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峰小说丨荒边之恋（连载之五）

荒边之恋（之五）

任　峰

四、先进教育工作者

一辆土黄色的长途汽车，在通向H省的土路上摇摇晃晃地蠕行着。车顶上一块帆布罩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和大大小小的编织袋，那块帆布已经发白了，碗口大的窟窿有八九个，一只小羊羔不甘寂寞，从一个窟窿里伸出头来，好奇地向四周望着。长途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一条更窄一些的土路拐出来，伸向远方的群山。两位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从车上下来，他们随身各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儿，一支洗得有些发白的旅行包，一个装着脸盆和牙具的尼龙网兜。他们是刚刚离开大学校门的刘流和刘坤。这里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八十多里路，已经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

他们把行李卷儿背在肩上，再把旅行包架在行李上，提起网兜，脚步轻快地走着，八十里的步行，对于这些由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算不了什么难事。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打算，描绘着让家乡、让荒边尽快好起来的蓝图。

一辆独轮车吱吱扭扭地从后面赶上来。推车的是个五十上下的汉子，车右边坐着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缕缕银丝很整齐地笼着，盖着一床农村常见的紫花棉被，人显得有些清瘦，但很有精神。车左边放着一只柳条筐，里面装着青菜、瓦罐和一条粮袋，粮袋上面是一只塑料袋，隐约看出里面装着十几个中药盒。

“是韩奶奶和亮叔啊，您们这是从哪里回来呀，韩奶奶您身体还挺好的吧？”刘流认出是本村的人，打着招呼。

“到县城给俺娘看病，顺便买点东西。又放假看家来了，甜瓜？”甜瓜是刘流的小名。

“不，我已经毕业了。学校批准我回到乡里，在荒边中学当老师。”刘流回答说。

“上了大学又回来当教书先生？好啊，好啊！孩子，你没忘本呀。”老太太说。

老太太叫韩月林，土改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是民兵连长。一次解放军的一个侦察排需要向导，村长就安排她丈夫去了，谁知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国民党军又打过来，在韩月林家养伤的区委书记带着警卫员、护士，和韩月林一起躲进山里，藏在一块山崖下。不料区委书记身体虚弱，站立不稳，摔了一跤，撞在一棵树上，被敌人发现了。开始他们都隐瞒身份，敌人审问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破绽，就把他们关了起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敌人突然把区委书记、警卫员和护士都杀害了。五十年代肃反时，区委书记被害案是个重点，可韩月林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在场的四个人只有她一个人活着，加上丈夫的下落不明，给她定了个“出卖党的干部”的罪名，判了二十年徒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终于查清，当年区委书记被捕后不久，区粮秣委员也落入敌人手中，经不起拷打，供出区委书记和两个随员被捕的情况，但他不认识韩月林，没有提起她，结果幸免一死。丈夫和那个侦察排行进途中，遭遇一股悍匪，激战半日，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上级给韩月林平了反，定为烈属，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并安排她到县城养老。可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去，仍和儿子韩亮住在荒边。

“甜瓜和这位同学，你们把东西放在车上，我一块推着吧。”韩亮说。

“不啦亮叔，东西不沉。你们先走吧，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看光景。”

独轮车慢慢走远了，隐约传来老太太“甜瓜是个好孩子”的话音。

踏上家乡的土地，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几十里的步行，并没有觉出累。分别好几年的母校，不知不觉已出现在眼前。面对破旧不堪的校舍，他们既高兴，又心痛。他们把手卷成喇叭放在嘴边，大声喊道：“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嗬嗬，你们来了。快请坐，快请坐。”校长办公室里，一位干瘦矮小的中年人接待了刘流和刘坤。“我叫刁栋才，前些年老校长中风病退了，上面就让我在这里负个责，别人都喊我校长校长的。唉，这哪象所学校啊！早就听说你们要来，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呀，咱们这里太需要你们这样又有志向又有正规大学文凭的年轻人了。我呢，只不过是个文革期间的省联大毕业的。”末了，他很不过意地埋怨说：“你看你们也不提前拍个电报、打个电话什么的，我们好去接一下，让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真是有些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来来，喝口水喝口水。”

“谢谢校长，您别客气。我们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现在又回到这儿工作，今后还得请校长多指教。”刘流和刘坤一面回答着，交上带来的行政介绍信和组织关系，一面打量着这位校长。

