤时》3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点烦》是对《叙事》的补充。外篇中的其余各篇，杂评前史得失，是列举更多的实例以证上述各方面的理论。”
而对于《史通》一书的叙述内容，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则称：“《史通》对于历史撰述所作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贯穿着一条史学批评的主线。从《史通》各篇的编次和涉及到的问题来看，它的史学批评理论是有自身的逻辑体系的。这个体系可以概括为：体裁、体例，编撰方法，表述要求，撰述原则，史书内容，史学功用。”
由此可见，《史通》乃是对唐代以前史书的总体论述，这些论述谈到了史书的起源、发展以及史书的撰写理论和编纂方式。这样的书在刘知几之前未曾出现过，而这也正是《史通》的开创之功。而刘知几为什么给这部专著起这样一个名称呢？他在该书的《序》中解释道：“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刘知几说他在书名中用一个“通”字乃是效仿汉代的《白虎通》，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司马迁被封为史通子，懂史的人就称为通，所以他给自己的专著起出了这样的名字。但许凌云认为刘知几的自我解释并不到位，故他在《刘知几》评传中进一步地解释说：“刘知几以《史通》拟《白虎通》，决非仅仅采来一个'通’字。我们分析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白虎观诸儒论《五经》同异成《白虎通》，这个'通’字乃'疏通’之义，即疏通经学，定为标准。《史通》之义，当为疏通史学，成为不刊之典，后世之法。这绝不是生硬地比附。”
如瞿林东所言，《史通》以《六家》和《二体》做为开篇，这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讲述史学的起源。关于何为六家，刘知几在书中明确地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在这里刘知几列出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部经史名著，他认为这六部书代表了六种史学流派，对此他进一步说：“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六家流派中的四家渐渐少有人使用，唯有《左传》和《汉书》的撰写方式被后世继承了下来。而关于《二体》，其实就是后世所说的编年体和纪传体。而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所说的二体“实际上是断代的编年体和断代的纪传体”。刘知几对此的总结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几认为班固的《汉书》乃是继承司马迁的《史记》而创建的纪传断代史，荀悦的《汉纪》则是首开编年体断代史的先例。
那么刘知几更倾向于哪一体呢？他在《史通》中将《左传》和《史记》进行了对比：“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苟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唯此二家，各相矜尚。”
从这段话中看不出刘知几的倾向，而他又在专著中分别讲出了纪传体的长处和短处，而对于《史记》和《汉书》，刘知几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在《史通·鉴识》中称：“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从这段话依然读到的是刘知几的公允态度，总体而言，他对这两部史书评价都很高，他在《史通·叙事》中称：“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谅以世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书》，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刘知几认为《史记》和《汉书》是仅次于五经的著作，这样的评价可谓高大，然而他对纪传体通史却多有批评：“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述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关于刘知几的史观，其依然坚持的是秉笔直书，翦伯赞在《论刘知几的史学》举出了《史通·疑古篇》中的例子：
