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 投亲靠友 华师毕业分到洪湖教书的四哥

1970年开春就传来好消息，要从知青中招工，意外之喜扰乱了心中的一潭静水。三位新堤知青三天两头请假回家打探信息，我也是心神不定，但依然按兵不动，照常出工。队里的伙伴们不时地调侃，回城后别忘了赵家台的乡亲哦。招工的条件再清楚不过，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党支部已明确表态，我是第一人选。但我还是忐忑不安，因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招工后遗症

当年镇里知青招工推荐工作办公室主任是原镇中学的一位行政干部，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我四哥主持的造反组织的对头人物，现风头正盛，他的一位侄子正好与我同一知青小组。我很清楚，我对他侄子前程构不成任何威胁，只希望他不至于与我作梗。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夏夜，旧仓库到处漏水，篾席天花板上老鼠疯狂四窜，我也无心去搭理。白天里，两位知青去武船厂报到， 知青办那位的侄子被内招至县港务局，当时尚未有公务员一说，同样的理由还是“革命需要”。随便吃了点剩饭后，我借口想睡觉，赶走了一帮无言宽慰我的年轻伙伴，吹灭了煤油灯后，却难以入睡。夜深了，雨渐小了些，响起敲门声，迎进来我四哥，他从十里之外带来了一锅“五味杂陈”与一瓶酒，依然是一夜无言无眠。天欲晓时分，四哥告辞时说：他的近况很微妙，可能要进学习班，叫我多照顾好自己，无事尽量不要去镇中学。

看着四处通风漏雨的空旷仓库，我知道生产队绝不会赶我走，但我不能一人继续占有它，队里很穷，无力也不可能再为我一人盖新房。鹏程刚刚娶了新媳妇，我决不能重返赵家；另外两位最要好的万国与树清各有媳妇与妹子，还有长辈双亲，家里无空房，只有再寻一较宽敞的农家暂且安身，于是我找到了邓姐。

邓姐不过二十三四岁，老公是复员军人，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基层政府机关工作，长年不在家，用复员费加工资新盖了三间青砖大瓦房。除了堂屋，邓姐带着两个幼儿住一间，正好空一间。我小心翼翼地试探她，可否借我一间暂住，她立马答应了，真爽。可我何以回报？只有两个办法：从队里多挑些稻草，向队长多申请些米谷，队长圣达、副队长昆达与保管万国均看在眼里只当没看见。邓姐说了，她不在意这些小事，有老公每月的汇款，她也无须出工挣工分。话是如此说了，闲言碎语还是不时传到我耳边，邓姐不常出工，也不知是否听得到。

我笨手笨脚的，无法分担什么，只能是担水。有一天，老远看见几位年轻媳妇在河边洗衣，嘻嘻哈哈，见我挑空桶来，相互做鬼脸，都不吭声了。我也不想明究其里，一媳妇突然问我：邓姐晚上去你屋里吗？一堆人哄堂大笑。我当时羞怒难堪，涨红了脸，无言以对。在那个纯真而愚钝的年代里，我真的不谙风情，也不懂爱情。可是突然顿悟了，我的冒失行为给同样纯真的邓姐已造成了极大伤害。可我将何处去？

就在我尚未想好新住处的时候，队里小伙伴悄悄告诉我一个最担心的事：你哥哥挨批斗了，镇上满大街都是对着他的黑字大标语。

我的四哥叫迅哥儿

四哥从小就是我的榜样，敬老爱幼、勤奋好学自不必说了。我从一中初中部升至高一，第一天班主任吴老师就对我说：你不如你哥，你哥品学兼优，助人为乐，大爱无私，要好好向你哥学习。原来四哥的高中班主任也是吴老师，四哥考上华中师范学院后依旧是年年优秀，当上系学生会主席。毕业分配时，全系只有一个留汉名额，就是到一中，是母校点名要他。他却毅然放弃，将名额让给一位有语言障碍的同学，这位同学恰又成了我的老师。人生虽然不缺机会，在那个把一切献给党的环境下，在走向社会最关键的开始，四哥奉献了唯一唾手可得的机会，最终造成了大半生的坎坷与磨难。

四哥高大清秀，骨子里渗透出一股书卷气质，待人宽厚友善，秉性谦和忍让，明知吃亏也是乐呵呵的，不像我凡事非要理论出个是非曲直。他在中学和镇上引人注目，人缘极好。父亲给他取名“训”，周围读过鲁迅小说的人给起绰号“迅哥儿”。如此良善驯服的书生之辈居然当了一所中学造反组织的领头，真是鬼使神差，不合常理。其细节我也所知不多，但按非常时期的非常理推断，但凡是胸怀社会责任，心存正义感，崇拜领袖和英雄的热血青年，被大革命的潮流所裹挟，成为造反派是必然的结果。这样的书生无一幸免地要被政治愚弄、抛弃、迫害，成为牺牲品或祭品。

