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首图馆藏明末长城地图《九边图》考述
为抵御边疆民族的进攻，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绘有一些专门的军事地图，以供中央了解边防体系。明朝在长期抵御蒙古的过程中，绘制了不少《九边图》，成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嘉靖三年（1524），兵部职方司主事郑晓撰绘《九边图志》时，已开始分镇绘制地图。第一幅从整体上反映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地图是嘉靖十三年（1534）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绘制的《九边图说》。该地图原本被世宗藏于宫廷之中，不见流传。不过副本一直保存在其乡里河南灵宝。目前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的《九边图说》残卷便是这一副本。另外，辽宁省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藏有两幅《九边图》，皆是隆庆元年（1567）据许论《九边图说》的改绘本。南京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三年（1605）黄兆梦绘《边镇地图》绘制九边之外，又绘西边松潘、建昌、麻阳、虔镇诸镇。[1]中国国家博物馆又藏崇祯初年申用懋绘《九边图说》残卷，反映了万历三十年以前的情况。[2]虽然崇祯年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反映了崇祯年间的九边防御形势，不过未留有原图。现存崇祯十七年（1644）曹君义刊《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及康熙二年（1663）王君甫据其编印的《天下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虽名为“九边”，其实是世界地图，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绘制甚为简略。
首都图书馆藏崇祯末年绘制《九边图》残卷凡九轴，上题“汪申伯藏”。该图绘制了崇祯十年（1637）以前九边长城防御体系，应是明代最晚绘制的《九边图》。在绘制方式上，也是明代形象绘法最为突出的地图。虽然该图记载内容与地图方位颇有错讹，不过仍具鲜明特点与独特地位。鉴于学界一直未有介绍者，本文尝试考察其内容、年代、体例与作者，以俟广博者鉴定。
一、内容与成图年代
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凡十轴，目前存九轴，佚失者为第二轴。每轴长约148厘米，全图应长近15米，是存世《九边图》中最长的一幅。该图并未有名称，汪申伯称其为《九边图》，当是依据地图内容。该幅地图描绘了东起辽东，西至西域的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绘制了包括镇城、卫所、营堡、墩台、驿站在内的长城设施，对边墙外蒙古、西域地带用图记标注。
《九边图》如一般惯例，采取自东向西绘制的次序。第一幅为辽东镇图、第二幅为蓟州镇图、第三幅为宣府镇图、第四、五幅为大同镇图、第六幅为山西镇图、第七幅为榆林镇图、第八幅为宁夏镇图、第九幅为固原镇图、第十幅为甘肃镇图。不过各图之间互有参差，并未完全限定一图专绘一镇。
首图《九边图》成图于何时呢？这通过该图所绘制的机构便可看出。嘉靖十八年（1539），大同镇修筑的镇川堡、镇河堡、弘赐堡；嘉靖二十五年辽东镇修筑的孤山、险山、宁东、一堵墙、李千户屯堡等五堡；嘉靖三十二年（1553），大同镇修筑的灭虏堡；嘉靖三十七年大同镇修筑的云阳堡、红土堡；嘉靖四十三年（1564），榆林镇修筑的保宁堡；嘉靖四十五年大同镇修筑的乃河堡皆已绘出，反映了首图《九边图》成于隆庆以后。隆庆三年（1569），大同镇修筑的三屯堡已绘出。万历二年（1574），山西镇修筑的柏杨岭堡已绘出，作白羊岭堡（老营城东北）。万历二十年（1592），山西镇修筑的桦林堡已绘出，作“化林堡”。这反映出首图《九边图》成图年代晚于万历中期。崇祯十年（1637）修筑的五眼井堡也被绘制了出来。可见该图成于崇祯十年以后。山西镇崇祯十一年、十六年修筑之靖安堡、全民堡、安民堡[3]皆未绘出，这也可能是属于漏绘，也可能说明首图《九边图》绘于崇祯十年，故对此后增筑之堡并未绘出。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该图成图早于顺治元年（1644），因为此后地图绘制避“胡”、“虏”、“夷”等字，而这一现象在这幅地图中并未出现。故而，目前可以判断，首图《九边图》成图年代在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七年。首图《九边图》很可能是明朝最后绘制的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
从职官记载也可以看出首图《九边图》绘制较晚。如《山西镇图》宁武关处标注：“宁武关镇守太仆寺守备各一员”。山西总兵官经历了驻太原，再到代州，最后定于宁武关的转变。嘉靖二十一年，戴廉始改充总兵官。“升山西副总兵戴廉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地方。”[4]《偏关志》亦载：“后以雁门与偏头地方窜远，势难遥制，嘉靖二十一年，添设岢岚道驻关防秋，而总兵官亦于是年移驻宁武关，以参将领其兵。”[5]榆林镇定边营副总兵在嘉靖前期成书的《皇明九边考》中尚无记载。定边营副总兵在明实录中直到嘉靖末年才出现。“先是四十四年虏连犯皇甫川。……定边副总兵李荫观望不援。”[6]榆林镇镇靖堡后标明职官为参将。这一官职在明实录中直到万历末年才出现。“覆延绥巡抚题标下中军副总兵杜文焕补中路添设副总兵，镇靖堡参将赵率教调标下中军，原任游击李荣起补镇靖堡参将，从之。”[7]
