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鼠游戏》剧照

一、全书概览

彼得·伯格的《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出版于1963年，与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相隔几年，都是五、六十年代战后美国社会学繁荣发展之时的产物。不过，在很多当时的社会学者看来这两本著作都是带有反骨的“孽种”。在很多地方，伯格和米尔斯对其时代的学术潮流与学界发展趋势都持相似的批评观点。米尔斯以一种严谨、激烈的风格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伯格则更以更为平实、超然的风格对此进行了调侃式的讽刺与批评。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鲍曼《社会学之思》等二战后西方社会学家撰写的社会学著作相似，在伯格的《与社会学同游》这本书中，其社会学旅程的最终点也同样落在了对“人的自由”问题的思索上。只不过，与鲍曼历经人世沧桑后的沉思、米尔斯充满战斗力的呼吁不同，伯格如其所言，像一个“游戏者”，以诙谐、轻松的语言提示我们获致自由的可能途径。

在本书中，伯格从人文主义视角讨论社会学，但他并不认同涂尔干把社会学视为一门道德科学的做法。他更赞同的是韦伯的观点：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他看来，社会学本身并不具备伦理道德意义，不会导向人道主义，它是一门追求客观、寻找真相的“科学”（不过也不能导向唯科学主义）。对于社会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戳破各种幻象，揭示各种欺骗与“自欺”，研究人的社会存在与其真实境遇。从这方面而言，社会学人道主义又是存在的，这与《发现社会》的作者柯林斯观点十分一致。在伯格看来，社会学应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从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汲取营养，通过对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制进行深入研究来达致这一目标。在这一点上，他的主张与米尔斯的观点颇为相似。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虽然严厉批判了抽象经验主义着迷于“科学”与“方法”，但他同样不反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取向。并且米尔斯也主张，研究应具有历史与比较维度，研究那些关乎人的普遍生存境遇的公共议题，将人的生存境遇与历史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联呈现出来，以推动现实变革。

从学术承继与理论吸收层面来看，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更明显、更直接承继的是马克思与韦伯的经典社会科学分析传统。伯格在《与社会学同游》中，则主要综合了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与韦伯二人的视角，吸收了齐美尔的一些社会学创见，并对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阐发的知识社会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一点上，其后来的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已成为知识社会学领域经典名著。此外，与米尔斯泛泛谈及其所处时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成就不同，在本书中，伯格对威廉·詹姆斯、乔治·赫伯特·米德、库利、戈夫曼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阐发的社会心理学、微观互动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吸收。在本书核心章节四、五、六章“人在社会”“社会在人”“社会如戏”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伯格对这些当时在美国影响甚大的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吸收与整合。并且，略不严谨的说，这三章分别暗含着社会学的三种理论流派——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理论思路。

纵观全书，伯格从对社会学家诸种形象的描述并提出社会学家的“理想类型”为开篇，接着分析了社会学的几个研究取向或母题——揭露真相、不恭敬的态度、中性化趋势、世界眼光，然后对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把社会视作囚笼、剧场又视作舞台，把人视作囚徒、木偶又视作反叛者、超然者以及可以游戏其中的游离者，最后，伯格又对社会学的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指出社会学应是一种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科学”。从社会学家到人与社会的关系再到社会学，伯格的这一倒置型的分析深入浅出，以轻松、诙谐但十分严谨的叙述与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社会-社会学-社会学家图像。无论是对于社会学入门者还是已经入了门的研究者，抑或是“社会人”，伯格的这本书都能为其提供极大的启发。从这一点而言，伯格倒是很好地践行了其在本书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社会学是一门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科学。在本书前言中，伯格还写道：在如今的学术消遣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王者游戏”。（第26页）在本书中，伯格确实是在把社会学当作一种“王者游戏”玩着，并且，还以其高超的水平吸引我们进入这一游戏旅程中。

二、社会学家的“理想类型”

在本书第一章中，伯格首先列举了社会学家几种常见形象：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导师、社会改良者、统计数字的采集人、超然、冷嘲的观察者。（第14页）在战后美国社会学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学家赋予社会学的“道德科学”定位逐渐被消解，作为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家形象的社会学家角色浮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韦伯提倡的“价值无涉”倒是似乎被彻底贯彻了。正像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的那样，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专业越来越具有科层化气质，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具有伯格所言的社会改良特征，非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取向的社会研究则成为目的理性扩张，为政府和商企服务，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率的专业工具。

