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睹着无数死亡的五月，再谈新闻理想的意义。
*文章改编自秃头所第六次主题漫谈
*私以为，在积聚着失望和彷徨的五月里
*这会成为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做新闻的答案
# “现在很少学新闻的会去做新闻了”
@ TuTouSuo | 0528 | TuTouSuo | 0528
2010年，广州日报记者李琼等人针对中山大学等广州六所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对口率已不足一半。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丁汉青和重庆大学教授王军针对高校新闻专业学生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新闻专业学生“对薪酬福利和其他福利”的追求，超过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使命，使得新闻教育培养出一些认知的“巨人”、行动的“薄情矮子”，较高的职业认知认同始终无法正向促进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的提升。
同时，在职业社会地位排序方面，新闻学院在校生普遍认为“媒体采编人员” 的社会地位低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律师”“医生”等职业，仅高于“企事业单位营销人员”职业；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在校生，对“媒体采编人员”社会地位的评价越低，显示出该群体较低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
2011年，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中国内陆295位调查记者进行了一次行业调查，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至5年的调查记者只有13%左右；2017年，张志安针对中国内陆调查记者行业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性普查，与第一次结果相比，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减少幅度高达57.5%左右。首次调研的74家传统媒体机构中，有30家媒体已经没有主要从事一线调查报道的记者。
2020年，重庆大学王军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晓宁在当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研究中指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造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对职业想象的幻灭，逐渐产生对职业志向的困惑和行动“方位感”的缺失。
工作内容繁杂和薪酬水平不高，新闻人社会地位下降以及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降低是目前新闻行业无法逃避的重点问题。
从学科教育角度而言，学校之于新闻学子更像是被围困在乳白色的「象牙塔」内，始终在仰望类似于凯瑟琳·格雷厄姆这般不畏权威，力求事实真相的英雄角色。他们将新闻的价值捧上神坛，每日钟情在理想主义光环下对其顶礼膜拜，认为在工作中对抗黑暗、保持客观公正的同时，把握好新闻对公众负责的态度，是来源于新闻业不可或缺的勇气、毅力、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这也正是新闻学子设想中自己理应成为的对象，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期待。
对于新闻教育中充斥着业界高尚憧憬的了解，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何每当新闻业出现与前段时间的CGTN误报事件类似的情况时，学新闻的我们会如此不解、愤怒和失望。其实大部分的原因不在于「怒其不争」，而是情绪急剧倒戈向「羞耻」的悲戚：一再受到社会质疑和嘲讽的新闻业正在让新闻学子感到羞愧难当又幻想尽失——难道做新闻，就是如此吗？
即将过去的五月，经历了伟人的离去、目睹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疫情遭遇数十万人的死亡，在巴以冲突的战火纷飞中触碰人类对生命的底线…对于很多刚刚接触新传的朋友来说，你们或许会在这个五月对新闻感到失望，也有可能因书中所说所写的英雄伟人事迹而燃起无数对于新闻工作的渴望。
无论如何，请不要将新闻业供奉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也不必对其抱以失望，甚至嘲讽唾弃的态度。任何一份职业，当它从教科书进入真实世界之后，都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各种现实问题。
新闻不应仅仅是种期待和想象的理想主义，更要将目光投掷于现实，让其落向实实在在的生活。
我先和你说，新闻，既不能客观，也不能时刻保持专业主义，更有甚者，它还非常枯燥无味，毫无新意。
# 何谓新闻理想？
# 至少，我们应该是「有机知识分子」
@ TuTouSuo | 0528 | TuTouSuo | 0528
1.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谈到「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他强调，与以往的依靠文化获取而处于知识领先地位的稳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有机知识分子需要依靠其专业职能，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者，直接为所属阶级巩固统治服务。
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侃侃而谈，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
在市民社会中，有机知识分子以文化上长期的“分子式渗透”，通过学校、教会、传媒等对群众进行文化、伦理、意识形态 的灌输，传播无产阶级的阶级 意识，潜移默化地 “熏陶”大众，以获得大众的“同意”，最终夺取并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他们需要更加地关注到社会的变化和动荡，需要用其自身的真知灼见去引导公众。不是坐在家里说地谈天的哲学家，而是深入田野去观察总结和思考的社会学者。
新闻理想是如何生成的，大抵上都逃不过想要写下一点关于历史的注脚，希望让人生与更多的视角相遇，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成就。
新闻人，有时候就是感时伤怀的文人，是体慰众生的社会学家，是理性客观的科学主义者，也是难以逃脱时代命运的悲剧主角。
2.
