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林散之以太极之道体悟用笔之理
天地之间，人与人的遇合是十分讲究缘份的。我之所以能列入林老的门墙，可以说是天缘了。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家住在扬州民三中附近。每天早起挑水，都经过学校的操场。那里有一大群人跟着何瑞生先生学太极拳。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天，多了一位像貌非常特殊的老人。不高不矮的身材，清癯而结实。雪白的寿眉下一双大而精光闪烁的眼睛。光光的脑袋，宽阔的额头，大大的耳坠，紧紧下抿的嘴角；再加上腾挪多变的拳姿，简直是活脱脱的一尊罗汉。当时，尽管我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是位在书画上有着精深造诣的老人。六五年我就开始学习书法了，但是苦于没有名师指导，一直徘徊在蕃蓠之外。今天遇上了，良机可不能坐失。
次日，我早早地挑完水，带着两张临写的字来到操场。教拳的，学拳的都陆陆续续地走了，但是那位老人却没有走，又开始练起拳来。夏天的太阳很毒，才七点多钟，就已经火辣辣的了。我静静的站在太阳下，一动也不动。直到他打完拳，走到篮球架下取毛巾擦汗，这才轻轻地走过去，含含糊糊叫了声“老先生”，恭恭敬敬 递上字。他看了我一眼，便接过了字。看了一会，才慢吞吞地说道：“笔下还厚实，结字也还稳重。但是”，他顿了一顿，“这样是写不好字的。你看这一横，起止如小儿握饼，那一撇、一捺……”随手指处，处处有病。
本来，见了生人，我就有爱淌汗的习惯，再被这么一说，顿时浑身透湿。我不停地用手揩着汗，但是越揩越流得快，流得多。他接着说：“那时，我到上海求教于黄宾虹先生，他见了我的画，说：'你的画略具才气，不入时町。但是还不懂用笔用墨。你的画是从珂罗版上描摹出来的，模糊凄迷，真意全亏。＇我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就象大病初愈时捂出来的。黄先生见我这个模样，接着又说：'正因为你有药可救，我才指出的你的毛病。如果无药可救，我只会说两句好话敷衍了事。’”说罢，望我微微一笑，我顿时觉得轻松，也跟着会心地一笑。
他把字又看了一遍：“你把字帖都拿来。毛病可能出在临写的帖上。”那是本颜真卿书的司空图的诗，他一看便说，“这是假的，伪造得太糟，到处是病，不能再写了。世人都认为颜字是肉咄咄的，把颜字临写得痴肥雍肿，还以为得到了颜字的精髓。殊不知柳骨颜筋，这筋可不是肉，更不是泡泡的大肥肉。那简直是糟蹋颜真卿。嗯，这本石印版的《玄秘塔》还可以，你先临着试试。” “您看这一本《玄秘塔》呢？”我拿出另一本贴问先生。“这是黄自元临写的。看上去比原碑还来得刚劲峻峭。可是骨头都支在外面，只会学得一手病，碰都碰不得的。”
事后，才知道老人姓林名散之，是省画院的画师，正住在扬州的二女儿林荇若家。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请教林老，于是我也学起了太极拳。早早地挑完水，便到操场上去看，然后自个人摹仿着去划。不清楚的再看再摹仿，居然的也有了个样子。比我低一级的小沈也学太极，后来又来了个小高，三个小青年天天与林老相约练拳，或在瘦西湖，或在回回堂。小沈最小，常常睡过了头，待到我们练完拳才来。林老用一只手往头边一忱，笑着说，“你真是个沈大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练完拳，照例便是散步聊天。那时林老已有七十，可是在我们之中却是最活泼，最风趣。他肚子里的货真多，诗词文赋，书画拳脚，无所不知，而且是应对如响。他给我们讲杨露禅如何装聋作哑偷学太极拳的事。不时配以神情动作，逗得我们捧腹不止。然而最后却无不感慨地说道：“杨露禅含辛茹苦，终成一代宗 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上午七时多到八时多，林老睡一个复觉。九时左右便开始做功课。条件很差，一张小板凳，一张小饭桌，笔砚纸帖，摆得十分紧凑。林老临帖，目不旁顾，异常认真。那时，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反正九点多钟我是准到他女儿家。我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直到他停手，才上前打招呼。三人学书，我用功最勤，但每次吃的批评最多，而他们总能得到一些表扬。我几乎有些羡慕他们，但是，却又牢牢记着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我认真地思考着，努力克服指出的毛病。解决不了的，便用心观看林老临帖，从执笔到用笔，起止行转，无不留意。
“我觉得您的执笔与别人不一样，甚至和书上的都不同。”