而“行为统计数字的采集人”角色则使得社会学家饱受诟病，作为半吊子统计学家的社会学者常常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却常常只是把人尽皆知的常识用花哨繁琐的学术语言呈现出来。这些所谓的经验研究是极其专注而狭隘的，这些研究对研究方法和技巧，特别是统计学技巧的追求到了痴迷的程度。由此，社会学家又形成了和统计学家的形象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形象：人们常常把社会学家当作孜孜以求科学方法论以便对人类现象进行研究的人。（第15页）

在伯格看来，这种追求是在作茧自缚，统计数字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在于“它们在狭小范围之外的隐含意义、它们对我们理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有何意义”这样的问题被弄清楚。这一看法与米尔斯强调社会学研究应关注人、历史与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关联这一看法颇为相近。也正是如此，伯格和米尔斯一样，都认为其时代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太迷恋方法论问题，以至于失去了对社会兴趣，沉迷于方法和研究技巧。并且，与米尔斯一样，伯格还批评了当时美国社会学界一些社会学家玩弄抽象概念和社会学行话，故意使之神秘晦涩，令人不得要领。伯格不无嘲讽地说道：“如今，许多美国人的学术著作读起来仍然像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译作，这实在令人惋惜。”（第17页）

还有一种并不普遍的社会学家形象，即超然的、冷嘲热讽的观察者，他们以冷漠的态度与人打交道，自封为高人，超越于普通人热气腾腾的生活，其自我陶醉并非来源于生活，而是存在于冷静地评价他人的生活，把他人分类归档，从而失去了他的观察应该具有的真正的意义。（第18页）现代社会，这样清道夫式的社会学家确实如伯格所说并不普遍。至于另一种同样超然，但是以技术人员身份参与，甘愿让他的操作技能受权力操纵的社会学家即使在今天也并不常见。

在对这些社会家的形象进行讨论之后，伯格探讨了社会学家究竟应该承担何种角色、应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或者说，社会学家的“理想类型”是什么样的？在他看来，首先，社会学的性质是科学的，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现象时的发现和论述应限定在严格界定的参考框架里。他的研究程序受规律的约束，这就是社会学参考框架的主要特点之一。社会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工作，他尽力做到客观，控制个人的喜好和偏见，尽量获得清楚的感知，而不是去做规定性的评判。社会学家的游戏要用上科学规则，因此杜会学家心里应该明白这些规则的意义。这就是说，他必须要关心方法论问题。但方法论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理解社会，方法论仅仅是辅助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理解社会，或为了理解他研究的那一部分社会，他要用各种各样的辅助手段，其中就有统计学的技巧。在回答某些社会学问题时，统计学很有用，但统计学本身并不是社会学。作为科学家的社会学家必须要注意的是，他使用的术语具有精确的含义。换句话说，他使用术语时必须要小心谨慎。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为己所用，而是意味着，他不能够懵懵懂懂地把日常话语用于社会学。（第19-20页）

其次，社会学家的兴趣首先是对理论的兴趣。这就是说，他的兴趣是为理解而理解。他可能会意识到他的发现有何实践意义，甚至会关心其应用前景；不过到了这一步，他已经离开社会学的参考框架，他进入了价值、信念和思想的领域，这些领域已经是他和非社会学者共享的领域了。（第20页）也就是说，社会学家要能够把事实与价值领域进行区分，并且进行恰当的整合，而不能使两者发生不适宜的相互替代。

此外，伯格指出，社会学家是对人的所作所为感兴趣的人，他不耻下问，他的兴趣非常强烈、永无止境。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可能还有很多，但他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始终是在人的世界—世人的制度、历史和热情。（第21页）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希望揭示违背感知和理解的人生的新的方面。他们的研究依靠的不是个人的偏爱，而是他当时调查的问题。他注意的焦点不是人们所作所为的终极意义，而是行为本身，他把某人的某一行为看作人类无比丰富行为的又一例证。（第22页）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学家生活在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中，难以割离。他们研究的不仅是“前所未见”，还有“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并且向我们阐明：事物并非表面上看上去的样子。（第26页）