“我们要出版的是一本鲁莽唐突的杂志，要在法庭上那些老法官的袍子底下，或向更高级的阶层扔几个鞭炮……我们应该激进，但不是以社会主义形式；我们的整个政策应该是注重实效，而不是空谈理论。”
“我希望这份杂志上的每一页都要使美国式生活的幽默感、远见卓识和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它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正如威尔斯所言，要以上述方向向人们指出一个更有秩序、更加广阔的生活制度。”
这是赫伯特·克罗利在斯特雷特夫妇赞助之下创办的《新共和》周刊（1914），是在他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清楚这套规则该如何建立，所以他们应该从社会边缘进入权力中心，将思想的价值与日常的经历协调起来。知识分子应该运用智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借助思想来唤起公众的美德…”的思想中迸发的杂志。
“《新共和》是一次真诚的尝试。它试图为一本表明意见和阐明道理的杂志找到知音。它的成功毫无疑问要仰仗公众的支持，但我们无法在喧嚣与无聊的思考中获得这样的成就，倘若如此，我们将无法继续我们的尝试，并能让更适合的人接替我们。我们怀着信念出发。”
沃尔特·李普曼、约翰·杜威、萧伯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均在《新共和》中发表过文章。
与其说《新共和》是一本杂志，不如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聚合地，是一群人在战争年代，在进步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企图通过思想、言说去发掘人类社会的价值，去塑造未来发展的可能。它是“着迷于政治和思想”的新闻刊物，也是理想的、浪漫的文人墨客挥笔自如的空间。
而对它的批评——精英主义、空想主义以及不合时宜的太多的设想和期待，也正反映出了当下，新闻理想和现实碰撞中的矛盾：
太 空 泛。
# 新闻理想的幻灭
# 从不客观、不专业的新闻开始
@ TuTouSuo | 0528 | TuTouSuo | 0528
1.
“这么多年，因为报道被停职的编辑、记者、制片人、主任都有，但是因为说了两句真话而被辞退的制片人，你是第一个！现在的央视这是怎么了？”其实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一一杀一儆百，因为领导者明白，在央视和我相同思想的人大有人在，我只是敢于说出来的那一个而己，他们只有用这样的办法徒劳地去禁锢大家的思想。——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24小时》制片人，王青雷
我在原来单位待了十七年，后来作了评论部的主任，算是非常有耐心一直在做这个，但是从2013年的南都事件之后，就感觉到言论的控制逐步变强，我当时在评论部的时候还是试图在碰触言论的边界，尽量去拓展那个空间，不过后来自己也觉得做不下去，于是也比较率性地就辞掉了主任的工作。——原华商都市报评论主任，江雪
那个时候的纸媒更纯粹，只对内容谈内容，做报道就是做报道，媒体人觉得自豪的地方在于采编和内容的彻底独立，采编不管经营怎么样，只做独立的内容，但现在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媒体不管是任何一个环节都要至少考虑能不能传播起来。可以说，当时的记者真的是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而南方报业的情怀是最突出的，色彩也很鲜明。——原《南方都市报》记者，黄长怡
十年前，一稿成名的机会还不少，一篇报道会带来很大的职业荣誉以及多重激励，但现在很难了。行业的门槛高了，生活压力也在加大，如果你只是做普通的“掏粪”，完全没有意义了，你需要做其他社交媒体代替不了的东西。——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2.
在便士报出现之前，大部分报纸均以对全国性政治内容的报道为主，其余是广告、商业信息和社论，主要依靠政党、党内派系和有志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做出经济支持。由于价格昂贵再加上内容的特殊性，所以读者群多为商界、政界的精英。
报纸的社论内容常常以党派鲜明、煽动性浓重和火药味十足的个人化倾向为核心，记者实际上就是以来政阀、商人、掮客和公职候选人的秘书一样，衣食住行、社会地位均由他们来决定。
也就是在这个政党报刊年代，美国作家詹姆斯·库珀撰写了一系列书籍，例如《归途》《重归故里》等等，用作抨击美国新闻业的长矛。他在其中认为，新闻媒体是“腐化”“粗俗”和毫无教养的。在他看来，媒体拥有最不受欢迎的中产阶级特质：狭隘的地方观念、对私生活的极不尊重、贪求个人利益等等。
1833年，第一份便士报《纽约太阳报》创刊，两年后《纽约先驱报》等报纸也相继出现。1便士的价格让更多的公众拥有了报纸阅读的权力，广告商占据大量的经济支撑；逐渐，便士报开始宣称自己不受政党的影响，新闻成为报纸的重心。同时，作为新闻实践的规范和要求，客观性原则也逐渐成为新闻业内部进行行业自律的重要操守。
新闻客观性的核心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将「事实」和「价值」的内容区分开来的同时，要警惕事实获取过程中所存在的被扭曲和为人控制的部分，要做到对事实内容进行核查，保证事实不会出现偏倚和失衡。
客观性的实践准则中包括了：多源事实信息核查、观点和事实的剥离、注意使用动词而非形容词、遵循引语和事实归属的准则、慎用匿名消息来源…
“新闻业对于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循何种标准；同时，它也是一种政治承诺，指导人们应该选择哪些人评判我们的言行。”
但问题是，新闻的生产空间并非完全真空，受到记者的主观判断、成见、价值观以及媒介组织采编方针、消息来源、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新闻并非能够达到绝对的客观，即使它将其作为毕生追求和理想的圭臬。
甚至有些时候，新闻的发布还会受到政治决定，上传下达的组织命令让其无法阐明「为何不发」或「为何要发」的原因。公众一边期待着客观公正的新闻业诞生，另一边新闻业却又遭受着无法言说的压力和身不由己的控制。
新闻无法客观，这是与教科书相悖的事实。
# 新闻理想从未消失
# 它只是应该被落到实际的生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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