例如他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篇》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列朝，善恶无分，贤愚共贯。”又引据《论语》“舜举咎繇，不仁者远”的传说，而曰：“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义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由此可以表明，刘知几对阿谀奉承式的历史记录是何等之反感，而古人撰写历史有曲笔一说，刘知几在《史通》中把曲笔分为讳尊讳亲之曲、偏私意见之曲和恩仇贿赂之曲三种。他认为第一种有可原谅之处，因为这涉及到了礼教和孝道，但后两者却不能容忍：“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接受别人的贿赂而有意地篡改历史，这不是正直史官所为之事，故而，他对魏收所撰《魏书》予以了批判，这样的批判在《史通》一书中有四十余条之多。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举要》中评价说：“《史通》所病斥者，后魏、后周两家是。是刘、萧代兴，拓跋所忌，魏收北产，目为岛夷，造立诡名，义殊索虏，其史诞，诞者不信。黑獭弑主，罪浮贺六，苏绰巧盖，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无类是？其史惭，惭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贼也。”
在刘知几眼中怎样的史官才是合格的呢？他在《史通·史官建置》中称：“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刘知几把史官的作用看得十分伟大，他认为正直史官所写出的史书对社会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所以说设置史官是国家的要务之一。但刘知几也承认史官有高下之分，他在《史通·辨职》中将史学家分为三等：“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对史官提出了这么高的要求，那么历史上的史学家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是否太少了呢？《旧唐书·刘知几传》中记录了礼部尚书郑惟忠向刘知几提出的这个问题：“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郑惟忠注意到从古代到唐代文人很多，但史学家却很少，他奇怪这是为什么。刘知几回答说，这是因为具备史才的人太少了，他认为合格的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三长。然而在历史上，能够具备三长的人很少，但刘知几提出的这个理论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中评价道：“刘知几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了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而刘知几所言的史学三长观念已经影响到了史学界以外，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刘知几的学识在朝中渐有影响，他的职位也逐步提高，后来做到了三品。可惜的是，他因为儿子犯事被流放，刘知几前往有关部门去争辩，这件事被玄宗皇帝听到了，于是把他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刘知几到安州不久就去世了，终年61岁。千年以后，刘知几的故居、祠堂和墓都已无迹可寻，而他的故里是徐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故我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探得徐州名人园中有他的雕像，于是这里成为了我寻访的目标。
来到名人馆
2018年7月21日，我前往江苏几地寻访，第一站就是来到了徐州。在成行之前，我跟徐州的爱书人肖艳波女史先做了勾通，她已一一帮我落实了寻访点的状况。走出高铁站，乘坐上她亲密战友张庆会先生的车，前去探看李可染故居，而后转到了徐州名人馆。不巧的是，我等到达时，该馆已经闭馆。肖艳波向保安解释我远道而来，希望能予以通融，因为我进入馆内仅是为了拍刘知几的雕像。但这里的保安也像刘知几那样耿直且铁面无私，他说明天早晨九点半后再来，里面的雕像也会在那里。
名人馆正门
徐州我来过几次，每次给我的感觉都不相同，三十年前我来徐州开会，那时的徐州更像是乌烟瘴气的工业城市，尤其此市是铁路交通枢纽，买票乘车之难可想而知。火车站简易的广场上，排满了一队队的乘客，这些人无序地拥挤着，我虽然没有密集恐惧症，但混乱的场面仍然令我心生恐慌。然近几年的徐州却更改了我以往的印象，尤其名人馆一带青山绿水，并且人造建筑颇与环境相协，而这座名人馆几面环水，人造瀑布也涌动如泉，这种宛在水中央的设计给人感觉良好。