我不敢去看大标语，更不敢去探望四哥，因为我不敢想象在监视下如何面对他，因为或许对他更像是一场煎熬。听到乡亲们述说他独自一人在烈日与暴雨下接受声讨，想象他在关押室里日以继夜地被拷问，我一筹莫展，不知所措。

有一天，来了一位老师，是我认识的和四哥比较亲近的同事。他与我私下里说了一些细节，正如我的预感一样，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位知青办的主任，因为省里也正布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省城的各单位造反派头头都关进了学习班，四哥正好被这位运动健将抓了典型，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位老师也是忧心忡忡的，临走时含蓄地向我表示害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在这方面我毕竟比这位老师还有经验，深知所谓坦白从宽，立功不咎的政策内涵。当即表示，我立马去探望四哥，我知道该怎么说。

下午我去中学打听到学习班的地点，没有理由不让我见，当然是在知青办主任的监视下。四哥精神恍惚，两眼深陷，布满血丝，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爸爸妈妈来信问，为何两兄弟长时间均未给家里写信，是不是工作、农活太忙？身体可好？我已写好报平安的信，顺问你有何补充。四哥说：“就说一切均好，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受批斗之事。你须安心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甚要紧事不要上中学来。”

我回答说：“我在队里生活很好，农民对我很爱护，还有中学的老师也来过我处，问有无困难需要帮助。我会注意身体，尽可不用担心。我希望你在学习班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刻检讨自己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老老实实接受党组织的审查与群众的批判。”说话中，有人喊知青办主任去查找一份资料，我急忙补充说，我知道你们未搞过武斗，没有犯法，也没有后遗症，运动后期不能把你怎么样，尽量不要扯连其他人，节外生枝会有更多的麻烦，一人做事一人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扛不起来的。说完后，我不管四哥是否听明白，就告辞了。

一个月后，我听乡亲们告诉我，学习班结束后，四哥下放到另一公社劳动。他有丰富的农村实践经历，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还当过县农科所的技术员，比我强多了，他到了农民中间，如鱼得水，我自然就放心了。

又过了不知多少天，听一位乡亲说，你哥出事故了，大腿被铁锨切中，鲜血四溅。我当天寻到他所在的小队，他仍在出工，只看到新愈合的创口。他满不在乎地说，快一个月了。原来是切断了股动脉，十多位乡亲抬到镇卫生院，争相献血，转危为安。我问他是否记得在学习班里我说过的话，他说，你多余说那些话，太冒失了，弄得不好你也会受牵连，你担心我会出卖朋友吗？当然不会，四哥是我永远信赖的迅哥儿，可惜没有小说中迅哥儿的幸福，更没有历史里的迅哥儿那么幸运。

祸中有福，当地一位农民的女儿看中了四哥，在农村成家后，又重返原中学。尽管政治上永无出头之日，但在教学业务方面，依然是不可缺少的依靠对象，同事欢迎他，学生喜欢他，农民信任他，业务领导也认可他。苦难中唯一安慰是有了儿子。一家人均须吃高价粮，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长久没有涨薪机会的工资。可更不幸的是发现儿子先天智障，也不知是老天可怜，还是有意磨难，又赐给了一双健康儿女，日子却更艰难了。我参加工作后，工资很低，婚后粮票有余，将我家粮票积攒后换成全国或湖北粮票给他寄去，只能帮这点小忙。

超负荷的生活担子压不垮四哥健壮的身体，无限度的苦难摧不损他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一年四季从不生病，也从不抱怨。他就像长在石头夹缝里的小草，任人践踏压迫，总能顶开石头，顽强坚韧地生活着。他爱家人、爱祖国、爱事业、爱学生，关心爱护周边的所有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假如，我也已经不相信任何未来的许诺，可是我最不愿看见的事情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无情的岁月过早地透支了四哥的健康，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病轻易地击垮了他的最后抵抗。在告别的眼光里，我读懂了对生活对亲人的无限眷恋，在临终的留言里，我听到的是对后代的千叮万嘱。四哥终于可以卸下责任的重担，可以安心地休息了。希望四哥在天国里不会再受磨难与歧视，希望共和国不要再摧残中华民族的优秀英才。好在可以宽慰的是，床边的儿女婿媳孙辈围绕着，守护着，他们均已学业有成，终于回到家乡武汉，拥有各自的称心事业和幸福生活，四哥的青春梦想正在由后代继续延伸。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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