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凸显西方文明扩张本性
十字军东征持续了近200年，日耳曼部族的尚武秉性、罗马的帝国观念以及基督教的传教热情和圣战思想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长时段来看，这是欧洲文明内在扩张性最为典型的体现之一。
1095年11月27日，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各地显贵和骑士们集结东征，发起解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圣战”，由此拉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大幕，断断续续近200年之久，大规模战争前后有8次。宗教狂热、英雄崇拜、政教纠葛等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无疑，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有独特的背景和原因，但总的来说，更深刻、更本质的原因，就是欧洲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内生性的扩张性格。事实上，在5世纪中期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11世纪中期，日耳曼的部族习俗、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和基督教会的宗教观念开始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扩张冲动的欧洲文明。
日耳曼部族的尚武秉性
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诸多蛮族王国。日耳曼人各族原本居住在罗马帝国直接统治的疆土之外，尚武是他们的民风。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就强调了日耳曼人的尚武风习。据其记载，日耳曼人把丢掉盾牌视为奇耻大辱，将战争中苟全性命的人绞首，以结束其“不名誉的生命”。他们按照家庭和血缘关系来编排军队，“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以此来激发勇气。他们“选拔将军以勇力为标准”，将军们则“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侍从们激烈争夺荣誉，首领们则争夺最勇敢的侍从。侍从们经常簇拥在首领身边，彰显首领的荣耀和力量。首领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首领，也是他们的耻辱。如果首领战死，而自己却生还，这就是毕生的羞辱了。最能体现他们好战性格的是，“如果他们的本土长年安静无事，那么很多高贵的青年就要自愿地去找寻那些正在发生战争的部落；一则因为他们的天性好动而恶静；再则因为他们在危难之中容易博得声誉；三则因为只有在干戈扰攘之中才能维持人数众多的侍从”。他们宁愿向敌人挑战和遭受创伤，也不愿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他们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
塔西佗所描述的这种尚武民风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比如，在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贝奥武夫》和法兰西11世纪初的《罗兰之歌》中，都有对首领骁勇善战和扈从忠心勇武的描述。9世纪加洛林王朝一位贵族女子杜奥达（Dhuoda）在写给儿子威廉的手册中，告诫儿子应恪守对国王秃头查理的忠诚，服侍国王，为国王勇敢作战，不惜性命。这种好战民风不仅体现在中世纪早期的蛮族王国，也延续到了中世纪盛期的各个王国，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动力之源。
罗马的普世帝国观念
帝国观念，尤其是普世帝国的观念，是古典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重要遗产之一。罗马共和国在数百年的不断扩张中，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以地中海为内湖（罗马人称之为“我们的湖”）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有时延续共和国的传统被称为“共和国”（res publica），有时被称为罗马人的“统治”、“管辖”或“帝国”（imperium），有时直接被称为“世界”或“全球”（orbis terrarum），即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同心圆。罗马帝国初期的著名诗人维吉尔把“统摄万民”作为罗马人的天赋和使命，罗马的法律体系中涉及罗马人与异族人、异族人之间的法律称为“万民法”。
在西部帝国解体并被诸多蛮族王国取代以后，普世帝国观念一度只在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保留着。而查理曼通过征服战争重建西部帝国之后，普世帝国观念在西部死灰复燃。查理曼不仅吞并了伦巴德王国、巴伐利亚公爵国、阿奎丹公爵国等，还征服了萨克森人、弗里西亚人以及一些斯拉夫人，身兼两个王国的国王。他效仿东部皇帝，制作和发行印有皇帝头像的银币，在亚琛修建罗马风格的教堂和宫廷建筑，延揽学者，介入圣像崇拜等宗教争端，制定和发布各族的成文化习惯法，频繁召集宗教会议并制定教会法规，向拜占庭皇帝和阿拉伯的哈里发谋取外交往来和国际认可，甚至接受来自耶路撒冷牧首的“钥匙”，等等。
1098 年安条克之战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战役。图为描绘这场战役的油画，19 世纪由Frederic Henri Schopin 所作 Fotoe/ 供图