首图《九边图》漏绘、错绘机构很多，方位也多不准确，与实际位置有很大偏差，各幅地图方向甚至也不相同，从而与其他绘制严谨的《九边图》形成了明显的差距。比如辽东镇在万历元年（1573）移建的宽奠六堡也没有标示出来。山西镇在崇祯五年（1632）建立的好汉山堡、崇祯九年建立的老牛湾堡同样被漏绘。榆林镇图相对于其他镇图，机构错绘情况较少，但错误也不少，参见下表。
榆林镇营堡与首图《九边图》错绘、漏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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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堡原名 |
《九边图》错绘、漏绘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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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山堡 |
双塞儿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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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河堡 |
榆河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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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营 |
静穆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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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塞堡 |
宁塞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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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羌堡 |
镇强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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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营 |
青水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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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堡 |
龙州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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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靖堡 |
镇静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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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堡 |
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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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堡 |
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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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川堡 |
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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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阳水堡 |
漏绘 |
在首图《九边图》中，许多山川、机构的位置都出现了严重的地理偏差。最为严重的是辽东镇与甘肃镇。辽东镇处于渤海湾与辽东湾的交汇处，许论系列《九边图》皆在辽东镇下方绘出二者。首图《九边图》的《辽东镇图》右侧绘注“海水”，东辽河与渤海湾海水连在了一起。东辽河水竟延伸至辽西，从而与辽东镇地理位置形成错位。辽东镇东边墙也失真严重，应是北边墙的形状。此外，辽东镇许多营堡方位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最离谱的是位于边墙内的威远堡竟然被绘在了东辽河外。位于辽河东边墙的长营、长勇、长安三堡在首图《九边图》上被绘于辽河西边墙。甘肃镇图上、下分为两个部分，从地理方位上来讲呈现了一个“几”字形。上半图由西至东，分别是庄浪、永昌、甘州，下半图从甘州向西折，分别是肃州、嘉峪关、哈密、土鲁番等，呈现了“几”字形，这与实际地理严重相悖。与辽东镇、甘肃镇相比，榆林镇方位的地理偏差更体现了该图绘制的一种普遍性。由于多幅地图为纵向绘制，图幅较窄，这就使原先横向分布的营堡改为“几”字形分布。榆林镇大边、二边本为东西向大体平行的两条边墙，在边墙之上修筑营堡。不过由于图幅较窄的缘故，东西两缘分别向南折收，从而呈现了“几”字形，与原地理位置呈现了巨大的偏差。
首图《九边图》大多遵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原则，只有甘肃镇图例外。该图上方为甘肃镇的一部分，下方为宁夏镇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上南下北的图例，与传统的视图观完全相反。不过这幅地图仍然保持左西右东的规则。另外，各幅地图存在横向绘制、纵向绘制的差别。辽东镇、宣府镇、山西镇、榆林镇、甘肃镇横向绘制。大同镇图、宁夏镇图纵向绘制。辽东镇、宁夏镇庄浪以西机构绘制呈向西方向，其他八幅地图皆呈向东方向。
不过总体而言，首图《九边图》仍然增绘了许多其他《九边图》未载的机构，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天启年间明朝已尽失辽东镇辽河以东地区，不过首图《九边图》仍按前代旧图，据以绘出辽东镇全图。
《九边图》屏第一幅中的山海关 图/国家博物馆
《九边图》屏第十二幅中的嘉峪关 图/国家博物馆
蓟镇图示所标注了其至永平府、遵化、密云的里数 图/国家博物馆
黄河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小岛“娘娘滩” 图/国家博物馆
题款为“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主事灵宝许论识”的墨书序文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的紫荆关、浮图峪。此地区长城多因山险未筑墙，为空心敌楼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绘大青山北的几个湖泊：东海子、西海子、野马川、白海子、集宁海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绘的贺兰山。可见右侧图注标出：此时有零贼窥伺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绘黄河之源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示的皇城西北关隘。这条古道被称为“军都陉”或“关沟”，联通着中原与塞外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示皇都城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示辽东编外酋首小王子部落驻牧地 图/国家博物馆
图中所示长城横卧在蜿蜒起伏的群山中 图/国家博物馆
二、形象绘法与体例
首图《九边图》一方面呈现了与其他《九边图》相似的特征，比如亦采用形象绘法，甚至从部分细节可以看出与《九边图说》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不过另一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图《九边图》与目前存世其他《九边图》一样，亦皆青墨重彩，采用形象绘法。全图为浅黄色，长城墙体为黄色，城楼蓝红相间。道路红色细线，水道绿色粗线。海湾墨绿色，黄河为黄色粗线。机构以方框圈注，地位越高，方框越大。方框内为粉红色，中间为蓝灰色，外层绘有关楼、垛口，关楼涂红，跺口用细线条勾勒，呈灰色。尽管在具体着色上，首图《九边图》与其他《九边图》稍有区别，不过强调用颜色区分绘制的内容，从而显得具有层次感与美感，颇具艺术性，是首图《九边图》与其他《九边图》共同的特征与追求。
此外，在形象绘法的采用上，首图《九边图》走得更远，在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充分发扬了形象绘法的特点。一、首图《九边图》山形、树木十分逼真（也有部分树木用墨点简单地表示），并且在着色上也十分考究。山体下层绘土黄色，上层绘绿色，树为墨绿色，颜色的对比性十分突出，更具层次感与美感。二、在《山西镇图》上，应县木塔被十分形象地绘制出来。三、在蒙古地带绘有人马羊、蒙古包。在《宁夏镇图》上方绘二人策马飞奔，旁有二羊。《固原镇图》上方绘有一座蒙古包，前有一男一女，相对而座，男着黄，女着红，远方二马在驰骋。《甘肃镇图》上方绘黄白绵羊各一只，[8]黑色山羊一只。这些都十分形象地刻画了蒙古地带的游牧环境。四，榆林镇、宁夏镇交界处绘一门楼，红柱蓝瓦，两旁分别注“榆林镇西界”、“宁夏镇东界”。明代现存多幅《九边图》中，只有首图《九边图》采取了如此逼真的形象绘法，典型地体现了明代地图绘制中形象绘法的特征。但也因此，首图《九边图》同样是一幅供中央了解九边的军事示意图，而非将领据以指挥战争的作战地图。加之其地名、方位漏绘、错讹较多的情况，更可见其绘制初衷只是描绘九边大意而已。