“哦，怎么个不同法？” “别人手掌竖得象个鹅头，而您却是横平着的。同样都讲笔管直，而您执得很宽畅，但笔却又象生了根。别人执得很紧，紧得连筋都暴了起来。据说，只有笔执得别人掣不出去，那样才能有笔力。” 林老微微一笑，复又叹道：“俗见误人。执得那么紧，手腕僵硬，气血不畅。就象打太极，一处僵紧，气力便不通。执笔，打太极拳，本是一个道理呀！”
以太极之道体悟用笔之理，纵观书史，林老实为第一人。他常说：“执笔如推手，要不顶不丢，如粘如生。运笔当须缠丝劲，螺旋而行。绵绵不断。一招一式当含阴阳，藏虚实。要静若山岳不可摇，动若江河不可遏……学书，练拳，要互体互悟，今日想不通，明日再想，今年不行，明年接着干，此心在斯，终能悟透。”
下午三点到五点，也是林老做功课的时间。林老做起功课来非常怕人，成本成本的汉碑临写不断。人生七十已是古来稀了。一般小有名气的书家，五十岁左右便整日忙于应酬。临池倒成了凤毛麟角事。林老解放前书名便已大噪。可是谁能想到他七十犹用功如此。我只能把孔夫子的话反过来说了：“先生可畏！”
一天，他正看武式太极拳谱，见我去了很开心，便演试了几招武式太极。并且与杨式太极作了比较。忽然地，他由拳法想到了书法。他说，“颜平原之书如杨式太极，雍容博大，李北海之书如武式太极，欹侧险绝，而尾闾中正。二公之书虽奇正不同，而凛然正气却是一样的。颜、李二公一生正直不阿，终为奸佞所害。然书如其人，传其浩然正气而千古不朽。故学书先学做人，做人正直为本。一个人，一生正直，谈何容易！“
本以为学书只要池水尽墨就行了，自此，始知学书必须学做人，做人务必以正直为本。初听时，不甚了了。二十余年暑来寒往，始识先生感叹的滋味了。 晚上，在文化宫的旱冰场打完太极拳，便坐在石凳上乘凉聊天。林老告诉我们，学书画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唯有读万卷书，才能去掉心头陈腐之见；唯有行万里路，才能涤尽胸中俗浊之气。这样才能心胸远大，而下笔有神。”他给我们讲太华之险绝，峨眉之苍茫，三峡之风涛，伊阙之石刻—使我们思之，念之，心向往 之，虽不能身临其境，却也聊以止渴。 远游不能，谈点诗文，学做小诗，却还是可以的。尽管“平平仄仄仄平平”“一三五不问二四六分明，”学来往往弄错，但是先生教得有味，后生学得用心，不长时间，竟也能吟哦了。林老的记性真好，常常大段、大段地吟诵太白、东坡的古风。那节奏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听来如临其境。 朝夕相处，渐渐地，我们无话不问，林老也是有问必答。有一天，我问起郭沫若的字，因为文物商店正在卖他的一幅草书中堂，是毛主席观看《三打白骨精》的和诗。价格不高，只有十五元。当时我是一个穷学生，哪能买得起。只是觉得那幅字写得太好了，才有如是一问。 大大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林老摇摇头，淡淡地说道：“三期肺病，无药可救。” 我惊呆了，半晌，又问：“邓拓的呢？” “一样。原来省政协礼堂挂了四幅字，一边郭老、邓拓，一边是高老（指高二适）和我。高老看到我说：”哦哟，我们的字怎么和他们的挂在一起，真是丑死了。” 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和一般人的看法一样，都觉得这些名人学者的字一定写得很好（要不然他是不会到处写的）。问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书家都不对劲。便越发越问越大。 “毛主席的字怎么样？” “他是个天才。”林老恭恭敬敬答道：“不但字写得好，诗词也写得好。雄强奇险，天姿纵横，实在是望尘莫及。”
“周总理的呢？”
“温和敦厚，人臣第一。”
“林彪的呢？'
六七年的“秋老虎”来得非常猛。为避风头，我去了南京。到南京后的第一站便是去林学院。那时，林老住在他小儿子的家里。林老正品赏着珂罗版的王觉斯长卷。见了我便指着那干湿浓淡，奇屈拗折的笔画赞道：“简直是钢筋扭成的。”
卧室不太大，一案、一榻，几只书橱。案头、榻上、橱中，整整齐齐地放着碑帖、线装书。在那口号声、枪声交织的火红岁月里，这斗室简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了。