在中世纪早期，世俗帝国观念开始与基督教的普世观念结合在一起。人们以古代历史撰述和圣经文本隐喻为依据，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四大帝国”相继更替的历史，罗马帝国则是世界终了前的最后一个帝国。从史学撰述和历史观念上，罗马帝国也被视为对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的继承和拓展。否认不同帝国的并存，只承认前后帝国的相继，是普世帝国观念的典型表达。813年，查理曼在5个重要城市同时举行宗教会议，随后召集各地教会精英会聚亚琛，制定了总体决议。这一决议中一再强调“单一的上帝父亲、单一的教会母亲、单一的信仰和单一的洗礼”。虔诚者路易统治之后，更是在多次会议中强调了“帝国的一体”（unitas imperii）。在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面临维京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撒拉逊（阿拉伯）人的侵扰，欧洲在政治上支离破碎。虽然帝国观念大概只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奥托王朝延续着，但是通过征服战争兼并其他王国和疆土，争做多个王国的国王，博取皇帝的名号，成了西欧一些君主的共同梦想。比如，869年，当西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秃头查理在梅斯加冕为中法兰克的国王之后，他“以拥有两个王国为由，命令人们称他为皇帝和奥古斯都”。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诸侯们在耶路撒冷等地建立了若干十字军国家，狮心王理查德征服和吞并塞浦路斯，这背后体现了他们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构筑帝国的梦想和野心。恰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查理曼得封圣徒（虽然并非广泛认可），有关查理曼的传奇故事广为流行。这些都体现了欧洲对罗马帝国征服文化和帝国观念的继承。十字军东征的发生和延续，与这种普世帝国观念有密切关联。
基督教的普世教会和圣战观念
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了普世性主张，认为上帝是一切事物和族群的创造者，一切族群要么已经是上帝的追随者，要么未来会成为上帝的追随者；上帝之所以将以色列人作为“选民”，就是要让他们在各个部族中充当榜样，使其他部族效仿他们，信奉上帝。基于这种观念，基督徒具有积极的传教精神。而这种传教精神一旦与日耳曼尚武精神相结合，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扩张冲动。
基督教在发展之初，积极批判当时的部族战争和私人暴力，主张爱邻人、爱仇敌。但在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宽容基督教之后，特别是在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之后，罗马帝国的对外战争开始具有打击异教徒的性质，甚至一些人开始主张用火与剑来根除异教。在拜占庭帝国，因为皇帝是“神圣的”，因此皇帝所发动的战争也通常被视为正义和神圣的。在昔日西罗马帝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蛮族王国中，虽然有些教会人士把战胜恶欲和贪念视为精神之战，把修士从精神层面视为“基督的战士”（militesChristi），有一些武士在弃绝兵戈之后得封圣徒，成为“基督的战士”，但总体来说，俗世战争和精神“战争”还保持着明显区别。
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国家的战争和教会的宣教日益靠拢。加洛林家族在争夺王权的过程中寻求罗马教皇的援助，罗马教皇则借助法兰克王权来抵抗伦巴德王国的侵扰。丕平（751—768年在位）登基称王、兵进意大利、向教皇“献土”，查理曼（768—814年在位）征服伦巴德王国、南下远征西班牙穆斯林、北上讨伐萨克森人，都被教皇和法兰克王国的教会精英赋予宣教或护教的意义。查理曼在征服萨克森人的长期战争中，暴力烧毁萨克森人的异教偶像，用刀剑迫使他们皈依，强行在萨克森地区建立主教区、修道院，因其有利于传教而广为称颂。因此，罗马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将查理曼加冕为皇帝。艾因哈德所写的《查理大帝传》成为后世王子们的启蒙读物和治国宝鉴，查理曼则成为君王楷模。
在加洛林帝国瓦解之后，随着维京人的侵扰、穆斯林的挑战、斯拉夫人的攻击、匈牙利人的进犯，欧洲大陆王权旁落。地方诸侯则风起云涌，广修城堡，独霸一方，彼此混战。这一方面造成了欧洲内部的频繁战乱，另一方面强化了领主扈从关系。领主以笼络武士扈从和争夺土地为荣，扈从争相效忠领主，谋求犒赏，普通的民众则纷纷沦为农奴。按照教会法，教会组织不能直接掌握和指挥军队，为了在泛滥的暴力和频繁的战乱中自保，他们发起了“上帝和平”与“上帝休战”运动。他们号召在星期天（“主日”）、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以及当地圣徒的瞻礼日休战，谴责破坏“上帝和平”的人，并拒绝为他们、眷属、部下或领地民众提供宗教服务；赞扬捍卫“上帝和平”的武士为“基督的战士”。这一运动传播甚广，对社会各阶层影响很大。教会上层借此加强了自己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一批世俗显贵开始以捍卫信仰、保护教会为荣，借此打击和压制竞争对手，提升家族威望。许多骑士开始在晋封典礼上宣誓援助鳏寡孤独、保护妇女儿童，骑士手中倒立的剑也开始被解释为十字架。一方面，领主与骑士之间的主从关系普遍发展，激发了战争的欲望和动力；另一方面，和平运动却日益强调基督教国度内部的休战。蛮族尚武精神与教会和平运动这两股彼此矛盾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其结果和出路就是内部休战、向外扩张。这正是十字军东征的社会条件和观念基础。