“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经过罗洪先《广舆图》的发扬后，在明后期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嘉隆年间兵部职方司绘制的三幅《九边图》仍然采用传统的形象绘法，不过崇祯年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已将这种方法正式运用于官方地图的绘制。这也是以往研究认为科学制图学在元、明达至高峰的证据之一。[9]但通过首图《九边图》可以看出，直到明末，中国古代地图创作仍然根深蒂固地受到人文传统的影响，形象绘法甚至进一步彰显，《皇明职方地图》只能作为明末地图绘制的个案来看待，而不能以之作为明末科学制图学传统昂扬的标志。首图《九边图》反映出直到明末，明朝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强烈影响，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不能单纯以科学、定量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自身的内在传统。
在机构图记方面，首图《九边图》继承了三门峡市博物馆藏许论原绘《九边图说》标注职官的体例，并有发展，从而与历博、辽博《九边图》标注四至的体例不同。以辽东镇广宁城为例。《九边图说》残卷在广宁城旁注：“巡抚、总兵、分巡、河西领兵二游备御。”历博、辽博《九边图》在广宁城内注：“东至盘山驿四十五里，南至昌阳驿五十里，西至义州城十里，北至镇静堡六十里。”首图《九边图》在广宁城内注：“广宁镇城抚镇兵道游击都司”。《九边图说》仅在镇卫所城与大型堡旁注明职官、职责。历博、辽博《九边图》堡以下无图记标注。首图《九边图》各卫旁标注：“兵道”，在各所与州县后注：“守备”。辽东镇、宣府镇、大同镇堡寨后基本不标注职责，偶或标以“操守”、“防守”、“守备”等名目。山西镇堡寨后多数标“防守”，少数标“操守”或“守备”。榆林镇堡寨后堡寨后皆标以“操守”。固原镇堡寨后标“防守”。宁夏镇堡寨后多标“操守”，少数不标职责。甘肃镇堡寨后标以“防守”。所有文字皆用黄底黑字的小标签竖写贴于相应位置上。多数标签保存完好，只有少数标签已经脱落或磨损。
在一些细节上，可以看出首图《九边图》与许论《九边图》系列地图在一些方面存在直接继承关系，比如在辽东湾上，二者皆绘一桥。在首图《九边图》出现以前，这一特征只存在于《九边图说》与根据这一地图翻刻而成的各版本《九边图论》中。辽博、历博《九边图》皆未绘出。首图《九边图》文字用书于标签、贴于图上的方式也与《九边图说》残卷一致，与辽博、历博直接绘于图上不同。首图《九边图》地名“驿”多数改作“驲”，这也是万历七年（1579）何镗刊修攘通考本《九边图论》之后各版本许论《九边图》的共同特征。可见首图《九边图》在绘制时应参考了许论《九边图》系列地图。
在边墙外地域绘注方面，首图《九边图》与其他版本《九边图》毫无继承关系。其他版本在边墙外绘有山川、地名，但以介绍蒙古部落驻牧情况的图记居多。首图《九边图》图记仅有一处，即在榆林镇上方标注：“白台吉部落住牧”。重点绘制的湖泊与地名。以榆林镇为例，在榆林镇边墙之外，由东至西绘有白海子、月牙海子、长盐池、狮子城、锅底池、连城、五处海子、草滩墩、小沙子、大沙子等。
相对于其他《九边图》，首图《九边图》更重视地理、宗教等因素。山川、水道、黄河比其他《九边图》绘制得更为形象。在宁夏镇边墙上，十分醒目地绘出了贺兰山。在域外地图的绘制上，除十分详细地标注湖泊、地名外，在宁夏镇、甘肃镇图上方皆十分形象地绘出寺院。边墙内宗教场所除十分形象地绘出应县木塔外，还在山西镇图上下方绘出佛教胜地五台山与海神庙。
相对于其他《九边图》，首图《九边图》在西域地名的绘制上，最为丰富。在西域地带绘制出哈密、土鲁番、撒马儿城、天方国城、佛肩城、海中城及以西的群山。海中城被绘于海湾之中。
三、绘制者与收藏者
边防地图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军图，涉及国家机密，故而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条件利用官府掌握的档案资料，绘制地图。中国古代具体负责绘制地图的便是兵部的职方官员。职方官员掌管地图可以追溯至《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10]唐以后兵部职方清吏司负责掌管地方军事资料。明朝建国伊始，亦继承了此一制度，规定兵部职方清吏司（洪武年间称职方部）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11]并责成“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合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12]职方司遂成为明朝专门负责搜集各地资料，尤其军事资料，绘制各地地图，尤其军事地图的专职机构。目前所见《九边图》皆由兵部职方司主事绘制。
首图《九边图》增绘了许多其他《九边图》未绘制的机构。以辽东镇为例，首图《九边图》增绘了沟峪堡、铅江湖堡、八里店、在城驲、宋川堡、荣河堡、彭（？）站堡、沿河城、速邦峪堡、狼须北城、青羊堡等机构。除了在兵部职方司任职的官员，很难掌握如此之详细的边防机构设置信息。明代尽管在野士人也有绘制《九边图》者，如罗洪先《广舆图》中便有九边图，不过在内容上与官方绘制《九边图》不同，由于未能掌握机构设置的详细信息，故而只能依据历代地理记载，重点描绘九边地理，这与官绘《九边图》构成明显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图《九边图》也应由明末兵部职方司官员绘制。不过另一方面，兵部职方司应藏有许论《九边图》系列，在地理方位的绘制上应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首图《九边图》又应非兵部职方司官员绘制。目前尚无法准确地推断首图《九边图》的绘者身份。
