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上的发言（2020.5.21）
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尽量简短地向各位汇报我的基本看法。我们在面临“强起来”的新时代，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征途之上，中央已经在金融方面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指导意见，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历次会议和专门的金融工作会议里，形成了我认为可以归为大局观、大监管、大框架三个概念之下的通盘指导。首先大局观就是需要正本清源，纠正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偏差；大监管就是要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一行两会”；大框架是在深化改革防范风险的同时要把我们的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以及现在必须特别处理好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小微金融、金融精准扶贫等纳入一个有机结合的大体系。在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中，我想提出研究者视角上可以概括的八个方面的“势在必行”。第一是以金融的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在中国升级换代发展势在必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这个非常简洁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心血管系统，所以它有核心的地位、功能，但是实际生活中如果它的运行出现偏差，也可能变成空心。我们已看到了国际上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有我们国内曾看到的一些局部的像“跑路事件”等等这样的教训。所以，怎样让金融真正落在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支持国民经济健康长效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创新发展，处理好这个重大问题是势在必行的。第二，是我们要以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这势在必行。我的基本观点是，仍然得看到中国的金融领域里存在着过度的垄断因素。金融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有准入方面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和别的行业不同，它必然带有持牌资质、特许经营等带来的类似于垄断的特点，但中国金融领域的问题是存在过度的垄断。我们从上市公司净利润排序的中美之间对比，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前十家，清一色是银行，美国方面前十家只有三家是银行；从上市公司行业获利水平的排序来看，中国方面银行是鹤立鸡群的第一位，它比第二个行业高出4/5以上，美国排第一的不是银行，银行是第二位，而从第一到第二、第三，一直到后面，是相对平滑的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曲线。中国和美国情况大相径庭，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里要素流动很不充分。换句话说，就是存在着过度的垄断因素，它不利于我们形成金融的多样化和由此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资本市场，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里多样化的融资需求。那么接着第三条，我认为势在必行的就是在改革中提高我们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多样化水平、消除过度垄断因素的这个过程中间，要注意到中央已经明确提出的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美国直观的经验，是它直接金融要占到80%左右，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它的数据来作要求，但是我们现在只占20%左右，和美国正好相反，反映的是直接金融的发育严重不足。直接金融和银行信贷间接金融比较，主要的核心要点，在于间接金融、银行信贷必然要注意吸储而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要严格防范风险，所以它特别注重抵押物，又必须是在放贷的风控环节要求签字之后责任终身追索，这样的运行当然被认为安全保障度比较高，但是它并不能够充分地适应企业家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特性。直接金融的股市、债市、私募等等，却没有这样一个道义上的压力（“用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运作机理是以相当高的风险度去寻找支持对象，更有利于企业家通过路演、通过自己创意的宣传获得支持，而虽然往往成功率较低甚至很低，但一旦成功，全盘皆活。所以，直接金融在中国的特定的意义，一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第四条，我认为以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来匹配金融创新，支持超常规发展，也是势在必行。现在我们的金融界遇到了很多的困惑，包括一开始有长期工作经验的王省长，他提出了十个问题。我认为其中很多看起来令人纠结的问题，和我们须认识金融双轨制在中国可以预见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必然存在，有着密切关联。如果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顺应这种格局的话，我们就必须让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有不同的轨道、不同的考核标准、不同的运行机制，当然，又是需要使它们这两个轨道相互呼应协调。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我们国内的初步经验，都已是非常丰富的。像很多的小微金融、三农这方面的融资支持，还有我们所说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等，有浓厚的政策性色彩，它们这种机制，是运行在政策性金融轨道、或者称为开发性金融轨道上，我认为它的要领是一定要有政策性资金支撑。比如财政贴息，是用公共资源支持，给出特定的优惠贷款来达到政策性目的。政策性资金要市场化运作，对接市场，兼容市场，要有专业化的管理，还要追求“四两拨千斤”式的杠杆式的放大。去年非常时期非常之策，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里中央财政拿出两千亿以上直达到基层一线，以财政贴息的方式给大量小微企业“活命钱”，让他们能生存，然后才能进一步发展，才能托住中国就业的底盘。这就是一个在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方面，杠杆式的放大。