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币并非中国最早的货币,“契币”才是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贝币上的双排齿文,与此前更早的契齿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是对契齿文的直接继承和应用。

考古资料显示,契齿文作为独立的符号,从早期仰韶文化,直至商代,一直稳定存在。历史跨度从7000年前至1000多年前,长达6000年。地理跨度从西北宁夏的乐都到东南浙江良渚,距离达1800公里。这意味着,契齿文事实上在7000年前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独立符号。而且这个符号被后来的贝币直接借用。

现在主流的观点总是把贝币当成实物货币,认为其价值来自贝壳本身。但是,大量存在的各种廉价材质的仿贝贝币本身几乎毫无价值,就如现在的纸币中的纸一样。无论骨贝中骨头,石贝中的石头,还是陶贝中的泥土,都是如此。

流行的观点还认为,之所以出现仿贝贝币,原因是后期天然海贝太少了。但是,考古发掘的实情是,即便是所出土的最早的天然海贝贝币,也是和仿贝贝币同时存在。目前最早的贝币出土在二里头遗址,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目前这一遗址一般是夏代遗址,也是被当做夏代存在的重要证据。在这里出土了12枚天然贝、骨贝和石贝。事实上,之所以将这里天然海贝认定为货币,主要凭据就是与其共存的仿贝,这些仿贝和后来的仿贝贝币是一致的。

因此,更符合事实和逻辑的是,天然贝壳只是众多贝币材料中的一种,天然海贝贝币也只是众多贝币形态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并非海贝本身,而是其天然具备的形象符号。贝币的价值并非来源于贝币本身,而是来源于人们对其上所承载的形象符号,人们为这一形象符号赋予了信用和价值。

各种材质的贝币的核心符号就是双排齿文。目前出土的所有的天然海贝贝币都是有双排齿的,绝大部分仿贝贝币也都是有双排齿文的。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各种仿贝贝币的双排齿文仅仅是对天然海贝贝齿的模仿。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人们只选择有双排齿的天然海贝做贝币。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各种仿贝的双排齿文根本不像天然贝齿,而更象人工刻写的整齐的契齿文,而契齿文在早在贝币出现之前的3000年前就已经成熟存在。

因此,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是仿贝的双排齿文在模仿天然海贝,而是天然海贝的双排齿在“模仿”仿贝的双排齿文。因为仿贝的双排齿文是对双排契齿文的直接继承,而它在7000年前就已经独立成型了。天然海贝之所以被人们拿来当做货币,关键并非在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其天然的双排齿非常象双排契齿文,是对双排契齿文很好的“模仿”。

这意味着,贝币并非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因为其价值来源于人们的赋予和认定,而赋予和认定的载体就是双排齿文。贝币只是双排契齿文的这一信用符号的载体而已。

同时,这还意味着,贝币并非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而只是对另外一种早已成熟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从这种成熟的信用体系中产生了最早的货币形态。

即便我们找不到贝币之前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是什么,仅仅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有关贝币的材料,就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以上推断和结果。即便我们不知道在贝币之前已经存在成熟的契齿文,我们依然可以推知,贝币上的双排齿文就是一种成熟的信用符号。这也是我本人真实的研究过程和经历。在把贝币的双排齿文与契齿文建立联系前,已经得出贝币就是信用货币,双排齿文就是成熟的信用符号的结论。

幸运的是,贝币之前成熟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也的确可以被识别出来,那就是书契体系。

帮助我们打开书契信用体系大门的是这样一则故事。《列子·说符》记载:“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一枚丢失的书契,被陌生人捡到,就直接代表着财富。这意味着这枚书契是不记名,且具备很高的可流通性,或流动性(金融专业术语)。意味着它可以被用于支付,即可以充当货币,就是现金。

进一步对书契做下了解,就可知道,书契是中国早期社会所流行的信用工具。《易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当发生借贷,或类借贷关系时,双方会订立书契。书契的材质是小木块,总是成对存在。代表数字的完整的横线组被刻写在并排放置的两只契上,一只契保留一半,每只契上的半边横线组就呈现齿文状。在将来的信用兑现时,要保证两只木契的齿文完全相合。齿文的多少和间隔起到加密作用。

在一对书契中,债权人或类债权人持右契,债务人或类债务人持左契。因此,具备价值的是右契,相当于左契持有人所开出的借据。右契的可流通性取决左契持有人的信用情况,与其信用程度成正比。左契持有人的信用越高,右契的可流通性也就越强,其货币属性也就越大。

上面《列子》中那位宋人,所捡到的遗契就是代表债权的右契,其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一定非常高,以致他所发出的右契就直接意味着财富、现金。

当一个人的信用程度高到他所发出的右契具备很高的流动性时,而成为或接近现金时,此人实际上就是意味货币发行者,能够为社会创造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而在现代社会,这是中央银行才具备的功能。

本文不是货币史,我们只想指出,在原理上,书契的右契是可以被用作货币的。尽管《列子》的故事发生的很晚,可能在春秋或战国时期,但是,书契制度自出现起,书契右契的货币化就存在理论的可能。因此,书契货币,我们不妨简称为契币,才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而且是信用货币。

7000年前契齿文就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而独立成熟地存在,而契齿文并非书契本身,而只是书契上的数字符号。契齿文的符号化一定是建立在书契本身已经存在流行的基础之上。因此,书契制度的出现一定早于契齿文,一定早于7000年前。也就是说,远在7000年前,契币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其制度基础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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