三、社会学研究基本取向

在阐述了社会学家的“理想类型”之后，进一步，伯格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什么样的社会学研究之基本取向吸引了人们从事社会学研究呢？或者说，社会学家该以何基本准则从事研究？在伯格看来，社会学必须着力于洞穿社会结构的外表，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中寻找关联，探寻情境背后的机制，洞悉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学问题首先是整个社会系统如何运行、有何预设、靠什么结合的问题。由此，伯格指出，社会学意识里有四个基本母题：揭露真相、不恭敬的态度、中性化趋势、世界眼光。此乃社会学研究之基本取向。

首先，伯格指出，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拥有绝对力量的国家瓦解之后，“社会”作为底层框架进入人们的视野。换言之，“社会”才是动机和力量的世界。因此，是不能用官方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来理解社会现象的。（第36页）在他看来，官方和报界（可惜还包括一些大学的社会学教材）所谓的“社会问题”把明明白白的事情搞得朦朦胧胧。人们通常所谓的“社会问题”是不能按照官方界定运转的社会事件。于是，他们期待社会学家去研究他们界定的“问题”。（第42页）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有同样的看法，他也认为，社会学家不应按照官方方式梳理的公共议题，或者按照私人感受呈现的困扰，来确定研究问题。社会学家要想充分梳理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就必须同时包括各种困扰与议题，人生与历史，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此，伯格指出，社会学意识里有一个揭露真相的母题。在他看来，社会学揭露真相的母题并不是心理学的母题，而是方法论的母题。社会学的参考框架有一个内置的方法论，社会学研究的现实的层次并非官方所解释的层次，它带有揭露真相的逻辑必然性，社会学有责任揭示人们用来掩盖互动的托词和宣传。这种揭露真相的责任是社会学的特点之一，它尤其精于把握当代社会的脾气。伯格认为，这种揭露真相的倾向潜隐在一切社会学理论中。正是因此，对于各种革命乌托邦而言，这种意识是一副强劲的解毒药。（第43-44页）因为，乌托邦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要脱离社会真相。

社会学的第二个母题是不敬的态度。与法国、德国等国家社会学发展不相同，美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不敬”的态度，这恰恰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一方面，社会学与“官方美国”结合起来，具有实用主义取向，为科层体系与专家技术治国与企业管理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学与“另一个美国”相结合，社会下层、底层社区、外来移民、种族问题、少数群体、监狱犯人等“非官方”美国成为大批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他们用不敬的眼光来审视非中产、非美国梦式的美国社会。在伯格看来，这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完全的思想尊敬必然意味着社会学的死亡。（第54页）

社会学的第三个母题是中性化的趋势。伯格认为，社会学之所以和当代契合，正是因为它代表的意识是完全中性化了的世界的意识。这种中性化的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想象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54页）这样一种中性化意识的拓展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们世界观总体的流动性的加强、相对性的文化意识的发展而达致的。也正是因此，中性化母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另一种基本推动力。基于此，社会学家才能够用变化、宽容、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其他的社会、文化和世界，才不会以一种单一、绝对的标准审视形态多样的社会世界。

社会学第四个谜题是世界眼光。相比于六十年代，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是城市，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意识成为城市文化的特征，也成为全球化的特征。在伯格看来，社会学家需要具备这种世界眼光，对人类的社会实践保持开放的视野与无限的好奇心。社会学的视野应是放眼于人类生活的广博、开放的视野，摆脱了束缚的视野。

在陈述完这四个社会学基本母题或者说基本研究取向之后，伯格又用第三章“补记”探讨了选择与生平叙事（如何获得预制的过去）这一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赋予人们自由选择权利的社会，这种选择的自由，甚至包括选择个体记忆与选择意义体系的自由。在这里，伯格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探讨社会学的历史取向的问题。“记忆本身是反复重申的解释”（第65页），对于个人而言，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们会重新建构自身的历史记忆，赋予不同记忆不同的意义，以此来界定他们的“此在”。也就是说，意义体系是用社会关系构建的，处于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人会重构记忆，进而重构其意义体系。因此，对相对性和“选择”的体验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而且是每个人生活中真实的生存体验问题。