由此把优惠贷款给到了过去如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则注定无望得到融资支持的大量小微企业的运行中间。对这些，还要有很多更丰富内容的政策性金融创新的探讨。比如PPP，比如我们现在地方都高度关注的产业引导基金等等。第五个方面，在金融创新中对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势在必行。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迫切。实际生活中我们并不讳言，碰到了一些现在必须对已经形成的、很有影响的头部企业他们的偏差作出矫正的需要，但总体来说，我愿意强调：从领导人到管理部门，反复表明的是，现在对蚂蚁金服上市暂时叫停和对阿里巴巴公司等认定“二选一”为垄断因素而实施罚款等，绝对不是否定这些互联网+创新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继续发展的必要性，是为了让他们更健康地发展，是继续要坚定支持这些数字化平台在国际竞争中间实现健康而长期的发展。第六点，是我刚才提到的PPP。我认为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认识它怎样形成结构优化方面的所谓“聪明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以及支持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提升的老百姓美好生活愿望得到实现的民生改进。在前些年，国务院领导、有关部门把PPP作为创新的重中之重，推动了它的大发展，然后又有加强规范性方面的调整。在调整中，有些地方同志说PPP像是要被叫停，而我一向有个鲜明的观点：它在中国不可能叫停。支持中国从中央层面的现代化战略、到各个地方、包括中部的各个省级行政区必须考虑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不能不用PPP，这样一个守正出奇的机制，主要是如何让它更好兴利防弊而可持续地健康发展的问题。第七点，我认为从整个国家层面，还必然要解决我们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怎么样可兑换而决定性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这个事情可简单比照一下香港：现在它的GDP已经明显不如深圳，但是深圳在“金融中心”的概念下，为什么完全不可和香港同日而语？就是香港金融中心是匹配着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它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功能。索罗斯敢发动狙击战的时候，香港它抗御了这种外部冲击，所以它可以在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到尽可能的极致状态。我们自己必须承认，人民币虽然现在国际影响是在逐步提升，但如果不走过这个“自拆防火墙”的坎，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便是空话。当然这样一个条件怎么具备，那是需要慎重探讨的问题。中央考虑的问题，在某些局部又似乎可以试点，如果你看到海南打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的前景，一旦它放开一线、锁住二线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海南先行试点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这还是个纯粹的探讨性问题）。最后一条，一定要掌握好金融创新发展和风险防范结合中，“规范中发展”与“发展中规范”的权衡关系。总体来说，看不准的创新与运营，首先应取克强总理说的审慎包容的态度，否则你不知道到底怎么规范它的风险，那么想当然和极端化的“防风险”，会扼杀很多创新的生机。但一旦发现能八九不离十地认准风险，则要赶快加以防范。这样的经验，我们还得不断总结。如果从金融创新支持升级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进一步讲金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升级，从全国到中部，再到各个地方辖区，我认为实际上可以结合支持效果来看，以实际的绩效，反推金融支持是否合乎我们的意愿。中国现在总体来说被称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已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制造”还必须发展为“中国创造”和智能智造的“中国智造”。中国现在总体的产能，是在整个供应链曲线（“微笑曲线”）上的中部，左边的创新、形成品牌设计成功，以及右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自己主要形成的产能是在中间位置，虽然这带来了我们自己很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老百姓取得的工资收入，我们国家的GDP，政府的税收，这样也是我们切入全球供应链必然的切入点，但是走了这么多年以后，实际上中国整个制造业的水平在全球还只是中等水平，高水平上有美欧日，而现在美国带头要全面遏制中国，后面崛起的新兴市场主体又在追我们，逼着我们很多原来产能集中区现在要“腾笼换鸟”，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时间窗口之内，把我们的位置托到左右的高端，我们就会被两面夹击，夹在中间余地越来越窄。中国总体上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发展，我认为就是要把我们主要的产能，积极地推向左右的高端，走向有比较高的附加值的那种状态。比如，我们已经在本土生产全球80%以上的儿童玩具，但是大家想想，有什么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吗？想得到的是芭比娃娃，在全球长盛不衰好几十年了，但是左右高端在外面；我们在本土上有大量的手机代工，郑州附近的那个30多万人聚居的厂区，订货高峰期24小时三班倒，源源不断生产苹果手机，但中国本土拿到的只是中间最低的收入。当然，我们也有成功的例子：过去广州汽车生产厂家产出有口碑很好的“广本”，我在财政科研所当所长十多年坐的就是广本，开到60万公里不必大修，感觉相当不错，又省油又舒适，但是高收益是在日本人之手。而这些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广州厂家推出了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其中有一款广汽传琪，在中国本土汽车销售滑坡的时候，它每年都可卖出几十万辆。所以，我们的升级努力中，已经有这种成功的先例：广州汽车厂家把自己的位置推上了左右高端，而且从这种趋势来说，以后把生产线迁到越南，它仍然可牢牢掌握着左右高端的高收入，而且组合成自己更合理的提升绩效的跨国公司式产能分布。这种腾笼换鸟调整产能分布，与当年外部的产能进入中国本土是一个道理。我们的关键，是在全国，在中部，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要抓住一切机会，以金融支撑匹配上我们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把中国总体产能的位置，向左右高端推上去。在这方面来说，不以GDP论英雄，那么以什么论英雄？显然，需要基于人本主义立场，以改进民生、以环境保护来论英雄，也要以这样的产能升级来论英雄，论金融应追求的对全局的贡献。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