刁校长看起来有四十八九岁的样子，偏尖的脸盘上肌肉显得缺乏弹性，有些稀疏的头发很整齐地向后梳着，头发黑得与年龄似乎有些不很相配，仔细看去，鬓角和耳根的发际泛出白来。眼睛不大，两道眉毛细细的，嘴角微微下斜。一身浅灰色的西服，衣摆和袖口已经起皱，衬衣的领口敞开着。

“咱们这里的宿舍比较紧，你们两个还得委屈一下，先住到会议室里吧。”校长把他们领到最西头的会议室里。

刘坤的眼光在会议室里扫一圈，一股凉意掠过心头：七八只木凳，围着一张油漆剥落的老式方桌，木凳有的凳面已经开裂，有的凳腿用铁丝捆着，那情形就如一群穿戴破烂的小流浪汉围着一个老乞丐，看他有滋有味地啃拾来的鸡骨头；山墙上贴了几张卷边的白纸，有的写着“考勤表”，有的写着“处罚规定”；正中的后墙上，黑墨写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八个大字，在方形的大红纸上龙飞凤舞，几条蛛丝七上八下地飘荡着；标语下面，一块“支农先进学校”的玻璃匾额布满了灰尘，费好大气力，勉强看出下面的落款是乡教委的。

刘流把行李卷放在那张方桌上，从墙角里找来一把秃头的苕帚，先在地上洒了些水，把屋里上上下下清扫了一遍。刘坤从附近的草垛上抱来两捆干草，铺在地上，这就算是他们的窝了。

按照校长的安排，刘坤接手教初三物理：刘流则接替了学校从外地聘请多年的初三化学课教师，并担任理化教研组的组长，一间门窗残缺的理化实验室也交给他管理，原先那个管实验室的女临时工做他的助手，学校里一些人管她叫“实验员”。

没过几天，刘流发现这个女工除了扫地、洗洗器皿外，对实验上的事一窍不通。一问，她小学的课都没读完，在家里待了几年又来到这里。学校经费这么紧张，为什么要养个闲人呢，把她辞掉，省出来的钱用到教学上不是更好吗？刘流边想边推开了刁校长的家门。

那位“实验员”正坐在刁校长对面，见刘流进来，脸上泛起一片红晕，起身给他倒了杯茶水，低着头走了出去。“这是我的一个外甥女，下学后没找到工作。在这里一边做些零杂活，一边想学习提高一下。她在你手下，你还得费心多帮助帮助她呢。”刁校长看了一眼那女工的背影，对刘流说。

刘流张了张嘴，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来。

以后的几天里，他多次向刘坤说起，自己怎么这么懦弱，怎么就没勇气当着校长的面把心里话说出来。

刘流和刘坤利用课余时间，先把理化实验室进行了整理。他们找来木工，把破旧的桌椅、木柜修理打磨，用白漆刷了。原来乱七八糟堆放着的仪器和实验试剂，分门别类重新摆放。墙上挂起了牛顿、哥白尼、爱因斯坦、法拉第的画像。画像左边，一张粉色的纸上写着迪肯森的名句：“虽然高尚的人能看出/信仰是一种美好的创造能力/但在紧要关头/还是使用显微镜较为慎重。”画像右边贴着两张白纸，一张是《实验室操作规程》，一张是《实验室管理规定》。

两个月后，县教委组织全县中学实验室大检查，荒边中学实验室得了满分。没多久，刁校长从县教委开会回来，抱回两块匾额：一块是奖给学校的，一块是奖给刘流的。给刘流的这块上面写着：“先进教育工作者”几个大字。

刘流很惊讶，他问校长：“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来才几天，哪里配的上这么个光荣称号呢？”

校长的细眼眯成了一条线“小刘呀,别不好意思嘛,咱们的实验室就是整得挺好。再说了,凭我在大山沟里工作几十年的份上,他们不给咱们学校一个名额,我不站在教委大院门口,骂他个狗血喷头才怪呢！”

刘流觉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任峰，安徽界首人，1964年生，1986年师范毕业分配到界首一所中学教书；1994年调乡政府工作；1996年调界首市政府行管局工作至今。

安徽省作协会员，界首市书法协会主席。

其书法作品多次入选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大展览，美术作品也多次参加省内外大展并被有关方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