从这一方面而言，社会学的参考框架实际上也是一个解释体系，它可以用来解释人生经验，但也可以被其他试图解释人生阅历的体系取代。（第73页）但是，社会学同时又能够针对人的这种生存体验的社会根源提出一些洞见，揭示出人的世界观是被如何建构起来的，人的意义体系是如何在若干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个体的流动和其多种多样的生活阅历被建构起来并发生变动的。并且，社会学家为戳破这其中的诸多幻象，有时候还需要从世界的眼光出发，以不敬的态度，将许多“理所当然”以中立的态度进行检视，以此来寻找真相，将真相揭示出来——即使这并不受许多人欢迎。

四、社会囚笼与木偶剧场

在对社会学家的类型进行描述与分析、对社会学四个基本研究取向进行探讨之后，进一步地，伯格开始探讨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人与社会。在这里，他分别从“人在社会”、“社会在人”、“社会如戏”三个角度考察了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引发我们思考，个体应该如何在社会中自处。在这三个章节中，伯格陈述了其关于“何为社会”的核心观点：社会是囚笼、是木偶剧场还是舞台？对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社会的这三种形象都会显现出来。那么，人是囚笼里的被禁锢者、木偶还是自如的演艺者？不同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他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他自己能够选择的。但是有时候，他也能够有这样的选择自由。

在第四章“社会学视角：人在社会”中，伯格采用的是一种颇具结构主义色彩的分析视角，以颇具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探讨了社会这个“囚笼”对人施加的控制。首先，伯格考察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以此来具体分析社会学关于“体制”如何“囚禁”人的研究视角是如何展开的。伯格指出，每个人都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处在一组同心圆的圆心（最大压力点），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社会控制体系。（第87页）外圈代表政治和法律体制，然后是道德、风俗和理解，再往里是个体所处的一些小圈子，如职业系统，再往里是诸如家庭这类私人生活群体。在这里，伯格与鲍曼在《社会学之思》中揭示了同样的问题，即我们在里面感觉最自在的那些群体，其实可能限制了我们能够持有的意见的范围，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对很多人来说，恰恰是我们所处的那些小圈子对我们施加的身体与心理控制是更强大、更无形，也是更难摆脱的。

社会控制外，社会分层是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人在社会里的定位的含义的重要领域。由种/民族、出身、权力、地位、声望构筑出来的多重分层体系对个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处于不同阶层/阶级中的个体面临着不同的生活情境、生活方式、生活机会与生活体验。由此而言，他们在自由与依赖的程度与体验上也有着不相同的体验。在这一点上，鲍曼在《社会学之思》中也进行了充满洞见的叙述：对于某些人而言的自由，或许就是以其他人更加陷于依赖为代价的。我们已经讨论过，要使选择成为有竞争力、切实可行的提议，物质性资源和符号性资源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是所有人都享有获取这些资源的渠道，以实现其目的。尽管人都是自由的，并注定要为自己之所为承担责任，但是，有些人比别人更自由。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就是可能限制别人的机会范围。我们不妨说，自由与依赖之间的比重反映出一个人或整类人在社会上占据的相对位置。仔细想来，我们所说的特权，似乎就是自由度比较高，而依赖度比较低。因此，社会和群体都会寻求一些正当化辩护，以使这些后果合法化。在这里鲍曼的分析像我们揭示了社会控制难以消除的根源。

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禁锢我们的不仅有各种社会控制系统与社会分层带来的控制，还有“历史的强悍之手”，还有各种各样既定的“游戏规则”，各种各样先在的制度体系。在伯格看来，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切制度结构都必然依赖欺骗，社会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带有一点自欺的成分。（第103页）由此，社会看起来就像一座庞大的监狱，社会成为让我们深陷囹圄的历史囚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伯格只是用更为灰暗的语调把涂尔干的研究结论重新阐释了一下。不过，伯格并没有打算用这种陈述使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压抑与绝望。他指出，正是因为社会控制带有欺骗与自欺的色彩，因而社会的决定力量并不像我们所料的那么强大。（第103页）