六八年的夏天，林老又来到了扬州。一老三小，照旧早上郊外打拳散步，九点临案学书，下午携字求教，晚上练拳论文。只是太极拳从杨式学到了霍式；书法功课添了张迁碑、书谱，文学上则由诗及词及赋而及古文了。如果疑而有问，问则必答。或有吟咏，即呈先生，偶有佳句，先生必加圈点以示褒奖。不知不觉中，情性移，气质换；五脏六腑，象是被先生重新整理了一番。语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先生大有孔夫子的遗风。 这次来扬，先生打算多住几天，等过了秋凉再回南京。可惜，好景不长，上山下乡，名列前茅，秋收即行，迫在眉睫。真是“秋风起兮叶飘零”，三小一老的“四人帮”终究要散伙，各奔东西了。 临行，我们去向先生告别。大家都很沉闷。先生非常郑重地说：“上山下乡，国家大计。你们响应政府号召，很好，我特地写了几首诗送给你们，待日后再抄录相赠。”他叹了口气，缓了缓说道：“以后要独立生活了，不是件容易的事。可别象我连帐都算不清。”他笑着说，“一次我去买鸡蛋，说是六分一个。我问她买五个多少，答是三毛钱。我以为便宜下来了，买了回去。告诉家里人，个个听了哈哈大笑。五六三十，这笔帐我都没有算清。我们听了不禁笑了起来，沉闷的气氛为之一松。 “应抛写字笔，来买割柴刀。”先生吟罢，又叹了口气。“这下，字练不成了。” “不，割柴刀要拿，写字笔不抛。”我对着先生的假耳（其时先生耳朵已聋，用一纸骨长筒聚音）大声说道。“不错，亦文亦武，很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他沉吟了一下，“不过为生计计，你们还是写写董赵吧。” 初学书便入手董赵，容易成为只为稻梁谋的俗手。我坚决地摇摇头，先生望着我，笑了起来。
六九年、七零年，时有相聚。然而一在南京，一在兴化，都成了扬州的客人，就不象以往那么宽松清闲了。
七零年年底我去河北唐山当了兵。七四年冬回家探亲，路过南京，来到百子亭。 冬天的下午，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案桌上，林老正坐在桌边看书。我一进门，遮着阳光，先生便抬起了头。他怔了一下，便大声叫起来：“小卞呀！”我疾走过去握着先生的手，他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然后笑呵呵地说道：“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小秀才变成大兵。”次日早上去辞行，正巧先生要去省政协开会，他拿出一张写好的条山，在上面题了一段跋：“雪松同学，一别十余年。今来索书，特此以赠。”我说不是来索书的，先生笑道：“你是不索自索。”见了这段小跋心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分手只有四年，而先生却有十余年之感。真是：“相聚苦短，惜别恨长”啊！ 七五年春，退伍回到扬州，安置了工作。金陵、广陵，大江南北，相隔不远，只要一有机会，便去南京。 一次，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的字也能卖钱了，三十块一张，我给你写两幅。”
“要字不要钱，务必落上款。”我在纸上写道（其时先生的耳朵基本听不到了。故而客以笔为舌，先生以纸为耳）。 先生微笑，点点头。他看完我的功课说：“你的字也可以卖钱，只要把李北海再写得草一些就行了。” “谁要我的臭字。”我在纸上写道。 “你写我来卖。”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而后叫我打了一趟太极拳，点点头说：“字、拳都有进步。要使文武二者相得益彰。”
六月，先生从北京开完政协会议回宁，正巧我去拜访。他拿出新做的咏八达领、十三陵水库的七古给我看。并用行书抄录了咏长城的手卷。写罢告诉我：“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不写正楷，专仿我的草书到处乱画。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草书章法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的姆呀，丑死了。这是要不得 的。”他把我的功课挑了几张说：“留下给他们看看。”
后来，我提到书法的个人面貌。他说：“不要急于求成。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象变松花蛋，提前打开，只能是个臭鸭蛋。”说罢哈哈大笑。 不觉又一年，晚秋的一天，先生见了我，便在纸片上用铅笔写了一首诗，“自笑平生鬼画符，画神画鬼骗凡夫。如今苦被虚名累，始悟张颠误了余。”写罢，说道：“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则当杀。树大招风，你不找人，人找你。”他停了一停，“前些天有人挟着一大卷字来请教，我见他年纪不小，不肯讲。他非常诚恳，一定 要我提意见。我为其诚恳所感，便问道：'是不是用小油画笔写的？’他一听，卷起字，连招呼都没打，便气呼呼地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他还是个什么高干。哎，想不到我轻信他的谦虚，讲了老实话，稀里湖涂得罪了人。” “管他高兴不高兴，只要说的是真话。”我在纸上写道。 “人人爱听奉承话，说老实话容易无缘无故遭人怨。但是要我讲假话，我也说不来。有了名，找的人多了，稍不留神，就会走火。哎，浮名累人，浮名累人！”