事实上，基督教会在9世纪中后期就经常直接介入战争。849年，教皇利奥四世（847—855年在位）跟随罗马军队在台伯河河口抵御穆斯林海盗。885 年，刚刚被授任为巴黎主教的戈兹林（Gozlin）率领民众抵挡维京人，次年战死。时人还为此创作了颂诗。这一时期，一些主教不仅率兵打仗，还亲自披坚执锐，被誉为“最勇敢的”（fortissimus）主教。更多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则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军务，比如征发兵役、战前动员、后方补给、疗抚伤残、安葬亡人。这一时期，教廷施与抵御异教的人更高的精神“报偿”。教皇利奥四世和约翰八世（872—882年在位）都宣布，为保卫教会和抵抗穆斯林、维京人而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的演说包含类似的宣言：“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可以说，9 世纪到11世纪中期教会对战争尤其是对外战争的神圣化，激发了“圣战”的观念和欲望。这构成了11世纪末期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条件。
当然，除了“圣战”观念外，悔罪、朝圣等观念也对十字军东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对犯有过错的教徒施行各种惩罚，比如剥夺圣餐、革除教籍等，受罚者应当按照罪责的轻重，作出相应的悔罪。9世纪以后，尤其是10世纪和11世纪初期，承受旅途的艰辛和风险，远赴罗马或耶路撒冷朝圣，是颇为流行的悔罪方式。这激发了欧洲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高度关切和朝圣热情，也是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之一。
西方文明的扩张本性
十字军东征持续了近200年，日耳曼部族的尚武秉性、罗马的帝国观念以及基督教的传教热情和圣战思想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长时段来看，这是欧洲文明内在扩张性最为典型的体现之一。除了去往东方“圣城”的十字军外，中世纪欧洲在西班牙、西西里等地出现了讨伐穆斯林的十字军即再征服运动（Reconquest），在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讨伐斯拉夫人的十字军，在法国南部出现了讨伐阿尔比派异端的十字军。除了这些具有宗教性质的十字军战争外，12、13世纪来自德国西部甚至法国等地的移民，大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德国东部和斯拉夫地区，形成了长期而缓慢的大垦荒运动，即欧洲中世纪史上的东进运动。其中的原因，除了中世纪盛期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口自然外流之外，也包含着世俗显贵扩张疆土的欲望和教会精英传播宗教的热情。
虽然14世纪中期黑死病的蔓延致使欧洲各国向外扩张的步伐有所放缓，但是从15世纪末期开始，欧洲人再次掀起了长达数百年的扩张和移民浪潮。航海家探寻新航路和新大陆，君主们抢夺疆土、划分地盘，富商巨贾远贩物品、采买奇货，普通民众也怀抱着淘金致富的梦想，纷纷踏上异域土地。基督教会的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其中。最早探寻新大陆的国家，正是在再征服运动中培育起高昂宗教热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新大陆的发现为传教士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耶稣会士开始在亚洲、美洲和非洲大规模传教。各种新教徒，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徒，把新大陆视为躲避迫害的乐土。近现代欧洲殖民主义不仅包含着资本主义的逐利欲望，也带有基督教会在普世主义观念下的宣教热情，释放了世俗各阶层夺取疆土、财富、荣誉的冒险精神和尚武秉性。从精神内核上看，这种殖民主义与十字军东征不是如出一辙吗？当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并在随后100多年对其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法国政府宣传和动员战争的策略之一，就是把殖民战争说成新的十字军战争，号召民众效仿六七百年前的十字军战士，发扬骑士精神，到遥远的国度保卫新的“耶路撒冷王国”。虽然这种殖民征服的具体形态与十字军东征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体现了欧洲文明的扩张本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国家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逐渐转向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殖民主义。他们通过输出非核心或非前沿的科技，打压输入国的自主创新，企图在科技迭代过程中始终维持自身优势，使输入国陷入永久的科技依附。他们通过影视、娱乐、艺术等方式向外传播文化，在后发国家培育对其文化的认同和模仿，通过后发国家对西方文化产品的消费谋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甚至使后发国家陷入丧失文化自信的境地。虽然十字军东征早已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谈资，虽然罗马教廷早已不再具有直接召集“圣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基督教会依然伸张自身的“普世”性，保持着传教的热情。虽然欧美国家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裂痕和矛盾，但是他们依然强调西方制度、文化和价值的“普世”性。个别强国虽然不再公开宣称帝国名号，但其霸凌行径却秉承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诸帝国的帝国观念。探寻八九百年前十字军东征的深层动因，有助于我们审视西方文明的实质，警惕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扩张。
（作者：李云飞，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