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济水与济南的历史渊源 济南先民的“天然居住地带”
张华松
探寻济水与济南的历史渊源 济南先民的“天然居住地带”
口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济南,因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古济水自西向东横穿济南腹地,河道深切、水清流缓,两岸是肥沃的平原,物产丰饶，得天独厚。济水是济南的母亲河,是孕育济南早期文化和文明的摇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名川大河中,济水的研究甚显薄弱,尤其是济南境内古济水之研究,迄今尚属于学术空白。近日,著名学者、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先生推出力作《济水与济南》,以专题形式,就古济水与济南古史之间的关系钩沉发微,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填补了济南境内古济水研究之学术空白。
济水,名声显赫的“四渎”之一在古代,济水地位非常重要。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独流入海的河流称为“渎”。济水在史前时期,具体说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是独流入海的,其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古代皇帝祭天下名山大川,祭的就是“五岳”和“四读”。因此,“在历史早期，济水就是济南地区具有全国影响的地理标志”。而之所以会出现对济水的研究不如“四渎”中的其他“三渎”,或许和济水在历史上的不断变化乃至最终消失有关。在《济水与济南》一书中,张华松写道，“济水原本发源于王屋山而独流入海,尧舜时代黄河改道横截济水,河南荣阳以下的济水变成黄河的一条分流。魏晋以后,济水又名清河,其在今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的故道彻底干涸乃至湮没,济水下游则以鲁西湖区与汶水为主要补给源。北宋熙宁年间,黄河在澶州决口,黄河水涌入济水(清河),致使济水(清河)于历城东北改道,而循漯水故道入海。宋金之交,伪齐皇帝刘豫从历城以东挑挖济水故道以通漕运,是为小清河,而取道漯水故道入海的清河始称大清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济水彻底消失。”虽然济水与黄河,其间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但张华松认为,济水的重要历史地位十分明确,与济南的关系更是极为密切,“古代济南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长卷是在古济水上展开的,只有从古济水研究入手，才能深刻揭示济南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规
律和特点,才能认识古代济南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如今济南开始由“大明湖时代”迈入“黄河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开发,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而发掘、传承和弘扬济南黄河文化，“必须上溯至大、小清河文化,并由大、小清河文化上溯至济水文化和漯水文化。济南黄河文化与济漯方化清河文化一脉相承”
济南先民的“天然居住地带”《济水和济南》详细叙述了济南境内的济水故道,对平阴段、长清段、槐荫段、天桥段、历城段和章丘段济水故道,都有至为翔实的论述。张华松认为，“济水故道,自东阿鱼山以下至济南历城东北境,大致就是今天的黄河河道,自历城东北境向东直到渤海莱州湾,大致就是今天的小清河。”为什么说济水是济南的母亲河?在书中《济水与济南史前文化》一章,张华松写道,对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大山和大河之间的山前坡地和冲积平原,是最适宜于人类的“天然居住地带”。济南，南有号称“五岳之尊”的泰山,北有“四渎”之一的济水,正好处在这一“天然居住地带”上,它的史前文化编年序列清楚,发展谱系一脉相承,且独具特色,成为海岱远古东夷文化乃至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济水沿岸的众多史前遗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距今9000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李文化为例,目前发现的济南境内的遗址就有长清月庄、万德,历城盛福庄、张马屯,章丘西河、摩天岭、绿竹园、小荆山、小坡、茄庄共10处,“这些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位于济水南岸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而且相比较于后来的北辛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后李文化遗址所处的位置似乎更靠近古济水各支流的下游,距离河道和湖泊更近。如此亲水的地理环境,加上远比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济南先民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淡水生物资