那么，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实现控制的呢？在第五章“社会学视角——社会在人”中，伯格继续探讨了“个体社会化”这一问题。伯格以更为灰暗的色调向我们揭示，个体被社会控制，恰恰是因为个体想要服从于社会。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身份和角色。社会不仅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决定我们为何人。换言之，社会定位决定我们的行为举止和社会存在。为了理解社会学视角这个关键的要素，在这一章，伯格进一步审视了社会学三个研究和阐释的领域：角色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参照群体理论。（第107-108页）

角色理论揭示出，个体的身份是社会赋予，并由社会支撑和转换的。这一过程是通过儿童学成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奠定基础的。正如米德所指出的那样，自我的生成与发现社会是同一过程。通过学习，儿童学会正确地扮演他的角色，即“承担他人的角色”。在个体的角色扮演和身份构建过程中，难免会因生活情境的变化而产生角色冲突等问题。（第113页）这时候，为保持自我形象始终如一的心理需求，故意的自我欺骗就是必要的，个体会对自己进行自我控制。就这样，通过社会化和“养成”的机制，社会“制造”出维持其运行的人。（第125页）那些不能满足自我与社会再生产功能的人将会成为社会边缘人或被剔除出我们所处的社会。

角色理论让我们看到社会在人身上的存在，知识社会学则从另一条路径让我们知晓人和思想是如何思想社会中被定位的。思想与思想者都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同时，思想又给具体的社会情境提供合法性，使其得到处于其间的人们的认同，并得到尊崇，这便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机制与它的世界观是同构的，由此才能为社会中的人及整个社会生活赋予意义，维持其再生产。这样，对个体来说，才能形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为他们提供意义与确定性的符号系统与预设体系。

在角色理论与知识社会学两个理论脉络之间，参照群体理论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连接点。正是在参照群体里，群体的观点、信念和行动对我们个人的观点、信念和行动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参照群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使我们能够不断与之比对。（第134页）由此，个体的角色得以得到定位与塑造，这一定位与塑造又是在社会情境之下，对社会总体观念的吸收之中完成的。如果说知识社会学赋予了人们构建社会现实的广阔视野，那么参照群体则向人们展示许多小作坊，其中那些构建世界的小群体就在锻造他们心中的宇宙模型。在伯格看来，这或许是一种社会心理动力学，即一种原始的欲望：被人接受，有一定归属感并与他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第136-137页）

也正是如此，“人在社会”与“社会在人”这两个过程得到完美的融合与再生产：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囚笼，身处其中的囚徒忙忙碌碌的加固囚笼，使之不会成为残垣断壁。（第137页）在我们来到人世之前，禁锢我们的围墙已经修好，但却由我们来重建，并纵身跳进社会的陷进之中。（第138页）因此，个体在社会中受到的禁锢也是其内在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内在的禁锢和外在压力产生的禁锢一样强大。由此，社会像一个木偶剧场，每一个小木偶——也就是我们——活蹦乱跳，但实际上被肉眼看不见木偶线操纵着，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上演一出出悲喜剧。（第137页）不过我们还是与木偶有所不同，我们有意识，有重新阐释生活意义、改变命运、改造社会的冲动力，因而，我们有可能把木偶剧场变成一个我们能够有一定表演自由的舞台。

五、如戏之社会与游离者

在前两章，伯格用十分灰暗的语调把社会比作囚笼、木偶剧场，把身处其中的我们比作囚徒、木偶。然而，在第六章，伯格又开始笔锋一转，把社会视为一个舞台，一个游戏场，把生活视作一种游戏。在其间个体仍有获得自由的方式与机会。在这里，伯格首先指出，有关人的自由问题实际上处在科学话语范围之外，自由与因果关系并非逻辑上矛盾的术语，但是他们确实属于截然不同的参考框架。因此，若有人指望用科学方法来揭示自由的实质，那是徒劳无益的。（第142页）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有相同的看法，因而他也把自由视作一种价值取向，把捍卫自由视作社会学家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正是基于此判断，在这一章，伯格从两条路径展开了问题的探讨：第一，将论述限定在社会学视角提供的人的生存境遇模式里，尝试证明内外控制机制或许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不会出错。也就是说，在这里，伯格要“以己矛攻己盾”，对自己前面颇具决定论色彩的论述进行批驳。这一点来说，还是在社会学分析与探求真相的脉络下进行的。第二，步出狭窄的科学参考框架并假定自由的真实性，从这个假设出发考察社会学模式可以像什么样子。在这条路径中，伯格试图从社会学视角中发掘一些人性化的因素。（第144页）