七七年夏，先生生病，高烧连日不退。住进工人作医院。我随孙龙父，桑愉诸先生专车探望。时值午后，不宜多谈。先生将住院以来所作诗递给我，读罢心中惨然。诚如序云：“仆以病毒性感冒发高烧，昏沉不能语言。……唯念平生结习，不忍抛弃……”首绝云：“几夜昏沉神出舍，虚窗良夜乱纷纷。回环念绝平生字，腹上空留指爪痕。”一艺之成，良工心苦；笔墨之情，生死不渝。“当代草圣”，岂是浪得名哉！
七八年五月，先生再来扬州，被安置在刘少奇住过的干部招待所。门卫森严，闲人莫入。次日上午，与孙龙父、桑愉等扬州书界要人雅集于瘦西湖月观。窗轩临湖，绿杨清风，品茗闲话，很是适意。先生问了我父母的健康，便问到小高、小沈。我告诉先生，他们都改了行。先生笑道：“吃饭是头等大事。写字只是余事。”事后 合了影，便往招待所小宴。那时，我不能喝酒，两小杯茅台下肚，便有些激动，对先生说：“条件虽好，不如以往自由自在。”先生淡淡一笑。事后，先生拿出新做的诗给我看，其中有句：“于今却被浮名累，一点真灵已尽蠲。”读了心中很不是滋味。我想了想，在纸上写到，“已尽蠲不好，改成尚未蠲，至多一半。不如改成 半已蠲。”先生又把诗念了念。然后提笔将“尽”字圈去，写上“半”字。
秋天，我用帖从别人手中换到两张先生的山水册页，做了一篇跋，空了一块白，裱成两个镜片，特地带着去了南京。好几个人正围着先生嗑闲话，桌上放着一屉小笼包子。我把画递上，先生看了半天，摇摇头笑道：“何老不懂画。”（林老送何瑞生先生廿四张一套册页，不知什么原因，何老用来去换了字帖。）然后在空白处题 了一首诗。题罢，又在一张画的上面补了一首回忆当年在扬州学打太极拳的诗。他说，“前些时将此诗赠了马××，现在想来送错了人，应该是送给你们三人的。” 旁边送小笼的人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想不到这穷小子什么都没带，竟是写了又写，题了又题。殊不知情之为物，实在是不可以价而估的呵！ 后来，先生从百子亭搬回大庆路。造访者日见其多，有时甚至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对于川流不息的来客，先生很疲劳。常常喜欢跟小孩在一起。甚至将客厅整理清爽，邀了一大帮小朋友在一起看电视。时而孩子们说几句悄悄话，扮个鬼脸。嘻笑之声不绝于耳。先生鹤发童颜，欣然于娃娃之间。八十余岁，童心犹然。
李亚丁结婚，先生来到扬州。初秋时节，山青水碧。乘画舫，穿行于荷叶之中。湖风轻拂，荷香暗送。过雁如点，牵思杳茫。先生静静地望着。大家也一声不吭地陪着。仿佛这一刹那之间，一切都静止了。旧地重游，感慨良多。比他小的孙龙父、桑愉都相继谢世了。还有以前天天一起打太极拳的小高小沈近况又怎样。风景依 然，游伴少了几人。后来，先生说要给小沈写张字留作纪念。事后，行若告诉我：“走得匆忙没有写。”
年纪大了，先生的身体远不如以前。他喜欢独自坐在卧室里看书。一天我将抄写的《道德经》带去请教。先生指着“五音令人耳聋”说：“这是写的我。”我指着“为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写道：“这也是写您。”先生看了摇摇头笑了起来：“不要瞎讲。” 八六年的秋天，我特地去向先生报喜，先生听了很高兴，细细问了女方的人品、工作，然后笑着说：“我也没有什么厚礼，写付对联留着纪念吧。”说罢拿起纸，由我扶着走到客厅。别看先生走路不太方便，但一拿笔，精神陡增，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写罢，意犹未尽，又抄录一首王摩诘的红豆诗。谁知婚事到了年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使我终身不好再生见先生。这是我平生的最大憾事。 此后，我还是常常去南京，每次走到先生家的大门口，总是没有勇气再迈进一步。我只有不时地向南京、扬州的朋友打听先生的健康情况。连先生的九十诞辰都未能去祝贺。实在实在是不该而又无法的。 八九年的隆冬，先生病逝了。火化前，去向遗体告别—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先生安详地躺在花丛中，依然那么平和宁静，就象一个熟睡的罗汉。望着先生的遗体，顿觉心撕肠裂，欲泣无泪。当我回首最后一眼的时候，是悲，是愧……百感交集，百念俱灰。开完追悼会，老天也流下了滂沱大泪。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受过再造之恩的人呢！ 先生去了，但并没有死。他本是灵鹫山上一位善写善画的罗汉，因爱华夏的壮丽河山，便带着生花之笔来到人间。他吟咏、描绘，生花之笔从不停息。直到最后，还将这笔传给了世人。于是他又回到了灵鹫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