源。”而多水的环境和温暖的气候,也为早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考古证明,后李文化时期的济南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和食用稻，“济水支流后李文化遗址炭化稻米是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济南乃至北方地区稻作的起源以及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在距今4600年至4000年之间的龙山时代，“因为那时黄河一度改道由苏北平原入海,而济水不再受到黄河决口泛滥的影响,河道和水位比较稳定,安澜无波,近水而居,危险性大为降低。与此同时,生产力提升,聚落建在人工堆筑的垌堆之上。造船技术的发明也使得横渡济水如履平地。在此背景下,济水以北,聚落人烟逐渐繁盛起来。”进入龙山时代,大量
龙山城涌现,著名的城子崖龙山城就是其中之一,而城池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因此,“城子崖龙山文化城的出现,表明这里是海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或者说,龙山时代,以城子崖为中心存在着一个规模颇为可观的古国。”张华松进一步认为,“正是济水交通线将济水上中下游两岸不同的氏族部落古国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保持一定关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有虞氏王朝。”
济水沿岸,文明腹地历史时期的济水,西接黄河,东通渤海,是沟通山东半岛与中原内陆的最重要的水道,《济水与济南》认为我国北方内河航运的起源性河流,非济水莫属。《济水与济南》还通过《禹贡》等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资料,认为济水应该是最早的“丝路”和“盐河”,
这虽然尚属推测之论,却很有启发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由于大禹治水是跨地域跨邦国的宏大工程,因此,伴随着大禹疏浚济水、漯水,大禹所在的有夏姒姓集团以及协助大禹治水的太
岳姜姓集团,开始大规模东进并长期定居于济南地区,反映在考古文化上，这就是原本以黄河中游地区为发轫地和分布地的陶鬲,在龙山时代末期,竟然在以济南为中心城子崖类型龙山文
化分布区内突发性地大量涌现。到了殷商时期,济水成为殷商王室东征夷方、经略东土的生命线。比如在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征夷方的记录,尤其到了殷末更是大量出现,将近一百年
来,征夷方是殷商史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书作者经过严密考证,认为殷末十年征夷方,征程取道济水,返程取道济右走廊,并一一考证出商王往返所经过的城邑的故址所在。其中有一个方国,大辛庄遗址就是其都城所在地。
在《济水与济南》中,张华松还以
济南大辛庄遗址为例,深入阐述了“殷商王朝经略济水与济南殷商文化的繁荣”这一课题。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曾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等充分说明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而大辛庄与济水的关系极为密切,“济南一带的济水故道,大致是与泰山北部山地外缘一线并行的,而济南东北郊的大辛庄遗址恰好就坐落在山水之间的最狭隘处,南距丘陵低山2公里,北距济水支
流支津的听水2.5公里。而从大辛庄往东,济水河道与山地线之间的距离开始逐渐拉开。所以我们认为,商人卜居此地建立据点,首先是出于军事地理方面的考虑,具体说就是充分借助山水形胜,控制东西水陆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此便可一方面有效防御东夷嬴姓的谭国(故址在章丘龙山城子崖),另一方面也能据以进逼谭国,并进而实现向海岱纵深地区大举扩张的战略构想。”因此,大辛庄据点的兴建主要是出于战略目的,它是商人继续挺进东方的桥头堡,是商人向海岱地区扩张的军事基地,大辛庄遗址已发掘的墓葬约有三分之一随葬青铜戈(商代最主要的兵器),足以证明大辛庄据点的军事性。考古勘查证明,大辛庄军事据点建立后,“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座大型的商人殖民聚落。因此,大辛庄商代文化从二期就开始迅猛发展起来,繁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五期。”到了西周初年,齐太公吕尚以工商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发展外向型经济,因此历史上的齐国一向重视对于济水和济右走廊的经略和控制,齐桓公将管仲、鲍叔牙、高傒、宁戚等重臣分封于济右走廊之上。张华松认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齐国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富庶的诸侯国,与济水有很大关系。泰山岩岩,济水汤汤。泰山为五岳之尊,中华文化之圣山;济水为四渎之一,中华文化的名川。济南以泰山为南部屏障,以济水两岸为腹地,其数千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正是在泰山脚下的古济水畔展开的。张华松说,古今地理变迁,尤以水道为甚,古济水长期受黄河干扰,河槽最终竟被黄河夺占，成为一条消失的河流,但即便“文献不足征”,即便古济水研究困难重重,我们依然有责任去继续发掘济水与济南的历史渊源,发掘济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