首图《九边图》每幅轴脊上皆题“汪申伯藏”，可见该图的收藏者是民国年间的汪申伯。汪氏留学法国，曾任中法大学法文系主任，也是中国营造学会的成员。首都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基本来自京师通俗图书馆、北京孔德学校和北京法文图书馆旧藏。而后两个图书馆，皆为中法大学图书馆的组成部分。故而，首图《九边图》应为关心中国古代建筑的汪申伯将自己的私藏，捐于这两个图书馆。建国后，又辗转保存于首都图书馆。
结 论
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成图于崇祯后期，全长约15米，是现存《九边图》中最长的一幅。全图采用形象绘法，青墨重彩，是现藏《九边图》中最为形象的地图，是一幅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这反映出直到明末，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强烈影响，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不能单纯以科学、定量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自身的内在传统。首图《九边图》借鉴了许论《九边图》系列，又发展了形象绘法的特点，非常重视地理、宗教因素。不过这一地图机构错讹、漏绘很多，地理方位也有不小的偏差，甚至制图方向也不断变化，给人以错讹、凌乱之感，是现存《九边图》精确性最差的一幅地图。不过该图很可能是明代最后一幅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幅明末长城地图，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
[1] 张宝钗：《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
[2] 周铮：《彩绘申用懋九边图残卷》，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6页。
[3]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太原府·关隘》，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七，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152页。
[5] （明）卢承业原编，（清）马振文等增修，民国王有宗校订《偏关志》卷上《职官》，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道光年间刊民国四年铅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5页。
[6] 《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戊午条，第8947页。
[7]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四，万历四十四年四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9307页。
[8] 黄色的羊应为黄羊，生长在蒙古高原，较一般羊类体型较大。《明太宗实录》中便曾记载黄羊。“癸亥，敕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比闻黄羊、野马俱望西行，或是走失捏干阿鲁台之众。向西行则宁夏、山西，不可无备。尔等更须严兵勿怠。’”（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五，永乐十年二月癸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567页。“（陕西）出黄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明）李翊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周尚书谈边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页。
[9] 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种。（法）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 tographie Chinoise, 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 I’Extreme Orient，Vol，3，1903.）（日）小川琢治：《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图に就て》，《地学杂志》（日本）第22年第258号，1910年。《中国地图史纲》，第1—72页。（英）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8页。
[1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卷三三《职方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0页。
[11] （明）霍善等：《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页。
[12] 《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第7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