虽然没能走入名人馆去瞻仰刘知几雕像，但这个闭门羹却没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在网上搜得图片，名人馆所处的名人园内还有一尊刘知几雕像，于是张庆会、肖艳波带着我走入名人园中。此时已过下午五点，因为预报有台风来袭，这里的天气闷热异常。虽然最终台风转袭他处，但其带来的闷热，也让我三人汗如雨下。
张道陵雕像
名人园处在名人馆的后方，这一带原本是丘陵，故建造者依形造园，在曲折蜿蜒的小路旁摆放了一些跟徐州有关的名人雕像。但前行之路分左右两侧，而张庆会建议按照车行方向向右走，于是我们走入了一米宽的小径，在路口看到的第一位古人就是张道陵。继续走下去，于此处看到了两人翻看竹简的雕像，署名牌上写着的是刘向，而旁边的年轻人则未注明，显然这应该是刘歆。其实刘歆在中国经学史上地位十分重要，雕像的说明牌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多少让我替他有点打抱不平。
刘知几雕像说明牌
刘知几雕像全景
再往前走所见第三尊雕像就是我要寻找的刘知几，只见他穿着官服凭几读书，而几的侧旁则摆放着两函线装书。走近细看，函套的封面上果真印着“史通”二字，只是制作雕像者似乎不熟悉古书函套的贴签方式，他将书签印在了函套的正中。
史通
大门紧闭
能够在这里见到刘知，我几当然很高兴，我围着这尊雕像到处寻找拍摄角度。此雕像的正前方有一间仿古小屋，屋前的绿地上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天涯行碑林”，落款是沈鹏。然小院落的月亮门紧闭着，里面的碑林状况无法看到。站在刘知几背面，能够看到他的正前方就是红红的月亮门，不知道他在这里读书会不会觉得晃眼。
沈鹏手书
天涯行碑林记
净检法师介绍牌
净检法师雕像
看罢刘知几继续向前行，而后还看到了刘义庆、张竹坡、彭祖等，在这里还看到了第一位受戒比丘尼净检法师的雕像。徐州有这么多的名人在，而肖艳波感慨说，当地的旅游资源并未对外充分宣传，其实徐州还有许多的历史名人。张庆会爱好书法绘画，他对徐州历史同样有研究，他向我讲述了徐州当地对这些历史名人的不同看法。
树荫下的彭祖
蒹葭苍苍
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人又来到了徐州名人馆，此馆的大门依然紧闭着，敲击玻璃门来了一位女保安，她看我手端相机，立即严肃地说：“本馆禁止拍照。”我展眼望去，名人馆内的各种物体均为新制作，完全没有文物在，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呢？保安的解释干脆准确：“领导说不能让拍，所以就不能拍。”
第二天一早又来了
馆内第一层
今早特意赶来却不能拍照，这当然有些不爽，肖艳波比我有耐心，她努力地跟保安交涉着，而保安则称这需要经过领导的同意，而后她给了肖艳波一个办公室电话，肖拨打电话与对方仔细解释，终于得到了应允，而后我们走入馆中。一路参观下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名人馆在布展方面颇为用心，虽然整个馆面积不大，但布置得紧凑而有序。
刘知几旁站着李煜
我们边走边参观，穿过主展厅来到侧厅旁，两厅之间设计了弧形的露天庭院，这面弧形墙上分别塑造了徐州的多位名人，右手的第一座竟然就是刘知几。如此容易找到他让我有些兴奋，我刚要拍照，一名保安立即过来制止。肖艳波告诉他，已经得到了馆方的同意，但保安说他没有接到领导的命令。正交涉间过来一位中年男士，见此况马上跟保安说：“让他拍照吧。”于是保安给我打开侧门，我拍照了正在写字的刘知几。
刘知几
地面是巨大的徐州古地图
这个弧形庭院的地面满铺白色碎石，有些像日本的枯山水，我不便踏入其中，只能斜着拍照，而这位工作人员却让我直接踏入以便拍得清楚。这等宽容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于是拍照完毕后出来向他道谢。他跟我聊到了本馆的状况，而后带我沿着展线一路参观，我也借机向他卖弄着有限的知识，以此显现我不是入该馆拍照的闲杂人等。
历史介绍
徐州名人没有刘歆的位置
刘知几介绍展板
当我们走到一个侧墙旁，那位工作人员指着墙上的一排刻字问我：“您觉得这是谁的字体？”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我听出了他考考我的意味。好在这个人的字我还算熟悉，随口说：“这是张伯英的字体，但最多有九分像。”我的所言看来得了满分，工作人员跟我说，这的确是张伯英所书，只是在制作此字时有了略微的变形。而我则向他感慨，这座名人馆中没有刘歆的位置，而刘歆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不在其父刘向之下。但工作人员却说，名人的选择以及相应的设计都有相关部门的批准，他们并无权在此增加一位名人。
楚河汉界
书影
黄河之水天上来
那好吧，这些年来我已经看到了徐州的飞速变化，想来下次来徐州时，刘歆应该已经站在了名人馆中。其实我应当知足，我不但在这里的院落中看到了刘知几，在这个馆内他也处在了显赫的位置，可见当地人颇以有刘知几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