由此伯格开始跳脱出涂尔干的社会实体论，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其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取向中获取启发。在伯格看来，韦伯对卡里斯玛的研究结论即可借鉴：虽然卡里斯玛力量总是只能短暂的持存，但是其却是历史主要推动力之一，能够以强有力的力量推动变革。伯格认为，对于个体而言，可以拥抱这种卡里斯玛力量，拒绝与社会合作、共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历史与社会的束缚与压制——即使这种卡里斯玛力量很容易渐归平淡，但其力量不容小觑。伯格指出，对个体而言，有几种抵制社会控制系统的手段是可以被采用的：变革、超然和巧妙利用。上述所言利用卡里斯玛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即使第一种手段。当然，改变或“破坏”社会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在伯格看来，做不到这一点的人的人可以在内心身处采取退让的姿态。超然的态度是抵抗社会控制的办法。（第151页）人们可以通过构建自己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超然于他们起初完成社会化时所在的那个世界。（第154页）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逃避社会暴政的方法，即巧妙利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时，个人并不尝试去改变社会结构，也不对社会结构采取超然的态度。相反，他们用社会结构的合法守护者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去有意识地利用这些社会结构，根据他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丛莽中独辟蹊径。（第154页）在伯格看来，这类人是社会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象征，不受幻觉的约束，找到了巧妙利用社会并达到自己目的的方法。（第155页）由此，伯格引出了一个概念——“游离”（ecstasy），“游离”能够使人改变社会意识，以至于既定性变成可能性。（第158页）要理解伯格上述这一观点，首先需要理解他的“社会如戏”这一看法，在他看来，社会并非他前文所述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囚笼和木偶剧场，相反，社会是一个舞台，人生像一场戏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以游戏者的心态对待这场戏剧，是有可能获得自由的。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各种欺骗与自欺。并且，还需要理解社会的游戏规则，因为，只有理解游戏规则的人才能够欺骗人与防止被欺骗。要想获致自由，个体要在意识与思想上解放自我，做一个“游离者”，拥有走出洞穴、独自面对黑夜的勇气。（第173页）

六、作为人文科学的社会学

对上述种种问题的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伯格导向了这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何为？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伯格首先回答了“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不应该或不能做到什么”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学视角本身不会使人具备道德上更高水平的敏锐性，社会学作为一门追求客观性的“科学”并不一定就具备伦理意义、并不会导致人道主义。不过，在伯格看来，社会学通过寻找社会真相，戳破种种欺骗与自我欺骗的幻象，能够使人在养成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时受到一定的教化，使人产生相当程度的清醒意识，从而使保守运动和革命运动都遭遇风险。由此达致揭露真相、使人醒悟的学科目标。社会学的认识也可以成为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社会学可以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使得个体在人生的游戏场里，将悲悯的情怀、适度的承诺和一定程度的喜剧意识结合起来。（第189页）这也就是社会学这一学科里隐含的人文意义。

从这一点而言，伯格指出，社会学家需要规避唯科学主义，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发现固有的人性价值。这样的价值包括：在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面前抱谦虚的态度，在求解过程中使自己不被注意，在方法上力求诚实而精确，对通过诚实的方法得到的结果表示尊敬，耐心并甘心被证明有错误，耐心并甘心修正自己的理论，愿意让他人分享这些价值。社会学家对许多平常的事能够保持好奇，在经验研究中善于倾听，对自己的发现能够做出评价并承担评价的责任，这些都使得社会学具有道德意义的关怀。并且，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境遇、具有开放的视野，能够结合历史学与哲学等人文主义学科的研究视角，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人文意义。（第193-205页）

作者: [美] 彼得·L.伯格

是“王者游戏”吗？——伯格的社会学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